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丰厚的地名普查成果转化为传统的地名图、地名录、地名词典和地名志（简称“图录典志”）等形式，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建设完整、深入、强大的地名数据库，全面服务于当代社会。有专家指出，真正满足社会需求的地名数据库，并非直接将地名普查表录入电脑那么简单，而是以地名基本要素为主线，纵向贯通、横向串联如同“家谱”一样；图录典志的编写也应继承与创新并举。
地名信息化建设是“二普”的主要成就
信息化建设不是简单地将地名录入电脑，而是要建设“一库两平台”
谈及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数量无疑是最为直观且首要的体现。
虽然辽宁省普查地名总数仍未出炉，但有部分地区早就进行了地名普查试点。2010年至2012年，辽宁省作为全国两个既沿海又沿边的省区之一，以29个相关县（市）区投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工作。据这29个沿海沿边县（市）区统计，所普查地名的总量，比“一普”成倍甚至几倍增加。
那么，在两次地名普查相隔的30年间，地名的激增主要在哪些领域呢？
“与天地万物一样，地名增减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地名学者、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商伟凡说，30年里，山、河等自然地名很少变化，地名数量的增长主要在人文地名，但行政区域类的乡镇名称反因精简而减少。“一普”时，国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公有企事业单位不多，私营单位大多还未产生，人工建筑物数量也有限，且规定的普查对象仅是其中“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并起地名作用的”。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加快，“二普”地名的大量增加，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当然，地名普查的成果并不拘泥于数量的增加。与“一普”相比，“二普”的重点还在于地名成果的转化和利用，特别是地名的信息化建设。
对地名这一人类不可缺少的公共信息资源，按区域、分种类的大量存储、便捷检索和广泛使用，堪称我国几代地名工作者的夙愿。30年前开展“一普”时，人们尚不知计算机为何物，手工操作贯穿于地名普查的全过程。记者在锦州、朝阳等地看到，装订成册、保存完好的“一普”四项成果，除文字概况是油印或铅字印刷的，地名图完全是手工标注，地名表、地名卡片也全部是用钢笔一笔一画抄录的。
那时候，要跨地区查找一个陌生地名，几乎等于大海捞针。由于全国各地的地名工作进展不均衡，较大范围的地名数据难以汇总，地名的更替状况也不能及时掌握，国家关于建立县级以上四级地名数据库的设想举步维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明确提出，要利用现代手段保管地名档案，建立完善地名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积极推进地名信息化建设。
辽宁省各市在摸清地名底数的同时，注重对所普查地名及地名标志的属性、图形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准备依托这个地名数据库建立两个平台：一个针对内部应用，方便地名管理；另一个则针对社会服务，方便百姓查询。其中朝阳市的地名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列，2005年被评为“全国地名数字化示范城市”，2014年被列为“全国地名地址数据库建设试点示范市”。
朝阳市从2002年开始建设单机版“地名地址数据库”，随后结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开发网络版“朝阳市区划地名地址管理系统软件”，构建以边界线地图数据库、地名地址数据库、行政区划数据库为主体的综合性地名地址数据库，实现各项管理、管护和执法的数字化，使全市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建地名数据库犹如修缮“家谱”
纵向记述地名的古今专业经历，横向展现地名的现实社会环境，其所呈现的地名形象是立体的、客观的、完整的
商伟凡曾任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的专家组长，他认为，地名普查是“开工有日、完工有期”的阶段性任务，地名信息化却是一个不断完善、提高且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将地名普查数据录入电脑，不仅仅是建立地名数据库的框架、基础，同样需要确定并突出其中的重点内容——地名的6项基本要素：字形、读音、方位、来历、含义、沿革。不论何时何地，确保这些“看家”本领的数据精准、应用便捷，都是衡量所在地名数据库是否合格的基本尺度。
我国的地名数据库建设，已经或势必进行着“体制”转变：由早期的“地名录”式转变为现行的“普查表”式，未来还会进一步转变为“家谱”式。可以说，通过这两次转变，地名数据库的格局逐步由“平面”（现实）变为“立体”（古今），内容逐步由“专一”变为“综合”。就是说，一个理想的地名数据库，应以地名基本要素为主线，纵向（时间）贯通、横向（空间）串联如同“家谱”，兼备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广博。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能够面向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尽可能广泛和巨大作用的地名数据库，应当是‘家谱’式的。”商伟凡说，因为这种形式的地名数据库，纵向记述地名的古今专业经历是完善的，横向展现地名的现实社会环境是圆满的，所呈现的地名形象是立体的、客观的、完整的。同时，地名信息的表现方式，也由以往的文字、表格、地图扩展到照片、录音、影像等。可以说，关系地名来历、应用的一切信息都在收集之列。
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留下来的图、文、表、卡为“二普”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因经济、技术条件所限，未能留下音、像等多媒体信息，个别地区留有一些黑白照片已属难得。现如今，这种状况已大为改观，并成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一大特色。
在辽宁省锦州、朝阳等地，记者看到地名照片被列为地名普查的规定内容，每个地名至少配属一张相关照片，成为地名的最直接历史见证，而将一地的今昔照片并存更具对比意义。
“地名一旦消失，这些绝版照片就成为追寻历史原貌的凭证，因此要对纳入地名数据库的照片质量把好关。”商伟凡说，一些地方摄制的地名照片数量不少，但缺少直接阐释地名来历、含义的最可宝贵的图像，例如北京王府井的“井”、五棵松的“松”、八王坟的“坟”；又如“沈阳”，自应拍摄市中心区、市人民政府等标志性景观，但千万不能忘记沈阳之根源——“沈”水；对“张”家庄、“李”家店，采集现存该姓氏代表人物图像并不为过。
另外，“家谱”式的地名数据库一经建立，应及时更新与完善，甚至将之定为日常工作，唯有如此，才能使地名数据库更加完善，更具历史厚重感。随着相关信息的不断发现、不断补充，每个地名都如同一本“小百科全书”，地名数据库也实际成为地名历史文化信息库。
“介绍一个地名，除解读其来世今生的专业信息外，还可扩展到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各方面信息，诸如吃、住、用、玩、购等，这样的地名数据库实用价值更高。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地名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商伟凡说。
地名志如何体现当地特有的地名文化成为共性问题
“江桥”抗战、“卢沟桥”事变、“遵义”会议、闯“关东”、“刘老庄”连等，地名与事物融为一体、相映生辉
图、录、典、志的编纂齐头并进之际，被聘为国家地名志编委会学术顾问的商伟凡认为：在地名普查的各项硕果中，地名数据库以其应用之“广”、地名志以其钻研之“深”并立前列，堪称日后长远地名工作的“左膀右臂”。然而，以往的地名志未曾在国家层面编纂，地方多自行采用“典、志合一”甚至“图录典志合一”的方式出书。如今地名词典、地名志各行其道，彼此内容不能混淆，果断弄清两者区别已成当务之急。
在商伟凡看来，地名词典属于知识普及型工具书，内容体现其“广”，包罗万象且点到为止，是对点、线、面状地域的综合概括，让读者对此地“知其然”；地名志属于专业领域的学术专著，总体框架参照地方志的一般体例，内容体现其“专”，主体为地名的基本要素及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让读者对此地某些方面“知其所以然”。尽管地名志对名称由来不展开讨论，但规定的“引经据典”“诸说并存”已在帮助读者分析、鉴别。
商伟凡认为应当讲清楚的是：如果某地是地名词典、地名志同时编纂，那就必须在内容上将两者区分开，不能搞成“两个名目、一套内容”；如果当地决定只编一部地名志，也可以沿用过去“典、志合一”的做法，也可以有所创新。在地方典、志的编纂体例上，江苏《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典》 做了积极的尝试——每个地名词条包括三部分：其一为传统辞书释文；其二为典籍原文罗列； 其三为相关故事、传说及文化现象记述。
在现今开展包括地名志在内的各项地名工作中，如何体现当地特有的地名文化，成为各地都在探索—实践—再探索的共性问题。在商伟凡看来，所谓“地名文化”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层是地名本身具有的文化现象，包括地名的基本要素，特别是负责发声的语言要素、负责书写的文字要素以及古今命名、更名的理念与方法等；外层是由地名阐释、代表、承载的社会现象，其标志就是地名已与某种事物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基于这种“地名文化”观，商伟凡倡议新一代地名志增加地名的社会应用内容，重点体现历史形成、社会公认、世代相传的地名与各种事物融为一体、相映生辉的文化现象。此类非冠以地名不可的事物，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例如：“江桥”抗战、“卢沟桥”事变、“遵义”会议、闯“关东”、“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辽宁”舰、“大连”服装节等。
□记者/王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