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发展下一程
来源:新华网 更新时间:2016-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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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振强

     城市趋势研究将城市和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它的思考对于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科学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是现阶段指导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理论与方法体系。它的全面推进将有助于从整体角度认知城市发展的本质、城市与区域的空间协同战略、城市文明的脉络与走向、城市问题的剖析、解构与缓解、城市统筹效率的协调性等。系统梳理了我国城市趋势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学科(群)建设发展现状。为了满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需要,城市趋势研究必须在现阶段围绕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和我国城市发展的关键领域,开展系统性地研究工作,起到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城市规划、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等为主要切入口,探索智慧技术创新应用的协同设计28个关键领域。

    一、智慧技术促进城市科学规划设计与管理

     城市规划学的设立最早源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该校于1909年成立了英国第一个城市规划系。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主要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与设计和城市规划管理三个方面展开。在城市规划管理中融入营销的理念,在经济竞争的背景下,提高城市吸引游客,居民,商业活动和投资的能力,它逐渐发展成为以工程规划技术为基础,由多学科共同复合的综合性学科。从我国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发展现状来看,城市规划目前更多的还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尚未形成真正自身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2011年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制了“增设‘城乡规划学’为一级学科论证报告”,此后城乡规划学从建筑学独立出来,正式成为一级学科。

    1.1城市与区域空间绩效的多元研究与发展战略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速度的加速,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空间演变的重要趋势之一。它深刻影响城市的空间形态与资源物质信息资本的流动。与此同时,当前业务化的城市规划亟需从项目城市空间的同时,充分考虑该城市所处的区域背景,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城镇格局的动态变化、快速轨道交通的推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内在动力的影响下,城市间和区域内的竞争,要求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向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延展。构建空间绩效管理的多元理论、方法和评价体系,注重生态与环境要素的融入,加强区域协调,建立以空间关系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平台,并基于此,完善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发展战略,优化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发展格局,在提高整体空间绩效的同时,提升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水平。

    1.2城市温室气体(或碳)排放估算与低碳城市规划方法体系

    能源是城市发展的首位物质基础,我国现阶段城市能源利用具有对外高度依存、结构高度碳化、利用效率低和污染强度大等特点。既是应对世界与区域性气候变化的需要,更是为了承载我国城市文明的中长期发展需要,国家提出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因此,城市能源必须逐步过渡到可持续、低碳、清洁和绿色的利用形态,这与国际城市能源利用的趋势保持一致。城市的低碳化与低碳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城市规划发展的新模式。构建城市尺度的碳排放估算方法,是低碳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与城市规划的尺度相结合,如城市形态、土地利用、产业发展、能源利用、交通模式和城市建筑等方面,在规划设计中引入并落实低碳的理念,逐步形成低碳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控制性指标体系和规划设计导则等,从而构建低碳城市规划的方法体系。当前,城市尺度温室气体或碳排放清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和四川等地区的城市率先展开。在加强城市尺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研究的同时,注重对能源生产/消费型城市的规划,提高其应对低碳经济挑战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新区/新城的开发建设,应当从严控能源消耗总量与强度的战略高度,通过低碳规划实现集约高效发展,促进精明增长。

    1.3规划信息化与城市空间数据模型的建立与应用研究

    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规划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规划管理、规划监管、规划参与、业务联动的信息化,但仍存在对信息技术的作用认识不足、信息化标准的制定滞后、信息资源难以共享等问题。这与当前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此同时,城市规划过程中涉及可观的数据资源,相关专项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实现城市规划信息化,有助于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方法引入到城市规划当中,在实现基础数据共享化、规划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城市空间数据模型,而逐步形成智慧的城市规划模型。国内正在研究在规划系统中将CAD、GIS和MIS集成的数据接口,并得到应用。城市空间数据模型是基于GIS的城市虚拟体,它能够对未来城市空间增长趋势和特征进行情景预测,对城市/交通规划方案、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和协调性进行模拟和评估,可有效提高城市规划与管理政策的科学性。我国目前主要是基于案例城市的研究及发展趋势的总结,来探讨城市空间增长的趋势,认为我国城市空间模型分为四类,分别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城市空间增长影响因素静态模型、基于空间发展理论和GIS空间分析的准动态城市空间增长模型、基于系统动力学微分方程(组)的城市空间增长动态模型、以及基于微观主体作用演变机制的城市空间增长模拟模型。国外已经开发出构建城市空间数据模型的工具(UrbanSim, Tranus, Cubeland等)。伴随我国城市数量和体量的发展,城市规划的信息化成为迫切的需要,从自下而上的顶层设计角度考虑,需要对城市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有动态的仿真模拟与问题警示,因此,从规划的信息化到城市空间数据模型的构建,是城市规划研究与实务推进的战略要点。

    1.4加快城市规划生态底图的编制与生态城市专项规划方法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其中指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城市规划实务展开之初,应考虑将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文明的要素作为城市规划的底图尽快构建起来。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将包括生态环境作为先导性工作在城市规划中予以规范,将生态作为约束条件,来引导城市空间的优化,避免在城市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规模化规划建设,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与此同时,从主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可通过规划来阐述城市的生态内涵。我国生态规划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起源于土地资源生态化利用的地理学、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生态学以及这两大理论的结合,为提高该领域研究成果在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应将生态规划系统性地引导到城市生态专项规划中,将生态指标纳入空间规划设计管理中。与此同时,生态规划应当从纯粹的生态学或生境保护延展为城市性生境的规划,从系统性的角度,至少解决城市的综合承载力预测(人口、资源环境、能源等),为城市适度发展提供依据;从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水资源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利用、低碳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和城市智慧管理等方面展开,建立成熟完备的生态规划方略,突破仅从生态约束的角度来实施生态规划,使得该专项规划与城市的规划建设相适应,并起到积极作用。

    1.5综合性和公众参与性为内涵的城市规划方法学开发与实施

    由于城市规划具有城市规划的“复杂性”、“社会性”与“非科学性”的特征,因此,城市规划从以物质空间属性规划向区域属性、社会属性、生态环境属性和人文属性等聚合突破现有的总体规划格局,实现更加全面、综合的规划。开展综合性的空间规划是未来我国城市规划体制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实践已经开始重点关注社会经济、人文发展、区域协调、环境生态等问题,而且这个关注将会持续下去,最终带来的是整个城市规划的体制改革,即从专业性的物质空间规划转向集物质、政策、社会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空间规划。集成理论与实务规划案例研究也需要从分散向综合丰富完善。与此同时,研究城市经济转型中城市规划的响应路径。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已进入快速推进阶段,经济全球化要求未来的城镇必须具有国际性的竞争力,仅有中低端劳动技能的进城农民、通过高等教育进入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等将成为未来城镇空间规划关注的焦点。城市居民阶层的分化、社会问题的空间解构等,不仅必须得到规划设计人员有效的认识和对待,同时也需要提升规划的公众参与水平。国外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国去借鉴,公众参与是民主整治的体现与表达,应改善以被动参与为主的局面,使得规划作为政府核心的公共政策得到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同时对政府的权利进行有效的约束。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权对于我们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矛盾、培养公众的公民意识(包括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等内容)进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社会意义。因此,开发综合性的城市规划方法学与建立有效公众参与机制的城市规划制度的研究是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核心,是城市规划成为公众权益代表和市民政府的最有效体现。
二、智慧技术助推城市生态文明向纵深迈进

     针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和人口高密度集聚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有关城市人居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活动逐步展开。当前,城市人居生态学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制定21世纪议程的科学基础。正确处理好人地的生态关系是人居生态研究的核心任务。生态卫生、生态安全、景观生态、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将是指导我国未来城市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基本思路。

    生态文明制度、支撑体系和实现路径的研究是我国城市生态学当前发展的核心。基于生态代谢原理的城市永续资源能源科学体系的研究应用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世界博览会在160余年的历史上,不但引领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在努力阐释科技对市民生活的有益改变。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园博园等城市生态实践为我国城市生态科学发展提供了光明的图景。为了支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城市生态学研究应当加强在优先主题方面的研究产出,为服务城市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2.1深化对城市形态功能的演变与局地生态系统变迁的耦合关系和影响路径的研究,调控城镇化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压力

    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生产、生活、还原再生功能,它们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统一体,并且这些功能与其结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要供给一定质量的生态环境,就需要使城市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可代谢各种废物的能力。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历史,以找出其已有的动态变化规律和特征,还要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现状做出评价,对其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做出预测,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调节和控制,以期达到城市生态系统的最佳功能。

    评价城镇生态支持系统的方法,如能值分析法、物质代谢全过程的生命周期分析法、基于反馈机制的生态控制论分析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然资产评价法和基于土地利用的生态足迹法等进一步得到优化,更加趋向从多要素、多变量、复杂过程和交叉性的角度来细致地分解并城镇化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剂量效应关系,分别从能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以及空间、时间尺度上评价和分析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生态过程。从过程的量化走向关系的序化、从数学优化走向生态进化、从人工智能走向生态智能。

    2.2强化对城市生态功能的演变与气候变化的响应关系的研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对城市文明可能造成的冲击的抵御能力

    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是靠其中连续的物流、能流、信息流、货币流及人口流来维持的。它们将城市的生产与生活,资源与环境,时间空间,结构与功能,以人为中心串连起来。厘清了这些流的动力学机制和调控力一法,就能基本掌握城市生态系统中复杂的生态关系。气候变化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冲击已经成为城市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事实,气候变化正对城市的碳收支平衡造成影响,使得城市的脆弱性伴随城镇化的推进,逐渐暴露出来。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城市在对抗灾害或环境问题的冲击时,显现出截然不同的韧性,如在地震灾害方面,2010年海地遭遇7.3级地震,海地首都太子港基本被摧毁,全国约30万人丧生,2012年3月墨西哥格雷罗州梅特佩克市遭遇7.4级地震,全市经受住了该地震,仅伤亡2人。在城市洪水方面,2010年巴基斯坦去年遭遇特大全国性洪灾,大约2000人丧生,1100万人无家可归。2011年9月洪灾导致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陷入瘫痪,街道因积水无法通行、汽车受困、加油站受淹,市政部门缺乏有效排水手段。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洪水防御系统使得该市能够抵御城市洪水的侵扰,成为防洪城市的典范。瑞士再保险最新报告对全球616个中心城市内17亿市民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全球范围内受到水灾威胁的人数超过任何其他自然灾害;从面临灾害威胁的人数来看,亚洲城市风险最大。在城市经济方面,美国底特律(美国汽车之城、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全澳汽车中心)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类似相似的,同样受到类似的冲击,但是他们的应对方式迥异。最终,底特律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城市。因此,强化对城市生态功能的演变与气候变化的响应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城市文明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2.3深化对城镇化进程中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特征与影响机制的研究,识别和缓解人工环境构建对城市综合生态链的冲击

    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的空间结构对生物的多样性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年就有学者揭示了该现象并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深化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生活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变化特征与影响机制,对于识别和缓解人工环境对城市综合生态链的冲击具有方法学意义。通过对城市生态系统评价、预测、区划、规划、优化模型研究,用动态系统论方法、数学模拟等动态研究城市变化对于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通过主动减缓影响和被动开发适应性策略,来保障城市住区生物的多样性,实现市民与生物的和谐,营造生态良好的生物环境。

    2.4深化对基于我国国情城市人居环境问题诊断和调控改善的研究,促进城市人居环境科学微观和宏观尺度研究的耦合

    城市的表现形式是社区、城区和区域的格局、形态,而城市的内部核心是生态的“生”。人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主体,其日常生活活动对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的好坏起着重要作用。从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走向生态建设的具体行动,这是当今国际城市人居生态研究的主流。徐匡迪曾指出,全球公认50%是一个转折点。在达到50%以前,城镇化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而且主要是以生产轻工业品和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超过50%以后,就要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动力,这个时期可能会是城市病集中爆发期。我国大中城市不同程度面临着人口膨胀(密度过高)、、市政设施负荷过重、能源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生态失衡、土地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紊乱(犯罪)和社区衰落,建设资金短缺、地价昂贵、住房紧张、贫富悬殊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目前人居环境的突出问题,以城市空气污染为例,城市病发病的城市占到中国城市的,危害人口4.4亿。从2013年12月1日开始,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雾霾,5日上午10点,南京市的PM2.5浓度高达411微克/立方米,上海市PM2.5浓度达到459微克/立方米,都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因此,应当正确认识城市病的存在,通过诊断城市的发病机理,提出对城市进行批量“体检”,掌握我国城市病态程度与时序性的动态变化特征,为城市病治理提供量化或半量化的依据,尽量避免成型、特别是成规模的产业格局对于城市病的贡献,通过升级改造而对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如,由于大城市病的倒逼作用,北京为疏散百万人口于2013年12月底发布了整体搬迁若干人口和交通集聚业态的报告。深化对基于我国国情城市人居环境问题诊断和调控改善的研究,以促进城市人居环境科学微观和宏观尺度研究的耦合。

    2.5深化对可持续城市生态代谢系统结构的认知与调控机制代谢研究,促进城市产业生态学的研究与政策应用

    城市代谢过程研究是实现城市生态规划和环境管理等实际工作优化与决策的关键理论问题之一。深化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基本特征的研究。如城市人口、城市气候、土壤、城市生物、商业、工业等的基本特征,以及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及效应。这些单项的基础研究是构建城市总体系统模型的基础。产业过程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生产、加工、消费、流通、还原的一类复合生态过程,涉及物、事、人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学。运用能值方法和评价指标,研究城市生态代谢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别是与土地利用之间的耦合变化关系,识别调控的机理,通过重点研究生态城、生态住区、生态交通、生态代谢、生态能源、雨水资源利用、生态修复以及生态产业的规划设计管理等,来促进城市产业生态学的发展。

    2.6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方法学开发与实务规划的实践

    伴随城市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作为城市环境规划的升级方法,用于提高城市环境的综合管理依据,其方法学正处于开发和初步的试点阶段。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编制探索应当充分尊重环境要素的特性,如空气污染和流域水污染的区域性等,反映区域协同的理念。在生态文明制度、我国转型发展和城市环境质量总体欠佳的背景下,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方法学创新具有良好的生命力。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特别是要在空间的概念上进行规划,使得规划兼具学术性和可操作性。增强实务解析水平,并与相关规划,特别是城市规划做好衔接与互动,使得环境总体规划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效促进和良性延展,全面保障城市生境环境质量。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环境总体规划的顺利有效和成功展开,必须强化对政府环境绩效考评的系统性研究,使得环境总体规划能够成为有效指导政府规划行为的依据。
三、智慧技术加速城市管理向治理提速跃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管理学首先在美国起步,逐步形成了六大学派:方法学派、经验学派、行为学派、社会学派、决策学派、数量学派。城市管理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既要配置城市资源,也要调整城市社会关系。城市管理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城市营销理论(经营城市理论)、城市竞争力理论、数字城市理论和生态城市管理理论等。相应的城市管理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新公共管理、城市联盟、社区自治和精明增长等。

    城市管理研究是城市科学研究中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领域。我国城市管理学诞生于1985年,以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理论著作—《城市管理学原理》为标志。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是要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必然带来城市的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因此,城市管理成为需要发展与强化的重点城市学科。中国城市管理所面临的环境形势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纷繁复杂。政治环境变化、科学技术进步、生活方式改变给全球以及我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城市管理不仅指对城市基础设施,也包含了对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和城市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管理。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的运行方式随着经济关系的演变而变化,城市管理必须面对急剧的市场竞争、资本的快速流动、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紧张的公共财政、公民社会的崛起等重大问题。城市之间的竞争和城市内部众多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日益网络化,面对城市内部越来越突出的各种问题,城市政府如何转型和定位就成为城市管理的核心问题。城市管理为了处理城市问题,比如社会福利问题、老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人口结构问题等。2000年5月,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发表了关于《健全的城市管理:规范框架》的宣言草案,旨在发起一个“健全的城市管理全球运动”。该框架引起了全球对城市问题及城市管理的重视,推动了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城市管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探讨可持续城市管理理念、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模式与手段;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探索城市经营模式;强调建立多元主体的城市管理模式;探索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目前我国专业城市管理人员或城市规划、城市策划等管理人员缺口至少达200多万。随着我国改革与城镇化进程加剧,为了解决城市管理中面对的层出不穷的难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研究城市管理理论和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也会更加的促进城市管理学的繁荣,城市管理学将会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城市管理的研究将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结合紧密,城市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会发展完善,包括城市经济管理,城市社会管理、城市建设管理等多个分支。目前,城市管理学科缺乏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可以说学科框架基本上是按照研究内容分块罗列,不成体系,缺乏理论逻辑。从城市管理的相关研究来看,从2001年之后关于城市管理的相关研究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到2007年达到峰值。根据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走向,我国城市管理发展的新需要,智慧技术与城市管理结合从如下方面展开应用创新,以保障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社会的稳定、繁荣。

    3.1传统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升级路径与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治理机制的研究,促进城市空间管理的融合和文明程度的提升

    传统的城市管理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政府是城市管理唯一的合法主体。起初,这种城市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与城市功能的单一性相适应。但是随着城市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急剧的市场竞争、资本的快速流动、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紧张的公共财政、公民社会的崛起等。单一的管理主体已无法满足城市公众多元化的要求,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渐不能满足城市市民的需要。城市变化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外观,城市的运行方式也随着经济关系的演变而变化。可以说,几乎生活的所有方面,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或披上新的外衣。这些激烈的变化和挑战都刺激着人们对当代大城市的思考,构成了传统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变革的背景。

    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它是对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是城市政府统治的现代发展形式。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强调主体多元化。主张为了彻底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不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与传统的城市管理相比,城市治理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代表更广大公众的需求,增加城市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探索从传统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升级的路径是对当代城市管理学科发展提出的强烈诉求。

    在逐步建立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展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治理机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现代的城市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于农村的概念,必须针对城市区域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建立不同空间尺度、不同运作形式的城市治理体制,多维度、多角度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形成多元化的城市管制机制与模式,促进城市空间管理的融合,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3.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的网格化智慧城市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促进城市管理实现网格化精细化的聚焦和综合管理效能的提升

    发展高度信息化的智慧城市对城市的经济转型、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建立数字化的城市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电子政务系统、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未来城市管理数字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从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GBCP模式)向智慧化城市管理模式升级。将网格化作为基础,智慧城市管理体系是基于物联网、传感、感知世界,基于互联网、网络,将信息传递到各个部门当中,对数字城市的信息进行展现,向各个应用部门反馈这些信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将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进行模式分析,获取可视化的位置信息,为智慧城市管理体系提供基础数据。应用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统,有助于实现管理的有序及社会的和谐,能够大大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网格化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实现了城市管理的流程再造,使城市管理由过去的粗放、被动、分散向高效、敏捷、系统转变,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做出有益探索。

    智慧城市管理体系需要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计算、管理,它是一个政府城市运作、管理和服务的平台,提高政府的信息利用水平和政策制定水平,促进城市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利用。

    3.3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制度、运行模式、管理方法、执法机制的创新,促进城市管理中政府和城市各主体之间管理关系的以人为本

    城市管理的价值取向应当该是让公众的生活更美好,城市管理模式的导向就应该是公众满意。坚持“以人为本”为宗旨,是城市管理的基本要求。面对现阶段城市管理出现的各种问题,从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制度出发,从运行模式、管理方法、执法机制等多方面出发,要转变意识,健全法制,明确划分部门职能,深化体制改革,实现从传统城市管理向多元化的城市治理转变。

    推进我国城市“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把效率、效益、效能作为改革的主导目标。强调建造一个提供优质服务并以顾客满意为导向的政府。“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体现出的高效导向推动了城市管理的市场化进程,向城市经营引导。城市经营是指城市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资源加以优化整合,促进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经济社会效益。与城市经营模式相匹配,在城市管理制度上我国学者也在对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展开研究。与此同时,“城市经营”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管理研究探索的主要模式之一,其发展也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城市运行及管理效率。

    3.4城市管理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方法学与公众满意程度评测的研究

    城市管理工作已经深入城市生活各大领域,城市管理的绩效评价能否客观公正,将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工作的绩效水平直接影响城市管理的能力与效率,应当以公众社会满意为导向,构建城市管理工作绩效评价体系与其方法学,并将公众满意程度作为评价的核心方面,使得城市管理工作向坚持以人为本的方向,模糊层次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模糊综合评价等均可以应用到城市管理绩效的考评研究中。

    3.5借鉴国外城市先进应急管理和反恐经验建立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城市安全和城市风险管理逐渐成为影响城市自组织体系代谢平衡的关键点。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政府和公众才逐渐认识到城市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对于城市的冲击影响。此后发生的2003年SARS、2009年H1N1和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区域性灰霾等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2003年美加大规模停电、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和2013年中国青岛中石化黄潍输油管线输油管道破裂事故为代表的公共基础设施事件;2013年美国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约60座城市麦当劳、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外罢工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事件等,均表明城市安全和城市风险管理必须成为城市管理学研究的重点。借鉴国外城市先进的应急管理经验,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的城市应急和反恐能力得到质的提高,高密度住区和地质灾害中城市的应急对策。由于城市在人口、重要阶层和重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高度集聚性,成为城市恐怖主义的攻击重点,研究和部署城市反恐安全防范成为主动防御的主要路径。与此同时,通过国际间大城市现状应急管理体制的比较和基于国情的国内城市的比较,强化公众参与机制的引入,形成我国不同层次城市的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学,构建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3.6以“公众参与”为方式的主体多元化管理

    主体多元化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城市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影响公共决策,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强调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要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制与公众组织三套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管理工具,构建一种全民参与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

    作为城市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参与式城市治理提出了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在不同领域里相互合作和互动的关系。参与式城市治理框架的建立,有助于城市管理事务的有效解决,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全过程参与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合作,为社会相关利益群体表达意志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平台,有利于充分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增强社会对城市的认同感,能够为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
四、智慧技术聚焦城市社会学实现公民社会

     作为城市科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以人类聚居都市这一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以及城市规模、社会结构、社区组织、城市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和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结合。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 Park)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于1916年出版的《城市:对都市环境中人类行为之考察的建议》,以及1925-1926年他和伯吉斯-麦肯齐(P. Macerge)合编的《都市》和《都市社会》等著作,奠定了西方城市社会学的基础。1982年由美国威奇塔大学的约翰·W·巴杜(John·W·Bardo)和约翰·J·哈特曼(John·J·Hartman)合写的《城市社会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城市社会学的基本观点。中心商务区(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概念最早就是由城市社会学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Burgess于1923年提出。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学家在众多的理论中选择了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为指导,以“社区研究”方法实践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目标。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是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代表著作。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广州市的城市社会问题首先得到系统的研究(颂扬1982),中外城市社会学界学术交流增多,于光远同志在上海市社会学学会1981年年会上,呼吁我国要开展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他指出“城市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它对整个国家,至少对整个地区是一个中心,它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光搞城市建设不够,还有社会问题。你到郊区去,第一个问题不是生活不便而是教育水平不高,没有好的学校,总之搞城市计划光搞建设不考虑社会问题不”。1983年,上海市社会学会成立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组,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

    李强等人结合对北京城市生活的调查,从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不断探索总结。以为我国城市社会学领域较为有影响的七个理论流派:(1)传统城市生态学派:重于“生态”,将城市社会视为一个生命网;(2)社会文化生态学派:突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3)新正统生态派:更突出生态因素,文化现象并不在人类生态领域之外;(4)城市规划界的生态城市思想:城市与自然相平衡;(5)城市社会活动形式理论:对比城市和农村在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差异;(6)城市政治经济学派:强调政治经济因素对于城市的重要影响和作用;(7)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模型。

    我国城市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1)揭示城市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为制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2)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探索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3)研究解决各种具体的城市社会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建议,以供城市决策部门参考。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城市的社会历史,包括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的社会职能,城市发展的社会规律等;(2)城市的社会结构,包括城市的区位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等;(3)城市的社会功能,包括城市的政治功能、生产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生活功能等;(4)城市的社会问题,包括城市的住宅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犯罪问题;(5)城市的社会管理,包括制定科学的发展计划以及各方面的合理制度等。

    根据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走向,面向2049我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城市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五大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以保障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社会的稳定、繁荣。

    4.1基于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转型期城市社会问题防范与解决,促进社会稳定

    通过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有助于实现城市的稳定。

    4.2外来(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认同融入理论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城市社会印象是外来人员对城市认同感的体现。城镇化进程中和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使得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外来人员城市社会认同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居民素质、文化底蕴、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籍贯、城市居住时间、职业身份、性别影响着外来人员城市社会认同感。国外学者于上世纪80年代就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尝试研究控制城市增长和维持生活质量的路径。从城市社会学和认同心理学理论来看。外来人员城市社会认同感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4.3城市权力空间结构与居民社会关系的响应机制与调控方法

    社会的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经过无数个单元的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呈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实际进程。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与社会相互交织、相互塑造。空间形态演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对社会空间转型的影响。新都市社会学可能成为空间概念与城市社会学结合后,产生的新兴研究焦点。

    4.4城市用地性质的社会学评估与不同稳态的社会城市用地结构

    城市化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城市中没有经济社会价值的区域,存在“零价值区”、“负价值区”、“城市失用地”和城市“孤岛”,为了提高城市用地的社会学价值,应当综合考虑从社会学角度评估城市用地,并构建基于稳态社会理论的城市用地结构,使土地城镇化与社会稳态协调同步。

    4.5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城市社会现代性的建构与落后解构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存在着“解构”与“结构”的双重嬗变,通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就能看出典型的“系统解构”和“系统结构”的双重不适应问题。城市化在改变着中国,以往的社会存在被“解构”的同时,亦表现为某些落后的社会传统和新社会存在被“结构化”和“固化”的现象,某些新的社会要素虽然以新的面貌出现,但却是传统落后文化的翻版,一出现则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当代中国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虽然不完全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是,却与城市缺乏现代性的建构有关。社会发展阶段性目的之一必然包涵社会现代性的建构。

    五、智慧技术调节升级城市经济创造新动能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科学中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如何满足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美国学者威尔帕·汤普森(Wilbur Thompson)于1965年出版的《城市经济学导言(TheIntroductiontoUrbanEconomics)》,是城市经济学的第一部专著,既是中观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包括:对城市的经济要素,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分析,回答有关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揭示城市经济的本质和发展动力与条件,为制定城市经济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为管理好宏观和微观的城市经济,形成有效的调节和控制系统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

    在城市经济动力研究方面,俄林以马歇尔集聚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其代表作《地区和国家间贸易》中进一步把集聚经济划分为厂商内部的集聚经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产业间的联系经济等。此后,胡佛在俄林提出的集聚经济的基础上,认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于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决定意义。在城市产业经济研究方面,Grass在1922年曾提出:城市主导型产业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第二阶段是工业,第三阶段时物流业,第四阶段是金融与商贸融合型服务业,而且第四阶段具有更大的产业集中度。克拉克(1940)、库兹涅茨[146](1985)及霍夫曼等人(1985),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三大产业的变量及其此消彼长,总是伴随着产业微观结构的变动而不断演进的。当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时,第三产业将在后工业化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随着交通网络和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大型生产部门迁往大型城市的边远地区和较小的城市成为可能,而大型城市中制造业的核心地位被指知识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所取代。主要核心城市的产业功能逐渐完成由制造高端商贸服务业及其配套服务业的过度,逐步迈向后工业化时代。因此,对于大城市而言,将建设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的目标作为城市发展的规划符合城市经济学原理。

    在城市劳动和人口经济方面,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比较利益差异使得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商业部门。农村人口迅速向城镇集中造成城市工人生活状况恶化,引起劳动力市场过度竞争,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桥根森以及托达罗等提出的乡-城人口流动模型,以及模型揭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促进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

    在城市交通经济方面,自工业革命创造现代化大都市以来,城市交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就一直成为城市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交通的经济状态在于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的最佳配合,及单位交通基础设施能够运载更多的交通工具。城市交通有较高程度的公共经济属性,而构成城市交通的各个部分的公共经济属性差异性较大,这对于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经济政策导向性很强。鉴于土地和交通资源的有限性,通过经济政策方法,提高现有交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节制需求方面采取措施。

    近年来,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九、维纳布尔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把空间纳入经济学分析中,使得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高度。

    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要求下,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挑战和城市间、区域间城市经济竞争的要求,保障城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当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重点。

    5.1基于空间体系的经济学模型在城市与区域界面的应用

    将空间经济学中的三个主体模型(区域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和国际模型)应用到城市结构中,对城市与其区域结构进行微观分析,阐述了城市形成的微观经济机制。根据“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地带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 等(针对大都市区);“中心地理论”、“点-轴渐进式扩散理论”、“网络型城市理论”等(针对城市体系);戈特曼的Megalopolis(针对都市带);“三地带学说”(针对都市圈)和和基于citistate理论的我国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学说等构建城市空间经济模型,对城市体系形成的机制和自组织过程的微观机理进行分析、演化模拟,评价城市和区域的经济绩效,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能源约束条件下的城市经济。空间体系城市经济模型的构建在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中是个挑战,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的方向是否基于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目前在城市经济模型构建方面的国内文献报道较为有限。我国城市经济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开发适合我国城市的空间经济模型,对于指导城市与区域的科学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缺乏计量的城市经济,使得全面把握中观尺度的城市经济十分困难,不利于政府经济决策的科学化。

    5.2基于多元理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路径与经济绩效研究

    我国宏观经济处于调结构促增长的背景下,由资源作为城市主导经济的城市面临二次发展的困境。国家提出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明确262个资源型城市到2020年,资源枯竭城市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转型任务基本完成。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及全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挥。自2006年以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发展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产业转型障碍是经济转型最大的难点,根据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的四种分类(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从多元理论研究经济转型的路径对策,如产业经济发展理论、城市发展理论、资源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城市化均衡理论,认识产业重构、土地整理、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对于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路径的启示。通过绩效评价体系的开发,分析转型的成效。

    5.3城市经济脆弱性评估与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当前,城市经济的脆弱性(或景气程度)研究,主要集中的矿业城市、石油城市、旅游城市和气候条件恶劣的城市,通过研究城市的经济系统应对能力和脆弱性发展过程与机理,对科学认识城市经济的景气程度有良好的作用。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对潜在的经济风险和避免在国别和区域经济中处于危险的位置,必须强化对经济脆弱性的评估,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特别是对于我国中大型和特大型城市。2013年,美国底特律(美国汽车之城、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全澳汽车中心)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类似相似的,同样受到类似的冲击,但是他们的应对方式迥异。最终,底特律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城市。中国城市经济应当结构性风险,规避边界效应和蝴蝶效应对于城市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

    5.4不同产业形态(经济业态)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机制、适应性分析、绩效评价与优选策略研究

    为了繁荣城市经济,研究性大学、体育赛事、文化产业、会展、休闲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等,以及不同的空间功能,如开发区、商务区、总部经济和城市综合体等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机制、适应性分析和绩效评价,对于巩固城市经济的地位,促进城市产业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结合适应性分析,针对城市运行阶段特征的绩效评价体系,从而提出适合的产业形态(经济业态)策略,使得对城市经济的整体性规划布局和中观经济系统边际效率最大化。

    5.5城市经济竞争力模型开放应用与多元投融资机制的设计与运行

    我国开展城市竞争力研究由来已久,指标分析、数量模型系统以及专家系统等方法是评价城市经济竞争力的传统工具,通过竞争力比较分析,研究城市之间经济差异的原因,通过因子分析、引力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等工具开发城市经济竞争力测算模型,动态评价城市在区域空间的经济水平,为城市经济的差异性提升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中以投融资为核心的资本运作,将成为城市经济升级动力的主导部分,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城市投融资模式或平台,特别是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有效的资本融合,释放资本要素的经济效应。

    5.6产城一体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城(新区)空间职住平衡的地产开发运营模式

    城市新区开发与建设是我国当今城市发展的主要态势,但很多新区面临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城市社会服务设施和基本功能薄弱、新区入住率偏低、产业竞争力弱、新老城区功能衔接不够等诸多问题。在地产开发运营中,应将“产城一体à融合à互动”作为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核心路径,特别是要与当地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产业水平来吸引人口的集聚,并配套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空间上的职住平衡。产业定位和发展导向政府与市场可以协同推进实现,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则需要从顶层设计对教育和医疗卫生进行改革,目前在体制机制上不够顺畅,自上而下推进改革有难度。但对于局地的地产开发,至少应当对区域内人口的教育和医疗提供与所在城市一致或接近的服务。北京由于高房价与买房限购等原因,使几十万北京上班族选择河北燕郊作为“睡城”。为了能挤上公交车,上班不迟到,他们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就得出门,奔波在“朝五晚九”的上下班路上。严重影响了生活的质量,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有限。地产开发运营作为主力应探索产城一体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城(新区)空间职住平衡的多元模式,城市经济研究者应努力为多元模式的实现提供有效的经济理论支撑、方式解析和有效的对策。建立城区产城融合的测度方法,将产城融合、互动的理念在城市规划中予以实现,从产业选择、功能定位、人口安置、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等方面进行规划探索;深究产业布局规划的空间协调性;提出不同地区产城单元的生长模式,进而从空间上予以适当地布局等。

     城市趋势研究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学科发展活力和研究指导价值。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在我国城市科学诞生之初提出建立城市学,吴良镛等专家曾指出,现在就建立城市学,条件还远不成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发展过程,现阶段以先建立城市科学比较实际。本研究从我国城市科学发展的历程出发,揭示了该学科发展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将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与环境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等(城市交通学正在形成中)作为支撑城市科学的二级学科,全面系统性地展望了学科在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中面临的研究任务。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仍然以城市的物质空间规划为主,与国际城市规划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距离。首先,国外城市规划越来越重视区域研究,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基本是一体的;其次,城市规划越来越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等内容,工程性内容的比重不断下降。随着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团队参与到我国城市规划实践中,将会促进国内相关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向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调整是必然趋势。尽管城市规划学经名称调整后,从建筑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级学科(城乡规划学),但城市规划仍具有鲜明的工程设计的特征,它是将众多综合性、复杂性、系统性科学的研究所得应用到城市空间的技术科学。参照我国目前其他具有空间概念的交叉学科演进的特点,如环境科学与工程,城市规划可以定位为城市工程的发展雏形,而城市科学作为从事城市理论研究的主体。因此,面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我国世界城市的建设需要,城市科学的研究最终将系统性地发展为从城市科学学科,并朝城市学方向发展,起到综合性支撑我国城市的发展,通过本研究提出的28项重大研究主题,将全面扎实地奠定起智慧技术与城市趋势接轨,更加深刻地认知我国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律,为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服务。

    (作者简介:徐振强,男,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原标题:智慧城市发展下一程:2016年,你必须知道的28个关键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