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面临改革动力转换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以价格改革为发端，改变了传统的政府经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所有制改革为发端，改变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现巨大飞跃。进入本世纪后，改革社会分配制度，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改革唤醒了亿万民众。如今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如何在改革中寻找新的动力，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如果说前40年的改革是“核裂变”，通过自上而下的简政放权，不断激发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的改革步入春天，那么，如今的改革就应该是“核聚变”，就是要上下同心，拧成一股绳，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核裂变”动力来自于民众。正是由于安徽农村大包干改革，让人们看到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只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就能解决温饱问题。中国40年改革的最大经验就在于，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的改革才能攻坚克难。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无不胜的法宝。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赢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年代，中国共产党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长。
然而，改革的过程无时无刻不经历巨大的阵痛。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配体制改革之争，到各地方政府之间政策优惠招商引资的竞争；从国有企业与民企业之间的竞争，到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体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改革过程变成积累矛盾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确保中国改革具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确保中国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出现了严重摩擦。中国依靠国际产业分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某些西方国家把中国人民勤劳致富看作是他们“重建”的结果，他们试图颠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破坏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特殊大背景下，如果秉承传统的改革思维定势，依照过去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必然会引发更大的矛盾，甚至有可能会使中国40年改革功亏一篑。
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并且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旗帜鲜明地捍卫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的光明磊落，让一些西方国家错误地以为过去针对中国的政策完全失败，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实现市场经济之后，政治制度一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他们恼羞成怒，赤膊上阵，试图采用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争，只不过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第一波攻击。中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及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沉着应对，不仅有效地捍卫了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而且让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中国是国际贸易秩序的捍卫者，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产业分工，中国今后将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一定会对中国采取新的遏制战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一定会在中国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帮助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实现独立。如果美国拉拢其他国家，又一次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丝毫不令人奇怪。中国必须苦练内功，寻找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在外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首先，中国应当改变过去简政放权的“核裂变”改革模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之上，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把“核裂变”的改革模式，转变为“核聚变”。
“核裂变”就是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通过简政放权变成数以百万计的市场主体，让他们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自主发展。“核裂变”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起到主导作用，政府不仅是各项改革的决策者，而且是市场竞争的有效控制者；第二，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改革是以地方政府改革为主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为基本表现形态，通过地方政府的竞争，产生政策落差，依靠政策落差，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实现财富的增长；第三，由于中国改革是政策性的改革、循序渐进的改革，因此，改革出现了政策性“不平衡”现象。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过程中获得政策上的优惠，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客观上吸纳了中西部地区剩余的劳动力，从而在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十分罕见的大规模劳动者流动的现象。伴随着劳动者的周期性移动，出现了“春运”等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随着中西部资源配置速度加快，大量滞留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者逐步回流中西部地区，从而使东部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现象。中国劳动者的流动现象，很容易使人们把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资源流动现象相提并论，以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促使东部地区加快经济升级换代。其实不然，无论是在改革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地方政府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广东省的“腾笼换鸟”政策，不仅让广东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有效解决外来加工产业所造成的高污染、高能耗问题，而且提高了广东省的竞争力，从而使广东省始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经济发展现象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发展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源流动是建立在地方政府竞争基础之上，是一种政策性落差所产生的资源流动，因此，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
“核聚变”不同于“核裂变”。“核聚变”就是把数以万计自发形成的生产主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现代化的生产主体，从而使中国经济呈现新的格局。一些电子商务企业经营者曾经不无自豪地指出，由于大数据出现以及“云计算”，使得计划经济从空想变为可能，企业和整个国家可以实现完全的“计划经济”，只要充分运用大数据就可以把过去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充分发挥资源的效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提高行政效率；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数据资源，建立平台企业，实现经济动能转换。
“核聚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将掌握的各种信息有效的整合起来，大幅度提高行政效率。今后任何一个城市的行政中心可以为市民办理各种服务，行政中心不仅仅是一个办事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数据交换库，政府掌握的所有数据都可以通过行政中心进行有效的交换。这样做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减少了市民的麻烦，市民只要凭借自己的身份证，可以在行政中心甚至可以在行政中心的网站办理各项业务，市民真正能够享受到现代电子政务所带来的各项服务。
其次，政府掌握的大数据可以有效地为市场主体服务。风生水起的互联网络出租车，就是依靠大数据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当前一些互联网络出租车公司垄断大数据，没有与政府掌握的机动车数据库进行有效衔接，从而发生一系列恶性刑事案件。可以设想，如果政府的机动车管理中心将自己的数据库有效利用，建立城市出租车数据库管理中心，那么，凡是符合条件的私家车都可以成为出租车，互联网络出租车行业将会发生巨变，那些依靠数据垄断从事互联网络出租车经营的企业有可能被迫转型。如果政府机动车管理中心将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动车信息进行归纳整理，并且把有用的机动车数据交给独立的主体从事信息服务，那么，第三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互联网络出租车公司，为每一个愿意从事互联网络出租车运营私家车主提供信息服务。
可以这样说，互联网络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形态，数据将会成为重要的资产，而数据的经营将会成为巨大的产业。政府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数据，为市场主体和公民提供服务，中国的城市面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雄安新区”正在进行现代化城市交通管理的实验，政府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机动车数据，建立机动车数据服务中心，让每辆机动车的数据随时更新，今后愿意从事城市出租车经营的私家车主，都可以在新城市从事互联网络出租车服务。
不仅如此，政府的机动车信息中心可以借助于第五代通信技术及时实现数据交换，这就意味着政府机动车信息中心可以随时通过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指挥每一辆机动车，机动车的无人驾驶将成为现实。每个市民只要输入自己的目的的，打开导航系统，就可以乘坐无人驾驶机动车到达指定的场所。“核聚变”让政府真正成为服务者，政府掌握的信息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资产。
第三，“核聚变”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当今世界资源的配置方式无非是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生产要素组合为表现形式的企业，一种是以资本要素组合为表现形式的资本市场。生产要素的组合可以创造财富，资本市场的组合可以实现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通。中国过去重视生产经营，现在，中国重视资本经营，但是，在资本经营的过程中，过度依赖传统的金融市场，忽视了现代经营业态的发展趋势。可以设想，如果每个创业者将自己的美好创意通过互联网络传播出去，数以万计的互联网络用户参与实现美好创意，那么，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没有工厂的企业，各种资源要素可以有效地组合在一起，生产出独具个性的产品。
18世纪，一些投机者坐在墙边，相互交换信息，形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金融市场。少数金融市场主导者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操纵市场价格，一些金融市场经营者甚至自发地组织起来，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非常奇怪的经济现象。可以这样说，现代金融市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财富的有效途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分散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外部性，将自己透支信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使世界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
“核聚变”资源配置方式，就是要改变传统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交易模式，将各种资源重新组合起来，建立统一的资本交易机制，从而使资本交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地被发现，防止资本交易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区块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区块链”改变了传统的金融市场垄断格局，实现了资源的分散经营，依靠资本市场的相互监督，确保交易安全稳定。“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要求在更高层次实现资源的高度整合。资源高度整合过程中不会出现新的市场垄断，因为资源集中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爆发新的业态，必然会产生新的动能。这就是“核聚变”的价值所在。
可以这样说，“核聚变”就是要让每一个创造者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在无远弗届互联网络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在不同生产要素、不同资本相互碰撞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每个人都会充分利用他人的比较优势，在资源相互组合过程中迸发出新的无穷力量。
第四，“核聚变”是建立在信息高度透明基础之上新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核聚变”就是要把每个人力量集中起来，形成聚合效应，达到释放更大潜能的目的。
“核聚变”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机制，必须为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供可靠的法律基础。在“核聚变”过程中，政府不是扮演主导者角色，而是扮演服务者的角色。政府必须确保大数据库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必须为数据使用提供安全保障。政府负责看管“数据库”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资产，政府必须确保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都能恪尽职守。为了防止政府工作人员在“数据库”保管和服务过程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政府工作人员必须首先增加自己的透明度，随时公布自己工作和家庭情况，以便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任何公民申请使用“数据库”，都必须为“数据库”提供新的信息，在“数据库”交换过程中，每个人都是贡献者，每个人也都是受益者。
市场主体依靠庞大“数据库”经营。如果市场主体利用“数据库”信息，必须得到公民或者消费者的授权。这种“二次授权”制度将会成为常态化的表现。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搜集到消费者的信息，经营者有权利用信息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但是，有义务妥善保管自己通过合法方式获得的消费者信息。如果经营者为了自己经营需要而建立独立的“数据库”，那么，经营者必须向消费者申请并且得到消费者批准，经营者必须得到消费者的授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消费者提供的信息变为经营者“数据库”组成部分。
今后世界将会出现两个类型数据库：政府的公开数据库，任何公民和消费者都可以免费使用；经营者的商业数据库，公民或者消费者只有经过授权才能使用。数据库不仅支撑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数据库集中了人类文明发展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信息。“数据库”安全将会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部分，保护“数据库”将会成为未来国家国防事业的重中之重。
中国未来的新动力来自于大数据。无论是政府的数据服务，还是企业的数据经营，都将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结构，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资源交换系统。中国未来将会是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美丽新世界。每个消费者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使用无人驾驶系统到工作地点，也可以利用数据库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在人们看不见的空间，有无限数据交换，每个人都通过数据了解外面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数据的交换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并且为社会财富的增加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不断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改革的目标，而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未来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思想解放。过去的改革是生产要素的改革，而现在的改革则是数据资源改革。如果没有看到改革的方向，那么，都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引发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会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
从“核裂变”到“核聚变”，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的整合，也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更新，“核聚变”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必须打破传统的观念，建立以数据为中心的改革模式。无论是政府的市场监管，还是市场主体的资源交换；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必须建立以数据为中心的思想理念，通过加强对数据的管理，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通过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中国未来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魔咒”，走出一条不对抗的发展道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把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自己的战略对手，采取一切措施遏制中国。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中国希望走竞争合作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对抗决裂的发展道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要想避免与美国正面相撞，除了积极捍卫中国的既得利益之外，中国必须通过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尽可能地避免或者延缓与美国的全面冲突。
首先，中国必须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确保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消费升级换代步伐，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避免与美国对抗，充分利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认识不足。针对我国互联网络出租车行业发展中出现的违法犯罪现象，一些人主张重回老路上去。针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现象，一些人主张通过增加税收等方式遏制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一些人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彻底改变，他们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上。可以设想，如果中国政府集中全国力量加快第五代通信技术发展步伐，并且把全国各大城市机动车登记管理中心信息整合起来，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研发，那么，中国将会在城市出租车服务方面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无人驾驶出租车将会使中国城市交通效率大幅度提高，城市交通拥堵车现象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促进消费，更不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如果在生产消费不足情况下，试图依靠生活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虚拟化现象。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通过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运用，使中国经济真正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走出一条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一条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些西方国家偏重于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有些西方国家偏重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有些西方国家则偏重于工业制造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既要看到各国利用比较优势实现现代化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也要吸取各国现代化发展中积累的教训。现代化不是同质化，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本国资源要素分布情况，寻找适合本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果把西方某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视为圭臬，那么，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会邯郸学步，亦步亦趋。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寻找中国自己的比较优势，摆脱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负面影响。部分西方发展经济学者认为，服务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是现代化的必然表现。现代化大都市就是现代化的具体表现。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求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寻找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我国广东深圳、东莞、中山等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探索出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广东省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充分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应当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发展过程中步入误区。
第三，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现代互联网络信息技术，必须把大数据作为发展主攻方向，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和市场有机统一，运用大数据实现军民有机融合，运用大数据实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一体化发展。如果强调地方生产力的差异，而忽视了现代数据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如果强调政策落差重要性，依靠政策差异实现资源合理流动，那么，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还会继续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利用大数据克服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产生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机整合，使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现一体化发展。
“核聚变”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各种资源更好地聚集在一起，形成聚变效应，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爆发巨大的威力，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发动机。
“核裂变”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发挥中国人民聪明才智的制度设计；而“核聚变”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各种要素充分表现出来之后，中国政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更高层次将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核聚变”效应，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未来发展才会光明无限。

当前中国社会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争论，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让一部分人失去了方向感。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建立在数据经济基础之上的大发展。数据经济时代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聚合在一起形成无限的力量。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跨越。

（中国改革的新动力来自何方——改革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