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量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是首都北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三大特征。减量是约束性条件和现实要求，绿色是发展目标与前行方向，创新是依赖路径与优势所在。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集聚了全球优质的创新资源。应该充分认识到创新发展对实现首都战略定位和高质量发展的意义，认识到依靠创新谋发展在现阶段的唯一性、关键性和必然性。
创新发展是实现减量约束下高质量发展的唯一出路，要向创新发展要效率
新总规划定了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通过强化红线的约束意识使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35年生态红线区面积占市域面积的比例从现在的73%提高到75%，建设用地净减量将超过150平方公里，与传统的、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规模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在人口、土地双控和环境硬约束下实现的高质量发展，是用较少的资源要素投入和空间占用，形成对资源环境负荷最小、经济社会结构合理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依靠强化人均产出、地均产出等效益指标，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来支撑经济发展。
这种自我约束型实质性减量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建立在北京整体实力与创新型竞争优势基础上的，是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城市文明方向的新航程。高质量发展更多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既包括以创造发明、质量提高、技术工艺改进等为代表的直接技术因素，也包括经济体制、制度环境、经济周期、全球化等影响投入产出效率的非技术因素。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都要靠创新的理念、办法、思路和技术来实现。目前，北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仅为东京都市圈、大伦敦和纽约大都市圈的30%、25%和22 %左右，要素产出和土地利用效率远远没有发挥，且受诸多城市病困扰，人居环境退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空间环境重组改造、产业格局调整升级，唯有通过创新发展去推动技术、管理、政策、体制等领域的变革，才能倒逼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质量提升，实现减量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北京通过腾笼换鸟、放弃大而全的工业体系，把创新发展重点放在国际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性成果的转化运用上，逐步形成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金融街、北京商务中心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临空经济区和奥林匹克中心区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约占全市经济总量的一半。今后，北京应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10个高精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把“三城一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集聚新高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通过创新引导主导产业向高精尖结构和功能区集聚，北京已进入发达经济体和后工业社会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城市经济基础性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形成以创新为核心、服务业为纽带、互联网为平台，培育有竞争优势、对资源环境负荷最小的新经济形态。这种基于网络和用户多样化需求的城市经济体系，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聚集、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呈现出“互联网＋”、个性化需求、多样化定价、去中心化和去时空化的新特征。通过发展定制型制造业、创意体验型经济、网络商铺型经济以及供需对接的非正式经济发展平台，建立消费者之间相互响应（C2C）的商业服务模式。扶持能够带动本地和京津冀居民消费、就业和经济增长，有持续创造活力的新经济，才能实现城市的有机更新、成功转型，构建立足北京、面向京津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创新发展是转变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要向创新发展要办法
城市是具有复杂系统特征的有机生命体。如何通过创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一直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点与难点。“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就是北京超大城市治理的一种积极探索。今天，北京超大城市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表面看是人口超载、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日益严重，实际是传统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阶段与发展需求的集中体现。现代城市管理体系是通过等级结构合理、分工明确、职权清晰、专业化队伍、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的非人格化来实现垂直稳定、有序协调、分工合作的管理安排。每个部门内部细分成不同的责任单位又会使本来就复杂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城市管理与服务变得更加零散与破碎，使公职人员因职权所限要独立解决市民困难、应付新的情况和问题变得困难。
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各种城市共建共治共享平台的搭建，可以发现市民需求，响应各种问题，整合各种资源，吸引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突破各部门的管理边界与利益壁垒，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以新加坡为例，通过实施“智能城市2015”计划，新加坡近98%的公共服务通过在线方式提供，无论是个人需要申请的服务项目、社区问题反映还是设备故障保修，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或电子邮箱等方式发给责任部门。一两天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有大批社会组织、义工活跃在城市治理的各个领域，大大减少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开支与投入。可见，借助创新思维和技术的力量，社会治理可以突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束缚，摸索出一套匹配本地居民需求、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本地区实际的治理模式，打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政绩导向的城市管理体制。
向创新要办法，形成“让百姓省事、政府少事、人人做事”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本地居民相互服务、照应、关怀，形成一种新的城市主体参与城市建设与治理模式。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根据2020年2300万人口的规划控制目标，年均增长25.9万人。根据就业人口推算，要实现十三五时期6.5%的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人口规模应为57.16万，每年约有31万的劳动力缺口。如果没有管理体制创新，不仅会有专业技术人员缺口，生活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外来人口也会重新集聚 。应加强城市大数据的分析与应用，了解城市运行规律和公众的真实需求，发现人口聚集、交通拥堵、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具体地点、问题及其严重程度并及时响应。如手机随手拍上传、“认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网上公众服务满意度测评等，吸引市民参与城市治理，使城市生活在减少政府投入的同时变得更美好。通过工作岗位拆分、服务存入时间银行、退休人员再就业或鼓励义工等设计，将本地就业引导政策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企业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入手，鼓励各机构以工作任务为导向，将一部分不需要集中办公的岗位转变为灵活的、弹性的、居家型岗位，让百姓尽可能兼顾家庭事业、安心舒心地工作，减少上班通勤人口和车辆，缓解交通压力。适应网络时代国际城市活动24小时化的特点，在主要聚集区、重点繁华地段和居民社区提供深夜或24小时生活工作服务、交通、其他基础设施和娱乐休闲设施等，创新灵活响应服务平台、实现空间时间的高效利用，激发首都发展活力。通过创新搭建社会治理新平台，让广大市民参与治理的过程，也是市民学会自我管理、规划建设好所在社区的过程；反思个体与整体的自我教化、道德提升、融入社会的过程，也是政府减少管理成本、提升治理能力、逐渐过渡到由下而上社会治理的过程。这一系列变化的出现，将是创新发展在更长的历史阶段对城市治理与进步的最重要贡献。
创新发展是实现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必然选择，要向创新发展要未来
减量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在作为首都地位特殊、资源禀赋、发展水平高、具有特色文化传统的北京，注定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首都城市发展道路。只有创新思维才能使城市空间、产业、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新的配置与利用，使城市获得足够的流通性、良好的便利性、更高的发展效率和新的竞争力。
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实现物联与互联的智能结合、不同部门的数据对接和共享，实时高效地提供决策、服务、管理信息，提前预判居民需求和风险源，优化资源配置，主动推送服务项目，解决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城市病是城市创新发展的方向。以无处不在的连接、更好的数据集成、更便民的本地服务、更低的管理运行成本改善城市生活，打造基于最新信息技术之上的高效、宜居和充满活力的新型城市。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城市可以升级为能够感知环境信息和人类行为的“智慧体”。新一代互联网将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链接三位一体的互（物）联网，所有人与物、静态与动态活动数据都可以有时空编码。人工智能运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深度学习的算法，分析数据背后的规律，模拟各种应用场景，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城市进行监测、预防、精准配置、管理、引导和改进。
城市“智慧体”由城市大脑（中枢）支配。“城市大脑”融合了地理时空数据、物联感知数据、电子政务数据、统计开放数据和其他大数据，实时、精准、全面的数据以及复杂数据的强大处理能力将使城市大脑具备城市智能思考与决策能力，使城市复杂系统成为能自组织、自循环、自学习、自适应的有机生命体，成为人与自然、社会环境良性互动的空间。
城市成为联结人与物的智能交互平台。通过互联与物联传感，无处不在的互动关系将衍生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具有强大城市计算能力和专业人才优势的企业将成为最主要的城市运行维护商，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维护以及不断扩展的民生服务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承担数据安全和保护数权的相应社会责任。政府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或政府购买服务，最终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格局。
创新发展将使城市从工业社会的生产性中心脱胎换骨为网络时代万物互联的智慧型服务中心。通过不断创新实现减量高质量发展，改善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使城市获得新生与未来，从而使北京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为全国的城市建设提供示范经验与可持续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