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政府与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正式签署“智慧离石”建设、运营总包协议，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专业公司运营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建设智慧城市。中国网专访易华录公司董事长韩建国，解读智慧城市建设、PPP模式以及与吕梁的此次合作。

记者：您如何理解智慧城市？

韩建国：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我们认真学习了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精神，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

其实智慧城市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我理解的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服务于人、实现人的更大解放和人得更好发展。怎么把人从原来的不方便中解放出来，怎么让人得到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这是智慧城市的追求。。经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是信息社会，或者说是知识社会、智慧社会，利用科学技术和人类最新的研究成果——信息化、互联网去改造我们的生活，这就叫智慧城市。

解放人和发展人要求“宜居宜业”，“宜居”是要住的舒服，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衣、食、住、行、用，生活品质更高。“宜业”包括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手段给人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过去我们都集中往大城市去，甚至不怕雾霾，因为大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金融、信息的中心，实际上那是信息的不对称。现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深山老林里面，只要有互联网覆盖，照样能够站在家里面连通全世界，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力变化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再具体体现在生活方式、业务方式以及商业模式的变化。

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很朴素、很简单的追求，那就是满足人最基本的所谓“懒人”需求，谁能满足这个需求谁就是赢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是一句虚话。过去不太容易实现，但是信息网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在网络上建立城市，在网上完成交水电费等等事情，这样效率提升了、时间节约了、成本降低了，让我们省出时间再进一步充实发展自己。

 

记者：您认为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韩建国：首先还是对智慧城市的理念普及，尤其是政府对于顶层设计的重视。过去产生了很多的信息碎片，那是缺乏顶层设计，并没有把信息共享成为一个大数据。因为共享之后才有大数据，进行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才能做出宏观判断，才是有指导意义的决策参考。十八大时提出了新理念“第五个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导我们怎么样去经营一方水土，去管理社会。过去也有信息技术的应用，但第一落后，第二不成系统。现在需要把这些整合起来。政府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这样新的理念，对智慧城市的认识提高，把智慧城市作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新鲜有效的工具。

另一个难点是体制的问题。我刚才说了，生产力的进步必然改变生产关系，我们几个社会阶段，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是因为工具的生产力变化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过去设了那么多的委办局，形成条条框框，随着信息化的冲击，在某种意义上是变革，是颠覆性、革命性的，实际上就冲击到原来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式，我们遇到的阻力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这些方面。例如个人和企业的征信系统，一个企业是不是遵纪守法，坑蒙拐骗的事干没有干过，品质出了什么问题，全都清楚。原来信息不对称大家不知道，现在通过智慧城市的手段、工具，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地知道，政府管理起来也就不用那么费劲了。这样何乐而不为，这样的好事挡都挡不住。尽管在整个的过程中会有曲折，会有一些阻力，但这是大势所趋，是未来的代表方向。受到消费者、老百姓的欢迎，就是有前途、有生命力。

记者：关于顶层设计，您有什么建议呢？比如您说的信息共享问题，据我所知有些城市会建立一个大数据局，或者是其他机构，这些机构是跟其他委办平行的，把这些数据搜集起来，之后再来统筹数据之间的关系。易华录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是怎样的？

韩建国：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从技术上实现“一个中心、四大体系、20项工程”，提出整体解决方案，“一个中心”是城市运营管理服务中心，这个提法就类似你说的所谓的大数据，现在大数据太空太泛了，什么都可以叫做大数据。真正对城市来讲，这个城市运营管理服务中心不仅仅是大数据，实际上还有数据的应用和处理，是比较全面的、容易落地的。不仅方便政府提高办事效率，对城市事件进行监督管控，还可以对各个委办局之间数据进行交流。而且，城市运营管理服务中心还将整合海量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获得决策依据，这也是大数据在政府中的应用。“四大体系”涵盖基础信息、政务管理、经济产业、民生服务。20余个系统工程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智慧云亭等。比如O2O的线下平台，华录智慧云亭将搭载金融缴费、行政办事、公共安全、电商物流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并能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提供不同的功能组合的产品和服务。智慧城市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易华录为离石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的服务涉及到民生、政务、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

记者：吕梁是处于转型发展期的典型城市，在问题为导向、需求为导向的智慧城市建设选择下，智慧城市将从哪些方面展开？

韩建国：我们提出“一城一策”，已为国内230多个城市和海外十多个国家提供了技术服务。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不一样、发展重点不一样、兴趣点不一样。所以每个城市的方案基本上是定制化的。比如说天津，最有效的是中小微企业的智慧融资平台；临朐沂蒙山，做智慧旅游、智慧城管。

吕梁作为煤炭城市，它的能源资源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里的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回避能源问题，还要多方调研，结合当地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基础、产业资源，和原有的文化资源去进行能源转型。采用互联网+智慧城市理念，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为离石经济提升、产业转型、民生服务做出贡献。智慧离石将实现：第一，互联网将与传统产业深度结合，例如，通过互联网收集新需求，拓展新业务，扩大品牌知名度等；第二，充分发挥互联网开放透明公平特性，整合政府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孤岛；第三，通过互联网为企业、百姓服务，进而收集各种数据资源；最终实现基于大数据的新产业发展，激发离石巨大潜能。

记者：现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运用PPP模式建设智慧城市是否有一定风险？

韩建国：经济转型中阵痛是有的，但首先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信心在哪里？在于相信人们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就是需求，这就是信心，这就是市场。只要找到最根本、最符合人性的解决方案，那肯定输不了。在全国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冬天肯定有的，企业也一样。但是冬天并不可怕，大家抱团取暖，共同调整。在冬天的时候准备好迎接春天，开春以后，再去变暖。

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将PPP作为地方融资的新方向。财政部随后发出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要求推广运用PPP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项目示范。此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意见，投入了极大力度支持PPP模式在国内的推广。现在PPP模式已成为趋势，并逐步成熟。PPP模式实现了政企的真正合作：由政府合力把关筛选项目、给予特许经营权、风险共担利润共享、风险管理透明化、长期经营等，无疑对社会资本有很大吸引力，加上吕梁具有丰富的资源，在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能实现企业长期盈利，从而实现政府、社会资本、企业的共赢。

说到风险，要看你是否在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首先是做正确的事情，第一要符合国家的整个发展需求。第二，发挥行业的发展需求、趋势需求。第三，你能够干好它，还要有创意、有品质地做好。正确地做事，第一，要有远见；第二，要有品质；第三，要有活力；第四，要有文化。我觉得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思路，先进的思想指导下的，那肯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每一个事情总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在创新和探索的过程中。现在李克强总理也在说，要有容错机制，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总是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挑战。怎么战胜风险？就看你是不是有杀手锏，那就是思路、顶层设计和软实力，以及面对风险能不能管控，它是一个系统全方位的思考。

记者：谈到政府与企业合作，您觉得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政府可以释放什么样的资源？

韩建国：现在任何政府的资源都很多，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非经营性的，例如信用中心，由企业来做，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做起来更专业，也不需要政府增加编制，政府也不用自己来做每年的系统扩容、升级；第二类是总经营性的，包括城市管理、社会安全、公共安全、交通等，例如台北的整个交通不是交管局管的，交警管违章罚款、处理事故，而其他平常的交通是由台北城市运营服务中心管；第三类是经营性的，就是搭了这个平台以后，共同经营，企业、商铺原来都是势单力薄，现在搭建大平台，大家共享产品的宣传、推广等，把它打造成一个通向全球互联网的空间和平台。我们说“1、100、10000”，一个平台、一百家企业提供服务，实现一万人的就业，服务城市几十万甚至百万的民众。

这样政府也可以比之前的财政支出更小，但由于跟专业的人员合作，反而得到更大的收益和更好的效果。

记者：现在BAT或者其他民营互联网企业也会提供城市民生的信息服务，智慧城市的建设与之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韩建国：第一， BAT是互联网发展初期相对成功的几个典型。它的成功给我们昭示了互联网的威力，互联网工具、互联网手段对原有商业模式冲击，以及新商业模式的成立，给予我们很多的方便，让人们认识到这个工具太伟大了。

第二，怎么去破局？专业化、精细化、长期化、区域化运营，这是 BAT初期成功模式的进一步升级。智慧城市实际上是我们对电子商务的深化和扩张。BAT初期做的事情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并没有涉及到政府。智慧城市的含义更广泛、更深入，要求的能力更强。现在互联网要加整个城市，对技术能力的挑战比较大。它是互联网运营的纵深，让互联网应用更大发挥它的效力，不只是改变我们的消费方式，还要改变我们整个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社会。智慧城市需要长期运营下去，它的空间要比互联网初期现在已经显示出成功的这些企业更大，它的持续性和长期性比那个更有生命力，它具有不可取代性，也将更受欢迎。

 

记者：PPP、智慧城市的概念都是起源于国外，现在中国在起步阶段，吸收了哪些国外优秀的经验？又有哪些中国的特色？

韩建国：我们参加了发改委城市改革发展中心组织的多次相关研讨，智慧城市早期是IBM提出的“智慧地球”，之后在日本、韩国、德国这些国家也都有具体应用的实践。但是这些国家原来的包袱比较重，城市建设已经很成熟了，例如通讯网络，我们到处都是光纤了，他们就没办法全部改造。它那是一张老画了，已经画的很好，再去拆反而更复杂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在于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每个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都不一样，例如日本智慧城市的核心就在于节能。中国情况更复杂，有城镇化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绿色生态环保的问题、大城市数字安全问题等等。现在提出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这几个理念，有了这样的总规则用智慧的手段去解决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每个地方因为区域广阔，各地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所以基础不一样，才有“一城一策”，主要是解决当地最急待解决的。我们拉出清单以后，一定要分个A、B、C，哪些是最优先做的、哪些是中期的、哪些是长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解决自己的问题，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用的是全球通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