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我们今天的读书称为“泛阅读”或“趣味阅读”，甚至概称为我们已处于“娱乐阅读时代”。的确，媒体五光十色的信息已经令人眼花缭乱。社会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与“娱乐阅读”、“泛阅读”的读书新潮所产生的矛盾，让不少有识之士为之忧虑：我们今天还会读书吗？本报记者陈先义与著名作家王树增就此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
读书，如果片面为追求娱乐而躲避崇高，对一个社会是悲哀的
陈先义：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似乎有些空泛，其实仔细想想，不论是泛阅读也好，趣味阅读、娱乐阅读也好，都是当前社会阅读的一种基本走向。试想，今天有谁还会捧着经典去认真阅读呢？又有谁还能将一部皇皇巨著读到底呢？有，我看不多。不信，你去查查，在历次畅销书排行榜上，缺少的往往是经典作品。
王树增：不错，一个社会的阅读走向，表现的是这个社会文化趣味的取舍。经典书籍，对人的精神滋养是永久的。比如《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的春秋时期，而200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被列在美国西点军校的必读书目中。《伊索寓言》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中国后，被翻译成中文一版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一次出版《伊索寓言》是在1999年。《孙子兵法》、《伊索寓言》可谓经典。《诗经》、《史记》、《三国演义》、《鲁迅全集》等等能够穿越时空跨越国界而被一代代人所阅读的书籍都是经典。对个人来说，不同的阅读会令人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可以想见，一个阅读过《史记》、《唐诗三百首》的人，和一个一生只跟捧阅读风花雪月的人，看待世事、认知世事、处理世事都会不一样。当然跟捧阅读并非完全不可读，只是阅读有“一时”与“一世”的不同，把生命中有限的阅读时间每每用于“一时”，其结果必然是耽误了“一世”。
陈先义：我认为，一个人必备的知识必须靠认真地读点基础书才能获得，比如文史经哲及自然科学类知识，必须靠扎扎实实地埋头读书，自然，这类书相比较一些通俗读物来说比较枯燥，但人不具有这些知识是不行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采取为青年人开书目的办法，劝导青年不要无目的不成系统地抓到什么翻什么，要按自身的知识结构需要，给自己圈定不同时期的必读书，这是科学的读书方法。娱乐阅读、消遣性的阅读需要吗？需要。但决不能一味迁就自己的消遣趣味，甚至专寻找那些风花雪月花边新闻之类阅读。如果那样，自己的鉴赏趣味就会一步步走向低俗。书市上什么样的书都有，但你选什么样的书，却代表着你的思想品位。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果集体有意识、无意识地躲避崇高，追求娱乐化、趣味化，那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读书
王树增：中国近代史上，国学大师梁启超给青年人开出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书目；章太炎开出过《中学国文书目》；鲁迅先生1930年开出了包括12部古籍在内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大师们开书目干什么，是为后学者指出必行之路，且此必行之路还是捷径。对于处在21世纪信息化社会中的读者来说，良莠混杂的资讯之多让人目不暇接，真伪难辨，这当然要选择。如果仅靠“趣味阅读”和“娱乐阅读”，可能你很多年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很多经典是谈不上什么娱乐的。仅凭“扫一眼”是扫不出《出师表》的政治哀伤的，“扫一眼”也扫不出《昆虫记》的生命尊严。中国古人阅读古籍时要抄写、要背诵、要吟唱，今天的人又有几多知道有哪些书籍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阅读的呢？因为这些书籍可以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品性和资质，乃至影响到一个民族文化和文明的走向。今天，在阅读呈现出娱乐化的态势下，提倡开书目和阅读引领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引领，是学术界、出版界的责任。比如，《解放军文艺》杂志，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刊发的优秀军事题材文学作品选编成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诗歌卷、剧本卷、插图卷出版了，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它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了解不同时代的军营特色。
陈先义：是的，这套书应该说是军事文学的“金本”，很值得阅读，是那种可以上得了书架的书。可惜，这样的书太少。经典作品的失落以及人们的阅读走向朝娱乐阅读的偏移，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最初信号是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此后是《国画》、《羊的门》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毋庸置疑。但是，仔细分析，这些作品凭什么“红”起来的，凭什么引起社会沸沸扬扬议论？是其文学意义及社会认识价值吗？恐怕不是，主要还是关于性问题的直白描写。这是它们成为社会热点的重要原因。以后，便有了女性文学中诸如《上海宝贝》之类一批作品的出现，“身体叙事”成为最重要的表意策略。当“拳头加枕头”的写法被广泛借用并被作为抢市场的手段时，真正的经典作品自然就被边缘化了。
现在，老一辈的学者教授们有一种担忧，青年一代读的书如果都是泡沫化的昙花一现的东西，社会早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会造成一代人思想上的“营养”不良症。比如，哲学历来被当作锻造人的思想灵魂的学科，现在又有谁能沉下心去认真地读一点哲学呢？关于那些经典名著，也大多成了人们书房中的一种装饰，我看不少人压根就没有翻过，因为电视、网络、通俗读物已经占用了人们的大量时间，人们对需要花更多时间读的经典已无暇一顾。
王树增：我认为所谓“哲学”至少意味着两个层面：基础哲学和社会哲学。前者是智者的事情，是运用抽象思维寻找真理的线索，以指导人类认识历史进步的规律。这就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一样，民众过日子，是不会在乎到物理学意义上的分子和粒子的区别的。他们在使用被称为用纳米技术制造的水杯时，从不深究“纳米”到底是什么“米”，只想知道杯子的保温性能如何和大小是否合适。而社会哲学对于社会成员而言，是“怎样认识自己和眼前的日子”的学问，在任何社会，社会哲学的繁荣和提升都是极为重要的。2004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再版了，这本书1948年首先在美国出版，风行海外，1985年在中国首次出版中文版时便以10万册的销量热销，去年再版时又一度成为令人关注的有阅读价值的图书。这说明很多基础的东西是社会必须的。
高科技手段的普及不能替代对经典的阅读，阅读主流的培养是全社会的责任
陈先义：有人认为，时下高科技手段的普及为经典文化的失落提供了物质基础，不知你怎么看。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经典和高雅的文化已经不能垄断文化生产的资源，一些网络写手比职业的严肃作家更为活跃，创造了更为轰动的社会效应。过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化偶像和权威已经呈现分散化和多元化趋向。比如，在新浪网发起的“谁是今天的文化偶像评比”中，鲁迅、雷锋、金庸、张国荣等差异很大的人物居然并列在一起。对这种异常现象应如何分析，我看不能不引起注意。
王树增：当然，如果反过来想，全社会只有一个或一种偶像，那么这个社会民众的心理生活和情感生活也不是正常的。文化的丰富必然会考验、锤炼一个社会优胜劣汰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人类现代生活的发展格外重要。有一次我到部队，请一位战士告诉我他最近读的书，他说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然后就是朱德庸的《粉红女郎》。战士说他喜欢看革命战争故事，而他家乡就是《西厢记》中崔莺莺被困的普救寺所在地山西永济，并且说他和战友曾议论过到底哪一种女孩子比较可靠些。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境最初有点异样，但是看着他那诚恳的模样和灿烂的笑容，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真正属于战士的真实朴素的感受。
当然，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阅读主流的培养是必须的，这个主流就是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而民族精神是由对社会生活和历史生活的点滴认知集合、提升出来的。现代高科技手段的普及并不能对主流阅读形成实质性的威胁。有人曾经送给我一本“电子书”，里面存入了上百本中外名著，打开点击后便可随意阅读，但至今我没有用它读过一部书，原因很简单：它不是书，无法令我享受读书的愉悦。由中国人发明的纸张是有神奇魅力的，汉语中有“书香”一词，有人说是纸香，有人说是墨香，我以为其实是人在阅读时的入境之味。
阅读需要娱乐和趣味，但不能仅仅为了娱乐和趣味而阅读
陈先义：阅读需要趣味，但不能只为了趣味、为了娱乐而阅读。网络也好、手机也罢，可以提供信息也能提供娱乐，但却不能提供丰富的全面的系统的知识，要获得这些知识，还必须回归书本、回归经典，还必须沉下心来好好读书。趣味阅读、娱乐阅读好比我们吃快餐，老吃快餐就会营养不良，就会影响身心健康。这已经形成一种普遍担忧。
王树增：对社会阅读审美层次的引领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紧密相联。所以，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初，国人为一些不值得好奇的文字而好奇不足为怪。形成“趣味阅读”、“娱乐阅读”的新潮也很自然，但热闹之后，还是要回归经典的，从去年开始，这种回归已经呈上升的趋势。
陈先义：回归经典，在2005年已渐渐成为学术界知识界关注的话题。有个例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重新再版了中外文学名著丛书，一套丛书多达上百种，从出版至今销售了20000多套。很多读书人都明白，这些经过世界上无数代读者阅读考验的经典书籍流传至今已经犹如人生课本，是值得阅读和当作传家宝的。
王树增：前不久，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应邀到欧洲的国家朗读自己的作品。初听到这件事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当众听小说朗读是欧洲18世纪的生活场景，而我的作家朋友说，他给这些异国民众朗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很柔和地散射着，房间里散发着一种淡咖啡的好闻的气味，所有的人都安静地聆听着。类似的故事也曾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军营里。那个军营中有一位指导员，他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地为战士们朗读过《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他的举动令我万分惊讶，我向连队的战士一一核实了这位指导员朗读过的书，战士们都对他们的指导员表示出极大的钦佩。他带的这个连军歌唱得很嘹亮，营院整洁得如花园。这样的情景告诉我们，经典书籍即使不在我们的眼前频频出现，也绝不会在人类的阅读生活中消失。
一个人一生的阅读量是有限的，在年轻时就明白什么是需要泛读的，什么是需要精读的，将会终生受益
陈先义：阅读是很私人的事，为了消遣和休息而阅读闲书也是对一个人知识的补充。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只是对于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来说，没有价值的阅读绝不能成为社会阅读的引领。
王树增：是的，让今天的年轻人通读一遍《诗经》、《资治通鉴》、《全唐诗》、《美的历程》容易吗？不容易。即使去读《毛泽东诗词》，也需要首先阅读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所以，您所主张的“沉下心”格外重要。当代生活充满浮躁情绪，真正把心境沉下来需要养成，而阅读经典书籍恰恰就是培养心性的一种有效方式。一个人一生的阅读量是有限的，在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什么是可以翻阅的、什么是值得阅读的、什么是必须精读的，将会使自己的人生受益无限。而对所有值得阅读的或必须精读的书，我们大可不必一时读完，我们可将它们放在一生的不同阶段来逐一阅读，让自己能够终生获得经典的滋养。
陈先义：我觉得，还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当娱乐阅读、趣味阅读的新潮随高科技奔涌而来的时候，文学的娱乐消费功能在商业性的支配下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再也耐不住寂寞，有的声称为娱乐而写作，一些所谓“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的自我表现正成为精神垃圾的源头。对此，国家有关部门需要进行综合治理。
王树增：我去书店买书，经常看见颇为令人心动的书名，翻开来才发现是些东拼西凑或讨乖卖巧的文字，中国的写作行业里有太多的文字匠和编纂师。而且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在阅读上，有人热衷人云亦云，根本放弃独立思考，凑热闹和一窝蜂的积习始终难改。我们缺乏冷静客观，因此我们缺乏真知灼见。对于那些垃圾图书，时间将是最无情的甄别者，时间会把没有永远价值的书一一刷掉，同时让具有永远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畅销的未必就是必读的，而必读的一定会是畅销的、常销的
陈先义：畅销的未必就是可读的、必读的。可读必读的一定是畅销的、常销的，尤其对于军营中的青年官兵，随波逐流的阅读，不可能使自己的素质得以提高，也不利于自己的精神健全。
王树增：流行和时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千百年来始终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这是属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流行。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曾风行过喇叭裤，现在没人穿了吧。时尚的制造者最大的理想就是“引领今年的潮流”，他们没有能力奢望明年还有人喜欢今年的时髦。而人类的文明史证明，一时的时尚几乎都无法在人类大历史中流行。对于部队官兵的阅读来讲，关于时尚和流行的鉴别与选择，引领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有选择、有系统、照顾到各个领域知识面的读书应该成为部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最根本的在于：通过有价值和有意义的阅读提高官兵的文化素养和品位。您说得有道理，畅销的未必就是可读、必读之作，但可读、必读之作一定会是畅销的。那些经典书籍，是可以为人生中的每一次翻阅提供崭新的感受的。
陈先义：这几年听说你在全力打造“经典”，甚至向上级要求卸去了文工团团长的职务，我为你的这种精神叹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有点献身精神。前几年，你写了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的《远东朝鲜战争》。据说现在又在尽全力写长征，我期待这又将是一部大作、力作。
王树增：“经典”不是我这样的写作者能够达到的。至于“献身精神”，我多少有点。写作是我的生命，写出优秀的作品是我毕生梦想和不懈的追求。我对此很认真。作家周涛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他说得很对。只是对于欲望纷乱的人生而言，人不容易想明白并身体力行地做到。就我的革命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写作计划来讲，其中最耗费时日和心血的工作就是阅读。历史题材的写作，需要大量的、深究的、参照的、涉及广泛的阅读。《远东朝鲜战争》最后成书59万字，但我在写作之前所做的提纲性阅读笔记就达120万字。《1901年》成书60万字，阅读量在5000万字以上，提纲性阅读笔记也达到了160万字。我的阅读原则是：好书精读，反复读；一般的书快速读，但不当回头客；如果拿在手里的是劣质书，也翻开第一页看看目录，至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