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
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举办首届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高峰论坛

  上海12月17日电 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互联网治理的思路、模式、路径有哪些改变？新传播革命如何影响并重构了全球网络空间新范式？2016年中国网络舆论场呈现什么特点？在舆论转型与网络社会研究中有什么新动态、新取向？如何有效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和智慧城市治理，打造政务服务新系统？

这些问题，在12月16日由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合作举办的首届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高峰论坛上被一一提出、讨论。本次论坛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协办，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政界、业界、学界近百名嘉宾出席会议，国家及地方互联网信息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国内17余所互联网治理智库的研究专家及媒体业界精英，围绕“网络理政”展开深入对话交流，启动复旦发展研究院网络理政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会议成果发布环节，中山大学发布了《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2016）》，以“网络空间治理和舆论场调试”为主题，紧扣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大变局”，从网络舆论、内容生产、法治发展与治理模式、基层网络治理创新和国际网络治理六个方面探索互联网治理的发展路径、创新机制及现代化模式。复旦大学发布了《2016中国网络理政十大优秀案例》，涵盖了网络安全、网络服务、数据公开、网络沟通、危机应对、网络协商等各个治理面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门户网站到广东、上海、湖北、山西、宁夏等地方案例名列榜上，反映了从中央部委到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努力建设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数字政府的有效举措，代表了中国政府网络理政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创新方向。

对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未来的发展方向，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提出了“三个协同”的目标，即“多学科协同，构建网络研究的创新范式；多校协同，打造网络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多领域协同，广泛凝聚政府部门、学界、业界的智慧力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副局长孙凯认为，新旧媒体的融合与转型推动两个舆论场开始迅速交融，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和信息扩散能力在新旧媒体此消彼长的竞争中快速增强，网络舆论进入科学化调适和引导的新阶段，开展互联网治理“跨学科、跨地域、跨院校的交流合作”正当其时。

会议主旨演讲环节，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网信办主任朱咏雷以“上海发布”为例，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网络治国理政思想在上海的实践。提及网络理政，朱咏雷认为，创新服务途径、提升城市治理手段和能力、整合优化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资源，是“上海发布”坚持的方向。

如果说“上海发布”是互联网环境下以政府为主导提供线上政务服务的典型案例，此后兴起的政府提供服务内容，企业提供平台的线上政务服务方式同样值得瞩目。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孟庆国教授认为，互联网推动了政务服务范式的创新，重构和加强了原有的服务渠道，使服务方式从政府单方面供给走向平台嵌入、群众参与，同时用户参与服务促使了政务服务模式的重构和评判标准，促使政务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网络理政”不仅是将网络作为理政的手段，而是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涉及政府信息公开、公共参与决策、多主体协同治理以及个性化便民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理念已成为与会嘉宾的共识。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艳玲教授分析了互联网带来的开放和原有治理模式的变革、冲突和原因，并提议政府应制定更为精准的政策、调整结构、建设更为有效的沟通渠道，以更开放的方式和心态，建构起新的治理模式。

提及今年网络舆论场新变化，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指出，2016年，微博重回高地，成为最重要的舆论场，同时和微信、“知乎”、“果壳”等网络社群和知识问答平台崛起，形成多平台协同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新业态；中产阶级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年轻的“90后”、“00后”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著民”开始发声发力，建构中国互联网环境新生态；资本和商业的逻辑加速影响着中国的舆论场，资本成为影响舆论场变化不可小觑的“操盘者”，蕴含新取向。此外，网络热点从“反腐”转移到了“安全”上，折射出网民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网络表达也渐趋理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尹明华主持会议。与会专家达成一致共识：“网络理政”的提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网络理政与数字政府建设必将在未来若干年内，取得跨越式的进步和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应有之义。在互联网成为人们主要的交流渠道和沟通平台的今天，政府适应形势，推动网络时代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在必行。

本次论坛下设五个分论坛，就“范式创新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舆论转型与网络社会研究”、“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建设”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借力互联网重构网络理政新范式

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强调，网络问政和网络理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的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客体是网民，主动权在官方手里。而“理政”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理政”的提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人民从被动应答到主动参与，从执政手段变为执政目标，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惯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国麟认为，中国的网络理政体现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目标是要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数字治理，理念是要开放、安全、服务、回应和协商。他强调，所有的理念和机制都需要协同；协同要在执政党的指导下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朱鸿军认为，在政治塑魅的过渡时期，需要防止民粹主义的混乱。因为信息具有祛魅功能，政治治理具有塑魅功能。社交媒体的普及为信息祛魅功能世俗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塑魅的主体、手段和方向都会发生变化。民众参政的可能性进一步变大。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张健认为，当互联网对传统的科层制结构造成种种冲击之时，传媒制度最先分崩离析。因为我国的科层制结构由来已久，而传媒制度在最初构建的时候也参考了科层制，具有科层制的种种特点、优势以及弊端。

律兜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创始人金为铠通过数据和案例分析认为，在社会治理中，需要有多平台构架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在其中切入法律的专业资源，提高公众的规则意识，是未来的趋势。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院长孙静指出，在开放的复杂系统中，线上的虚拟社会和线下的现实社会相互作用，体现出的涌现性，最终导致了虚拟及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一定要重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所带来的现实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伟指出，以电子政务为特征的网络理政正在成为各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新范式。自由、安全和民主可能是新的范式中需要被遵循的价值目标。在我国，自由或许会被替换成其他的词汇，但价值体系的确立需要哲学的指导。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春阳建议，政务微博应定位于政府部门在社会危机中的沟通自救平台和网络群众路线的平台。舆情的第一沟通平台应该是微博不是微信，政务微信的定位更类似于便民服务小秘书，是线下政务大厅则是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微博与微信由原来的替代、竞争关系转向了共生共震关系，微博是舆情引导第一场域的地位不可撼动。

洞悉网络社会把握舆论转向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指出，2016年，网络舆情呈现出显性舆论场热度下降、杂音减少，但隐性與论场暗流涌动。舆情热点从城乡结合部向一线城市漫延。在热点舆情背后，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层矛盾和公众的内心郁结，主要体现为三个阶层的集体焦虑——“底层诉求”、“新中产焦虑”、“体制内信心＂问题。需要充分展示十八大以来严厉反腐、全面深化改革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获得感”，以对冲这种“集体焦虑”。

东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永智认为，从理论角度而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项传播的工作。传统媒体的管控思维之下的信息传播与表达是居高临下的教育说服，将学生置于被动的被说服教育境地，而没有认识到传播是一个传与受的双向互动环节。因此，高校新闻舆论工作客观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现象。

上海社会科学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戴丽娜认为，当前，舆论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构成呈现出海量和多元的特征；平台的崛起使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受到威胁；融合与分化并存是当前舆论场域的显著特征。因此，要反思传统媒体的转型路径是否正确；需要论证利用算法进行精确引导是否可行；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平台治理模式；需要从战略规划、人才培养和策略调整等方面提升国际舆论引导能力。

宏博知微CEO于霄认为，新媒体平台每年都在发生剧变，无论基于互联网开展国家治理，还是管理管控互联网平台上的媒介和声音，都要敏锐的把握各个媒体平台的流量分布，人群特征，传播特征，内容特征。于霄博士以近一年微博的二次崛起和快手的野蛮生长为例，阐述了近期新媒体发展的的特征及趋势。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新闻传播博士一级学科带头人、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白贵指出，当前，在我国的网络空间当中，民族歧视或者仇恨言论，呈现了泛滥的趋向。因此，需要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中的民族歧视和仇恨，划定一些重要界限。要向网络媒体从业者及网民普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必要知识以及相关的法律和法理，发挥相关专家的智囊作用，并借助专家学者研究清晰界定法律的界限和标准。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通过社交网络的联结和断裂特征分析认为，当前，在社交网络中由不同人群创造的交流亚文化正在向主流文化迈进。社交网络中的联结，就是通过六度空间找到的人，最重要的通过朋友建立彼此的公共区。但是，也要适当逃离社交网络。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研究员姜红认为，在网络当中，理性和情感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其界限已经开始变得日益模糊。传统认为公众一定要公开表达意见，这个表达还必须要有一定倾向性，但互联网平台给情绪的表达提供了可见的渠道，让理性之外公众的情绪有了更多的呈现方式。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涛甫指出，新宣传正是为了适应互联网大势而做出的努力，执政党应该成为意识形态的领导者，社会形态的引导者，社会情绪的疏导者，中国话语的主导者。因为互联网的介入使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和传播权力结构被放大，原来的闭环格局被打碎，巨大的活性被释放出来。

开放数据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湖北省信息中心总经济师江艳玲认为，今后，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需要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事项，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和深化数据应用。平台建设模式要采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以改革为指引、以问题为导向，以合法简便安全为原则。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张雪魁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政体”，这种“新兴政体”与“传统政体”（民族国家等）之间的张力加大。数字政治的发展，使得全球治理的传统主流话语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促其不得不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数字政体的发展，使得全球治理的思想理论资源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促其不得不进行历史性的更新；数字政治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促其不得不进行颠覆性的重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认为，政府不是生产者，政府只是做平台，也就是说政府即平台。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政府要开放数据，社会利用数据，然后共同解决问题，提供服务，创造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方师师通过分析脸书“偏见门”事件，认为用户需要更深地卷入到社交媒体的使用当中，“用的越多，越是你想要的”。当前正处于社交媒体成为实质性新闻入口的紧要关口，大型互联网公司转型平台媒体，平台媒体逐渐主导用户新闻接触。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网络身份事业部执行主任严则明认为，网络治理必须以网络身份管理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才能最大化的保障信息安全。网络身份标识技术（eID）和服务体系能够认定网络活动的责任主体和行为，具有“去身份化”和“碎片化”的作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海晏提出，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城市传播与治理需要网络化机体，因此要构建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城市传播与治理的新体系。这是增强基层自治与服务功能的需要，中国后半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需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瑞昌认为，当前，要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方式解决融合型社会中新的矛盾纠纷。因为互联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基于地理空间维度的，互联网把时间和空间都挤在一起，形成了融合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