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广东代表团，与广东两会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此前的3月5日，他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确定了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称GDP)目标。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考虑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进入2015年后，经济持续下行、“稳增长”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工作的主题词。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确定了更明确的思路，他强调，2016年的重点工作目标之一，就是“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而在广东团的讲话中，李克强总理对广东提出了要求和任务，希望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当好排头兵，勇挑重担，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提供有力支撑，发挥更大作用带动全国。

目前，广东正在举全省之力，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和嘱托。“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今后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寄予了殷切期望，使我们深受鼓舞和鞭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主持当天的会议时表示。

2015年，广东以一组过硬的数据诠释了“两个支撑”作用：地区生产总值7.28万亿元，增长8%；三产比重首次突破50%；技术自给率达71%，接近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

3月14日上午，时代周报记者在两会驻地遇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时，他回复称：“调结构是为了稳增长，稳增长是为调结构创造好的基础条件。”

虽然回答简短，但亦可以一窥未来广东对“稳增长、调结构”这两大举措的基本思路。

经济增长首用区间表述

“稳增长我们肯定是要做排头兵，但是目前这种形势，压力比较大。”谈起稳增长，全国人大代表、中石化茂名分公司总经理余夕志对时代周报记者坦率地说，“比如我们汽油增长很快，柴油就是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我们的汽油要最大限度地多生产汽油，来满足市场的需要，同时还要把产量做大。”

从某种程度上看，余夕志的话道出了广东甚至全国上下的经济压力。

近几年，每年的GDP增长率，往往跟年初设定的目标“八九不离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说：“预期增长目标对地方来说往往是‘任务性’的，一般‘最好超一点’。”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改用区间的表述，6.5%-7%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对经济工作的引导上，让地方摆脱严格的目标束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不要人为地追求短期的成绩，比如为了增长就去多搞一点投资，而是让地方充分发挥‘想象力’，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叶青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颇有意味的是，广东在制定今年的增长目标亦是采取了区间表述。在今年 1月25日上午，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6年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7.5%。

朱小丹表示，广东确定生产总值增长7%-7.5%的预期目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与全国增长目标相衔接，略高于国家6.5%-7%的增长目标，以发挥对国家发展大局的支撑作用；二是与广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前实现翻一番的目标相衔接。

据了解，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提出和实施，相机调控则是去年的新提法。

区间调控是指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在去年一场公开演讲中解释了区间调控：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来，一旦滑出这一区间，则坚决进行相应的调整，防止危及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即通胀率目标，“下限”即增长率目标和失业率目标。2016年的通胀率目标和失业率目标分别维持在3%和4.5%不变，有变化的是增长率目标采用了6.5%-7%的区间目标，也就是说，只要增长率没有跌破6.5%，经济依然在合理区间运行。

由此可见，结构调整依然是经济工作重大主题。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就跟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有关。

“在以往的危机管理上，以需求管理为导向，把投资、消费作为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到了新常态时期，企业债务过高、产能过剩严重，导致需求管理政策效果大大下降。”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的经济工作将从短期的需求管理向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转变。

追求“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供给侧改革，某种意义上就是指向行业和企业自身的改革。

而国企改革是不能不提的一块。

比起往年，今年的报告用较大的篇幅具体提及了国企改革，其中提出“赋予地方更多国有企业改革自主权。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增强核心竞争力”。

“国企瘦身健体，是一个重要新提法。长肉而不是脂肪，长力气不是长块头。这里用健体而不是强体，很有意味，表明结构调整是重点。这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解放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国企改革专家李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地方自主权很重要。李锦说，“现在，在顶层设计依赖症后，陷入试点依赖症，地方自主权是一种解脱，可以不等、不靠、不依赖，利于快速推进”。

而广东在此已经先行一步。两会前夕，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及五个行动计划，提出集中力量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战。方案中规定，广东省将建立国有和非国有“僵尸企业”数据库，到2016年底，全省国有关停企业全部出清；2017年底，全省国有特困企业基本脱困；2018年底，基本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在李克强总理到广东团的当天，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围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争当结构性改革排头兵”的主题作了发言。他将供给侧改革比作是广东必须要迈过的一个大关：“广东要真正适应、更好引领新常态，必须拿出当年‘价格闯关’的勇气，把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主攻方向。”

发展中改革：制度建设和增长并重

不管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回答“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在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之外，投融资机制上的改革将是稳增长的一大着力点。

“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是政府报告的新提法。在更多的领域建设市场化投融资机制，被赋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意义。比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早有学者指出，PPP不仅是一种融资手段，而是一次体制机制变革，涉及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两会期间，经济学家、政协委员余永定在提案中建议：成立“基础设施投资委员会”，让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更体现民主、减少错误决策。

与稳增长、促改革等主题盘根交错的城镇化，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重要板块，报告明确要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

“‘人地钱’挂钩政策的明确提出会是解决长期以来土地城镇化的根本钥匙，而经过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开展应该会有一些地方经验推广，但如何建立全国性的制度性框架仍拭目以待。”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系副教授王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王伟还分析，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住房市场目标进一步清晰，棚改户、中产人群与外来人口成为三大主力。

“但面对去库存压力，再建实物保障房，实际上是给市场加压，不如盘活存量资源。如何利用货币化安置和金融创新打通保障房与商品房之间的通道，实现住房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将是一个政策潜在信号，也是‘人地钱’挂钩政策的体现。”

报告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变为15%。王伟指出，根据现在的差距，这意味着解决新增城镇化人口落户问题的同时，还将着力解决2.3%(约2800万)存量转移人口落户的历史问题。

这对于目前已经面临城市病困扰以及公共财政吃紧等一系列问题的城市政府来说，如何解决好“增量与存量人口的有序管理与服务”，兼顾好“发展效率与红利的共享公平”将是一大挑战。

新增长模式的广东探索

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广东，在当下中国的结构调整中依然被赋予众望。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广东是经济大省，不仅地区生产总值要支撑全国，结构调整也要支撑全国，必须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走在前列，当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

相比由中央进行的总需求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有赖于地方政府。

“供给侧主要由企业、产业来做，是企业行为，地方政府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地方，只有当地方的积弊去除，中央的经济协调管理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在对时代周报记者谈及经济工作的“供给侧转向”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钢明如此指出。

去年，广东省保持了8%的较高增速，增速尤其突出的是珠海。今年1月底，珠海市统计局披露，珠海市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24亿元，同比增长10%，位列全省之首。这是珠海市经济增速在20余年后重回第一名。

长期研究广东区域经济的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广东保持较高增速有几方面原因：在调整结构，结构升级方面，广东做了一些努力，体现在指标上，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而且趋势比较明显，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也比较快；此外，广东在营造好的市场环境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比如简化审批事项，优化服务流程，一站式服务，电子政务的完善等，为企业降低了成本；随着自贸区的设立，一些国际通行的惯例也在倒逼省内相关规则的改变，自贸区与新区的资源配置也营造出新的发展动力。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那样，广东人要完成中央的任务是有底气的： “广东人不仅有‘敢为人先’的精神，还有‘无中生有’的本事，只要给一个政策，哪怕没配套资金，也能从中淘出‘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