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年鉴编纂队伍建设初探
来源:广东史志杂志 更新时间:2016-03-30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时代网络技术与多种行业结合。这如同神经元一样的创新网络,同样也为年鉴事业带来全新契机。编纂年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当前已进入一项提质增效和打造品牌的时代里,加强年鉴工作队伍能力建设尤为紧迫。笔者结合近年来在年鉴编纂方面的经验,就当下提升年鉴工作队伍能力建设作初步探讨。

一、提高开拓组稿资源的能力

信息化时代让我们通过互联网络,能够随时进行信息交换以及信息的分析和整合。互联网无疑已经成为开拓年鉴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许家康在《论年鉴的记述重点》中提出,“年鉴的记述重点=基础信息+大事要闻”。这就要求年鉴工作者懂得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问题,善于在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中快速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满足年鉴的记述需要。

年鉴的内容始终是年鉴最核心的价值。目前,年鉴组稿的来源仍然依靠各承编单位的工作总结、调研报告、经验交流等,渠道单一且不均衡,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年鉴信息的价值。年鉴工作者对稿源管理粗放,又较少与承编单位供稿人员进行有效沟通,这对加强组稿来源、提升组稿质量必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加强信息的价值感知度和敏感度,以加大信息的利用,并提高信息转换能力。通过对信息的系统梳理,从不同维度去分析挖掘内容亮点、重点,进而了解具体部门的运作方式、发展状况和管理难题等。

年鉴工作者必须有互联网思维,克服只是单一依靠传统渠道组稿的思维惯性,统筹做好传统渠道和网络渠道的互补调节,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广泛收集,形成组稿的规模效应。面对大量的需要整理、汇总、分析的多元化材料,如编纂《越秀年鉴》从2015年1月开始就进入忙碌期,主导收集来自全区83个单位和部门的年报资料和工作计划。在这个业务流程当中,编辑部与各单位组稿人员进行碰头沟通、面谈分析、集中培训、共享资料,目的就是根据年度工作来对承编单位的条目进行更合理的调配,通过讨论来确定《越秀年鉴》(2015卷)的动态条目800多条,从分目到条目都进行明确,注意将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及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作为重点记述内容。

“基础信息务必求全;大事要闻要强化反映;框架设计和内容安排要确保重点”。《越秀年鉴》编辑部初步尝试建立条目管理制度,将条目组稿的时间节点分三个阶段落实,由专职人员负责跟进落实重点条目的情况反馈,做好收集、存储、使用和管理;对重点条目进行立体化、全局化、动态化研究;进一步挖掘分析,凸显年度主题,实现稿源价值最大化。

主要做法:一是根据上年度的工作情况,对条目进行梳理充实;二是对相关条目本年度的工作情况及时纳入管理,为来年开展年鉴编纂做到心中有数,以备后用;三是对同一类条目,或者需要跨年度开展的工作情况,建立跨年度数据库,及时掌握该条目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在需要的情况下,能够查阅到这个条目的全部信息,帮助实现信息的深度挖掘。“年度关注”是《越秀年鉴》于2013年新增开设的重要栏目,在深入研究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记述内容,关注社会民生,突出年度特点和地方特点,以专题形式反映越秀区的大事要事及社会热点,选题重在突出地方性、年度性和全局性,注重社会影响力和资料价值。《越秀年鉴》2013年卷安排了8篇专文,包括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东濠涌;广州民间金融街开业等。由于东濠涌治理、广州民间金融街建设是跨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越秀年鉴》采取连续系列记述、前后呼应的方式,2014卷、2015卷连续跟进东濠涌一期南段和二期中北段整治、广州民间金融街二期、三期建设情况。此举旨在及时把握重点条目的发展情况,提高记述的针对性和为现实服务的实效性。
二、强化合作共享的能力

年鉴编纂和年鉴品牌的树立,需要一个强大的系统流程作为支撑。主要从三方面为年鉴创新发展护航,为打造年鉴品牌夯实基础。

打造年鉴队伍。应将偏重年鉴编纂业务向业务建设与队伍建设并重转变。这是因为年鉴编纂业务是全方位、多种类的,其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必须建设一支学习能力强、编纂业务素质好、方志理论水平高的专业人才队伍,为年鉴编纂工作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年鉴编纂工作无疑需要年资长的同志,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老人”因长期工作没有流动,工作动力不足而导致工作热情衰减,不可避免地进入疲弱期,互动性和参与性不强,也会因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跟不上工作需要而影响年鉴编纂工作。既不能否定“老人”的优点,也不能否认其弱点。理想的状态是“老人”要遵守年鉴编纂应有的纪律和规则,带教“新人”,与“新人”加强交流,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目前,承担地方综合年鉴供稿责任的,大多数是毕业于高等院校的年轻人。有学术优势,更容易接受到新的信息,更愿意接受创新的思维模式,也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年鉴责任人要多渠道吸纳新生力量进入年鉴编纂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发挥新生力量的“鲶鱼效应”。在工作中鼓励长线思维,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帮助他们尽快熟悉情况,积累经验,给予他们足够的舞台发挥,让年轻人在年鉴编纂工作中成为T字形人才:(一横表示能够与来自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及实现自我价值,一竖代表在某个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

营造良好合作环境。一本年鉴少则五、六十万字,多则上百万字,基本涵盖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年鉴工作者要统筹全书的风格,把好政治关、文字关和保密关,无论工作难度还是工作强度都大。虽然年鉴编辑基本能完成相应的组稿任务,但策划、执行、质量管控的责任主要是落在年鉴责任人的肩上。年鉴责任人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增强做好年鉴编纂工作的信心,将不同能力、元素叠加,形成合力;不仅要有向前冲的勇气,更要有冷静的判断、清晰的工作路径。在明确管理原则框架下,保障跨部门组稿的充分协作,进而促进年鉴质量提升。同时,应致力提升组织效能,推行高效与创新的组织文化,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为年鉴编纂提供保障。

倡导工匠精神。年鉴编纂质量是年鉴内在品质集中的体现,是年鉴可持续发展的命脉,集合了年鉴工作者的智慧、态度与经验。整体来说,目前各地的综合年鉴、专业年鉴在“删繁减雍去奢华”和提升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成绩有目共睹。但距离追求极致尚有提升的空间。年鉴要想改变粗放、粗糙的形象,就要有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努力把失误降到最低。我们可以从德国制造4.0那里体会到德国制造业界对于技术攻关、质量把关、创新突破的极致追求;也可以从美国制造那里,看到以苹果为代表的企业所引领的创新高度。这种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同样适用于年鉴编纂工作。一个有抱负的年鉴工作者,是真正视质量为年鉴的生命,通过高品质的年鉴产品服务社会。一些年鉴质量参差不齐,这固然与客观因素有关,内在里与自身的追求不足有关。所幸,对于年鉴质量建设,方方面面都有共识,无论是综合年鉴,还是专业年鉴,打造高质量的年鉴品牌的愿望也都很强烈,这是年鉴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三、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

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守亚提出,“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地记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其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内容,为现实服务、为存史服务、为读者服务,是我们年鉴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在信息化时代,年鉴的功能也日益多样化,既要强化“存史、资政、育人”功能,又要充分发挥其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公益作用,为文化建设锦上添花。

针对以往年鉴有制作无宣传,或只是单向传播,社会影响力、查阅率和知晓率都较低的情况,这就要年鉴工作者充分利用区域内、外资源,围绕年鉴产品的宣传推广,搭上“信息化的顺风车”,使其服务渠道借“势”拓展,服务平台借“速”升级,服务能力借“智”汇聚,让年鉴从图书馆、方志馆里走上社会、走进社区,扩展年鉴的传播和影响,增加年鉴附加值。还可以在省、市地情网站、手机报、微信微博平台上,开展年鉴知识问答、入载地方志大事评选等活动,促进年鉴多重影响覆盖。2015年5月22日,广州市地方志办、南方日报社、越秀区地方志办、万木草堂联合举办“广州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共同打造一个面向社区居民群众的年鉴宣传推广平台,通过媒体宣传推介等方式推进方志文化、年鉴文化进社区。

又如,江苏年鉴为充分利用《江苏年鉴》积累的年度图片和文字资料等资源,发挥年鉴的便览作用,年鉴社从2012年开始逐年编辑出版《年度纪事》。以每年的大事记为主要内容,随文插图,彩色印刷,图文并茂地反映江苏的年度发展变化。《年度纪事》的字数保持在10万字左右,插图200幅左右,印数1000册。并从2012年起,逐年编纂出版《江苏年鉴》英文版,为海外人士认识江苏、了解江苏提供基本信息,为对外宣传江苏、推荐江苏提供基本资料,为国外研究江苏、研究汉学提供基本素材。同时,《江苏年鉴》在编纂出版形式上创新,除推出传统的英文版纸质图书外,同步推出数字化产品,即具有检索功能的英文电子图书和以平板电脑等为载体的新媒体应用程序(App应用、Android应用)。

综上所述,在信息化时代,年鉴因其作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而具有多元性、综合性、年度性和资料性的特点。不同领域的记述和交流为年鉴服务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并支撑其服务各个行业的广度与深度,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要求年鉴工作者仅仅做好执行是不够的,其能力提升必须是综合性和多方面的,不仅要付出更多的额外努力,还要在宏观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与年鉴界专家的合作,加强与承编单位供稿人员的协作,致力于良好工作系统的搭建,更要在细节上不断改进和完善。

201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