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简化（simpler）政府而非弱化政府是当今各国政府治理变革的根本指向，“小政府”时代已经过去，如何推进政府治理简化是问题的核心。从我国政府改革来看，当前所推进的简政放权改革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缩小和优化政府行为范围的角度简化职能，向地方、社会和市场放权；二是在确定职能范围的情况下，对具体职能进行简化，避免政府政策的过分“复杂化”，简化政府规制和具体治理行为

■对于此简化政府双重维度的争论，应当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当前美国关于简化政府的这两重维度的争论，实际上是政策“柔性”与“刚性”之争。“助推”性政策更偏向于采取“旁敲侧击”的政策手段规制和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尽可能多的保留政策选项，并对公共选择进行隐性干预与调节，这种简化方式更具柔性

■从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助推”性政策以简化政府的实践来看，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但至于特莱斯关于政府政策正因“助推”而不断恶性衍生并走向“拙劣拼凑”的担忧，以及认为奥巴马政府治理行为过于“拐弯抹角”的批评，正是美国政府不至于过于偏激走向极端自由化的平衡力量

毫无疑问,简化（simpler）政府而非弱化政府是当今各国政府治理变革的根本指向，“小政府”时代已经过去，如何推进政府治理简化是问题的核心。从我国政府改革来看，当前所推进的简政放权改革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缩小和优化政府行为范围的角度简化职能，向地方、社会和市场放权；二是在确定职能范围的情况下，对具体职能进行简化，避免政府政策的过分“复杂化”，简化政府规制和具体治理行为。后者是现在为我们所忽视的，却是近几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改革的重点领域。

政策的“助推”与“拙劣拼凑”。美国学者对于简化政府规制的理解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助推（nudge）”，即使用更多简明的、柔性的、聪明的政策以简化选项、影响和预测公众的选择；二是追求政策目的而内容更加简单直接化，避免政策为了解决当前问题而出现内在的、不恰当的相关性，造成“拙劣拼凑（kludge）”现象，引发更多、本来不会出现的问题。前者更注重政策规制内容和形式的简化，同时简化政策框架内公众的选择难度；而后者则强调政策规制达成目的的手段简单直接，避免政策规制复杂化。

奥巴马政府是“助推”的坚定支持者，在奥巴马执政的两个执政周期内，各种政策规定的出台都本着“助推”的理念进行制定和评估。在最大限度保持公众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参考行为经济学原理，分析和预测公众的选择倾向，以简单、低成本、追求自由的方式，运用各种工具，出台较为间接的、柔性的、简明的政策选项，“自然而简单”地“助推”公众做出更符合公共性的选择，“循循善诱”地实现政策承诺。助推为公众针对特定情境做出选择创造了条件，政府或各私人机构都能提供可选方案。比如在401（k）退休计划的推广中，奥巴马政府以“默认处理机制”为助推手段，即在公众个人选择是否参加退休计划的选项时，规定“除非明确选择‘不参加’，则默认为参加计划”，这样简单地政策助推方式使401（k）退休计划参与人数翻了数倍。再如，奥巴马政府出台政策时非常重视所提供的选择信息的“架构方法”，将公众“注意力”视为稀缺资源并加以利用，在“对于同等水平的损失和收益，人们对前者的厌恶大大超越对后者的喜欢”的原理下，放大公众做出如“继续食用快餐垃圾食品”错误选择的“损失”，在不影响公众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引导正确的公共选择。
另一维度——“更简单和直接化”强调的则是政策规制的逻辑清晰简洁和政策手段的简单直接，它不像“助推”那样保留完整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彻底规避一些与政策目标不符的选项，已达到公共性的目的。这一维度的简化使政策规制更易于遵循，政策效果也更加简单，政府应当在阻止某些政策效果方面应扮演积极角色，并更直接地提供相反的积极效果，比如，彻底禁止卡路里超过一定限度的高热量食品进入市场以减少肥胖人群数量，或者高速公路严格限速。当奥巴马政府大量运用“推动”性政策时，美国思想界从简化政府的这一维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与“nudge”相对，学者史蒂夫·特莱斯形象地运用“kludge”一词来形容“助推”性政策所存在的变异可能，他认为“助推”性政策就如组装计算机一样，看似聪明地运用各种工具“敲边鼓”以达到短期政策目标，但实际上过度复杂，为了处理社会问题不得不应用过多相互关联的政策手段，使政策效果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人为制造更多的问题。在实际中，助推的方式确实需要政策规制的不断衍生以柔性控制社会选择，这种方法并不见得总会成功，长期来看贻害无穷。

理性认识简化政府的双重维度。对于此简化政府双重维度的争论，应当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当前美国关于简化政府的这两重维度的争论，实际上是政策“柔性”与“刚性”之争。“助推”性政策更偏向于采取“旁敲侧击”的政策手段规制和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尽可能多的保留政策选项，并对公共选择进行隐性干预与调节，这种简化方式更具柔性；而第二个维度的简化政策则更加简单直接地硬性规制公众行为，尽可能简化政策选项和选择空间以使政策效果更易预测并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多为规定“必须如何”或“不准如何”，较之“助推”更为刚性。其次，这两重维度的争论其实也是政策“间接性”与“直接性”之争。“助推”的、间接性的政策必然为公众留有一定选择空间，其达成政策目标效果的手段更加注重“聪明化”，让社会在政府看似的“无为”中获益；而第二维度的简化则关注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本身，去掉政策制定与效果产出之间繁琐的环节，直接追求结果，政府显得更加强势和“有作为”。实际上，这两个维度都是简化政府规制与治理行为的有效手段，其作用结果如何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实中奥巴马政府已在“助推”性政策层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这些“助推”长期效果如何还需时间检验。

从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助推”性政策以简化政府的实践来看，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但至于特莱斯关于政府政策正因“助推”而不断恶性衍生并走向“拙劣拼凑”的担忧，以及认为奥巴马政府治理行为过于“拐弯抹角”的批评，正是美国政府不至于过于偏激走向极端自由化的平衡力量。社会公众的选择权力应当维护，但政府的角色与公权力存在的意义也应受到重视。实际情况是，如税收、经贸等领域大多数政策规制实施都“中立”于这两个维度之间，既在一定程度给予社会公众自由选项，政府也保留有必要的严格规制以防止公共选择非理性化。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政策规制依靠这两种维度的融合，更加简单直接的政策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行为的“下限”，即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而“助推”则在这条底线之上，在保障社会自由选择的情形下，为政府提供了更柔性、聪明的政策供给方式。

总之，超越理念和维度之争，如何平衡这两个维度对政府“简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未来发展的中心问题。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在这个层面理解简化政府的不同维度，在出台政策与规制社会行为时更多考虑双重维度的平衡，对于政府公共性的伸张与“老练的”政府的建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