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尚永江
广西近年来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依托政府电子政务外网,利用物联网、视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工程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研发并建立了集信息采集、事件处理、综合统计、研判分析、视频集成、考核评估功能为一体的“9+X”综治信息处理系统,该系统对中央综治办9大基础模块进行横向业务拓展和纵向工作细化,全面、有序整合广西综治业务工作,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由“独角戏”变成“大合唱”,“粗管理”变成“精服务”,“重治标”变成“强治本”,“都有责”变成“负其责”,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加了和谐因素,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
自治区综治办副主任李玉振介绍说,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将各机构、各处室的综治工作全部纳入到系统中,实现工作的一体化运行；将广西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四级单元纳入系统中,实现地域一体化运行；将全区各级综治机构,综治委成员单位及综治工作人员纳入系统中,实现综治力量、资源、数据一体化运行。
智能化平台
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家小区广场跳广场舞的大妈放音响音量太大,经常到晚上10点半,影响小孩做作业和休息,多次与他们沟通无效,请求处理!”
“好,我马上录入,帮您联系处理。”
问话的是南宁市良庆区大沙田街道办三叠石社区居民周先生,回话的是三叠石社区的网格员。网格员所说的“录入”是指将矛盾纠纷录入到三叠石社区市民综合服务管理工作站的综治信息处理系统,两小时后,负责事务处理的相关责任单位和部门与小区物业管理方和广场舞组织者梁女士进行了认真沟通,三叠石社区广场舞扰民纠纷得到较好解决。
这是广西综治信息处理系统推进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是广西以信息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又一重要实践。
2013年,广西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方法,将全区14个市110个县(市、区)划分成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配备2到3名网格员,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社会治理工作中,在中央综治办规定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平台的机构队伍、实有人口、特殊人群、重点青少年、两新组织、社会治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校园及周边安全、护路护线等9个基础模块之上,创新性地拓展出网络管理、日常办公、系统管理、应急系统、消防安全管理、城市综合管理、党建管理、研判分析、地理信息管理、立体防控指挥、微信中心、城市部件管理、民政事务、计划生育、文化管理、短信平台、涉法涉诉、考核统计、平安智慧云眼等19项业务板块,又将这19项业务板块细化为85项具体业务工作。
广西综治信息处理系统通过“人到户,户入楼,楼上图”方式对实有人口进行管理,实现了以房管人、准确定位的综治工作目标。
同时,系统将综治业务工作信息以视频监控、图片、影像等多媒体资源在全区的GIS地理信息平台中展现出来。通过这种立体化展示方式,让每个工作人员直观掌握全区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概况,针对某项具体工作或问题进行详细、细致的了解,以及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快速掌握事件周边信息。
“综治信息处理系统是一个经过整合的高效系统平台,不管是建设还是推广,都应该体现一种集合的力量。”广西综治办综治一处处长覃庆业介绍说。依托这种“集成”思路,广西以中央9大模块为依托,同时结合本地需求,统筹40多个综治成员单位和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形成广西特色综治信息平台,在确保符合全国、自治区社会治理信息化业务与发展要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广西本地个性化的应用。
网格化管理
让监管触及每个角落
网格化管理是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建设的基础工作,也是支撑平台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一环。
南宁市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走在广西前列,依托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将全市社会治理监管纳入社会服务管理单元网格,将辖区划分为城区一级网格、街道二级网格、社区(村)三级网格以及小区单元四级网格,所有单元按照网格区域纳入日常监管。
南宁市西乡塘区万秀村因流动人口众多、人员密集被称为“广西最大城中村”。过去,万秀村是脏乱差、打劫抢的代名词,推行网格化管理后,万秀村成为南宁乃至广西城中村治理的典范。
李道昂是万秀村的网格员。每天,她携带综治专用手机在负责的网格中巡逻2次,将采集到的人口变动、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信息全部通过手机发到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平台。信息上报后,事件流转、办理意见、结案时间等全程留痕,实时追踪,小事基本消化在社区网格站,大事消化在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网格员的作用不可小觑,信息采集、安全隐患、矛盾排查等全部一‘网’打尽。”李道昂说,万秀村原有多家无证经营的煤气店,网格员发现隐患后立即上报,21家非法煤气店在一天时间内全部关停。
“就拿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来说,我们社区做调解时都及时登记,原来记在本上,现在系统自动就生成了。”李道昂继续说道,“系统自动生成报表对我们社区既有好处,同时带来了挑战,好处是把我们从繁杂的报表中解脱出来了,而挑战则意味着我们要对每一件事进行如实的记录,以保证数据能够如实地反映出社区的工作和辖区情况,目前我们社区已经实现了干一样录一样。”
除了管理,网格员还提供10多项社区服务,如帮助市民代办证件等,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
依托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广西缩小管理单元,发现、处理问题的方式形成闭环式,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呈扁平化,实现部门之间的共建、共享和共治,避免过去各自为战、难以调度的局面。同时,管理队伍从专业型变成复合型,一人多能,变过去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为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较好的解决了群众办事“向谁说,谁来办,怎么办”的问题。
截至目前,广西“9+x”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共有网格员21776名,配备综治专用手机16548台,完成8863万条基础信息的录入,上报处理87896件事项。
社会共治
让最关心的人参与进来
在广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广西政法综治部门通过健全监管机构,编织责任网络,逐步形成了党委主导、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广大社区从业者、小区物业、保安、退休大爷大妈等成为参与社会治理最广泛、彻底和及时的群体。
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社区干部和网格员积极发挥退休大爷大妈作用,组建了以他们为主力的社会治理监管志愿者队伍,织成了广泛而严密的监管网。该社区党委书记贺湘南说:“大爷大妈们最关注社会治安,所以对于志愿监管的积极性很高。社区里有位吴阿姨,隔三岔五就向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反映自己遭遇或看到的问题。”
“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强化了重点人群和重点地区的精细化管理能力。”贺湘南说,“比如说,我们有个社区矫正人员,生活非常困难,没有工作,现在我们系统里对他的现实工作情况进行了登记,不但保障了工作延续性,还依据系统里的记录为他推荐了工作,缓解了他的生活困难。”
根据广西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架构,各地市可根据需要设置自主模块,南宁、来宾等地在自选项中推出了“微信中心”“数据网格”等自主模块。
“平安西乡塘街道”是西乡塘区综治委开通的微信公众号,市民关注街道微信公众号后,通过微信向综治信息平台发送意见建议,网格管理中心24小时有管理员在线处理。开通以来,该公众号吸引粉丝3800多人,发现违建、纠纷等事件8000多起。
“微信平台让群众参与南宁市社会治理工作,给群众提供了服务渠道和平安宣传渠道,解决了8小时以外的监管盲点问题。”南宁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谭尚武介绍说。
加强综治工作与物联网数据互联互动,使综治工作信息化实现转变,是广西综治工作主要目的。广西综治信息平台打通了综治网和各职能部门的链接渠道,实现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和各职能部门系统的数据互通。同时,广西政法综治部门建立和完善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建立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组织89个、医患纠纷调解组织87个、物业纠纷调解组织37个,86个县(市、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院,929个乡镇(街道)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有效调动各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综治信息化平台,不仅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实现了平面式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向立体化的“平台+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与优化深化,也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质的飞跃,一方面创新了社会治理,走向智慧化、立体化、平台化、服务化；另一方面,“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简化了办事程序手续,节省了办事时间成本,增强了服务效能。
这是广西综治信息处理系统推进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是广西以信息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又一重要实践。
2013年,广西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方法,将全区14个市110个县(市、区)划分成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配备2到3名网格员,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社会治理工作中,在中央综治办规定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平台的机构队伍、实有人口、特殊人群、重点青少年、两新组织、社会治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校园及周边安全、护路护线等9个基础模块之上,创新性地拓展出网络管理、日常办公、系统管理、应急系统、消防安全管理、城市综合管理、党建管理、研判分析、地理信息管理、立体防控指挥、微信中心、城市部件管理、民政事务、计划生育、文化管理、短信平台、涉法涉诉、考核统计、平安智慧云眼等19项业务板块,又将这19项业务板块细化为85项具体业务工作。
广西综治信息处理系统通过“人到户,户入楼,楼上图”方式对实有人口进行管理,实现了以房管人、准确定位的综治工作目标。同时,系统将综治业务工作信息以视频监控、图片、影像等多媒体资源在全区的GIS地理信息平台中展现出来。通过这种立体化展示方式,让每个工作人员直观掌握全区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概况,针对某项具体工作或问题进行详细、细致的了解,以及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快速掌握事件周边信息。
“综治信息处理系统是一个经过整合的高效系统平台,不管是建设还是推广,都应该体现一种集合的力量。”广西综治办综治一处处长覃庆业介绍说。依托这种“集成”思路,广西以中央9大模块为依托,同时结合本地需求,统筹40多个综治成员单位和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形成广西特色综治信息平台,在确保符合全国、自治区社会治理信息化业务与发展要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广西本地个性化的应用。
网格化管理
让监管触及每个角落
网格化管理是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建设的基础工作,也是支撑平台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一环。
南宁市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走在广西前列,依托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将全市社会治理监管纳入社会服务管理单元网格,将辖区划分为城区一级网格、街道二级网格、社区(村)三级网格以及小区单元四级网格,所有单元按照网格区域纳入日常监管。
南宁市西乡塘区万秀村因流动人口众多、人员密集被称为“广西最大城中村”。过去,万秀村是脏乱差、打劫抢的代名词,推行网格化管理后,万秀村成为南宁乃至广西城中村治理的典范。
李道昂是万秀村的网格员。每天,她携带综治专用手机在负责的网格中巡逻两次,将采集到的人口变动、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信息全部通过手机发到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平台。信息上报后,事件流转、办理意见、结案时间等全程留痕,实时追踪,小事基本消化在社区网格站,大事消化在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网格员的作用不可小觑,信息采集、安全隐患、矛盾排查等全部一‘网’打尽。”李道昂说,万秀村原有多家无证经营的煤气店,网格员发现隐患后立即上报,21家非法煤气店在一天时间内全部关停。
“就拿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来说,我们社区做调解时都及时登记,原来记在本上,现在系统自动就生成了。”李道昂继续说道,“系统自动生成报表对我们社区既有好处,同时带来了挑战,好处是把我们从繁杂的报表中解脱出来,而挑战则意味着我们要对每一件事进行如实记录,以保证数据能够如实地反映出社区的工作和辖区情况,目前我们社区已经实现了干一样录一样。”
除了管理,网格员还提供10多项社区服务,如帮助市民代办证件等,受到群众欢迎和肯定。
依托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广西缩小管理单元,发现、处理问题的方式形成闭环式,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呈扁平化,实现部门之间的共建、共享和共治,避免过去各自为战、难以调度的局面。同时,管理队伍从专业型变成复合型,一人多能,变过去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为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较好的解决了群众办事“向谁说,谁来办,怎么办”的问题。
截至目前,广西“9+X”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共有网格员21776名,配备综治专用手机16548台,完成8863万条基础信息的录入,上报处理87896件事项。
社会共治
让最关心的人参与进来
在广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广西政法综治部门通过健全监管机构,编织责任网络,逐步形成了党委主导、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广大社区从业者、小区物业、保安、退休大爷大妈等成为参与社会治理最广泛、彻底和及时的群体。
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社区干部和网格员积极发挥退休大爷大妈作用,组建了以他们为主力的社会治理监管志愿者队伍,织成了广泛而严密的监管网。该社区党委书记贺湘南说:“大爷大妈们最关注社会治安,所以对于志愿监管的积极性很高。社区里有位吴阿姨,隔三岔五就向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反映自己遭遇或看到的问题。”
“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强化了重点人群和重点地区的精细化管理能力。”贺湘南说,“比如说,我们有个社区矫正人员,生活非常困难,没有工作,现在我们系统里对他的现实工作情况进行了登记,不但保障了工作延续性,还依据系统里的记录为他推荐了工作,缓解了他的生活困难。”
根据广西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平台架构,各地市可根据需要设置自主模块,南宁、来宾等地在自选项中推出了“微信中心”“数据网格”等自主模块。
“平安西乡塘街道”是西乡塘区综治委开通的微信公众号,市民关注街道微信公众号后,通过微信向综治信息平台发送意见建议,网格管理中心24小时有管理员在线处理。开通以来,该公众号吸引粉丝3800多人,发现违建、纠纷等事件8000多起。
“微信平台让群众参与南宁市社会治理工作,给群众提供了服务渠道和平安宣传渠道,解决了8小时以外的监管盲点问题。”南宁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谭尚武介绍说。
加强综治工作与物联网数据互联互动,使综治工作信息化实现转变,是广西综治工作主要目的。广西综治信息平台打通了综治网和各职能部门的链接渠道,实现综治信息处理系统和各职能部门系统的数据互通。同时,广西政法综治部门建立和完善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建立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组织89个、医患纠纷调解组织87个、物业纠纷调解组织37个,86个县(市、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院,929个乡镇(街道)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有效调动各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综治信息化平台,不仅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实现了平面式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向立体化的“平台+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与优化深化,也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质的飞跃,一方面创新了社会治理,走向智慧化、立体化、平台化、服务化；另一方面,“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简化了办事程序手续,节省了办事时间成本,增强了服务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