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新的部署。当前，国际国内风险因素日趋复杂，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呈现多维度风险交织、多领域风险叠加的趋势。在极端条件下，一些重大风险可能演变成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综合性风险、全局性风险。其中，社会风险因素极易在经济、金融、科技、国际政治等方面风险因素作用下放大，并向政治等领域传导。科学推进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在实现中国梦伟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
一、准确把握风险社会的规律特点，清醒认识当前我国社会风险因素的现况趋势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中指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全球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越快、越深入，风险就越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情况表明，社会风险比之以往更难以预测，影响范围更广，破坏性更重，控制难度更大。当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多国社会动荡。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蔓延多地。同年，突尼斯小贩街头自焚，引发西亚北非地区社会动荡，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权更迭，经济发展受到重创。2013年，巴西上调10美分公交车票价，引发持续多日的全国性大规模抗议活动，20多万人走上街头，国会大厦受到冲击。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风险环环相扣，一国“茶杯里的风暴”很容易激活经济、金融、环境、民族、宗教等领域风险，形成局部社会危机、全国性社会动荡，甚至诱发地区性、全球性危机。而外部政治势力为自身利益，往往插手当事国的社会危机，促使其演变成政治动荡，有的国家因此政权更迭、国家分裂、陷入内战，经济严重停滞倒退。
（一）从当前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国情的复杂性、现代化进程的高度压缩性、人口规模的超巨大性以及矛盾问题的多样性关联性，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内生性社会风险量大、面广。同时，世界格局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国迎来由富到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大转折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承受的国际压力空前增大。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激烈的大国角逐、加速的综合国力竞争、复杂的地缘政治斗争，将大量可预测、不可预测的风险加之于中国。特别是遏制与反遏制的战略性较量趋于激烈，有向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全方位发展的迹象。有效管控国际风险、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临新的历史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对外开放条件下，这些外源性风险容易向国内传导并对各种内生性风险发生作用，叠加形成复杂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同时，内生性风险也会客观上为外源性风险的输入、介入和发挥作用提供机会和条件。因此，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第二个“一百年”这一时段，各类风险包括重大社会风险易发多发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当代拉美发展中国家、西方主要大国国运兴衰的经验教训看，处于当前关键发展阶段和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风险既有一般性的风险，也有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决定性的重大风险，直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二）从当前我国社会风险的现状和特征看，我国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有改革开放40年打下的雄厚经济基础、牢固社会共识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取得的新成就，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社会风险总体可控。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短板、弱项。社会风险特别是反映到社会稳定层面的风险呈现若干新特点：风险源头多，风险点分布领域广，新旧交织、内外并存、传统与非传统叠加；一些重点领域风险、地区风险相对集中，有的风险持续多年，不断酝酿发酵，临界状态运行，甚至不时发生公共安全事件和社会稳定事件；有些风险涉及经济金融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环境敏感期以及利益关系格局和社会政策框架，治理难度非常大；鉴于我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巨大的特点，一些在其他国家属于低比例的社会风险，在我国的绝对数量也往往超过其他国家；这些风险借助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容易迅速传播放大，跨区域、跨系统传导震动，复杂程度倍增；不同种类风险交织叠加共振之势有所增强，有可能形成复合性风险；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风险个案对抗性增强，并且有人试图插手引向“街头政治”。此外，边疆地区分裂暴恐风险因素、港台地区政治风险因素向内地倒灌，可能触发社会风险个案；国际势力实施政治、贸易、经济、金融甚至军事等方面战略性行动，助推中国社会风险升级甚至促成复合性风险的现实可能性上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在此历史转折点上，中华民族必须形成新的历史性觉醒。要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高度，更新观念、放宽视野，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特别要克服“和平积弊”“太平惯性”“行动惰性”，加深对现代社会风险属性、风险规律的认识，加深对我国国情及复杂国际形势的认识，在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方面形成广泛共识。要下大功夫提高社会风险感知能力，前瞻、系统、辩证、精准地识别研判风险，见微知著、科学决策。要锐意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对出现的社会风险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要加强战略运筹，把握先机主动，打好“组合拳”、下好“先手棋”，以社会大局稳定为国家总体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实支撑，绝不能忽视风险、误判风险，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二、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体系
（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体系。风险治理理论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理论、技术、方法体系。我国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成功经验、理论界学术界艰辛探索的研究成果作支撑，有广阔的舞台、70年丰富的实践基础、渊博的东方文化资源。要认真借鉴发达国家社会风险治理理论、技术工具，深入总结近年来我国的经验教训，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集成创新，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以更好指导各领域风险治理实践，并贡献中国智慧。
（二）构建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制度体系。建立国家层面科学分类、系统完备的风险防范化解制度。建立和规范社会风险评估制度，科学识别、准确评估、精确预警、及时防范社会风险。设立国家层面社会风险评估平台，制订评估标准、程序和成果应用规定，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着力管控重大决策风险，推进实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借鉴英国源头防范化解决策风险的制度，将社会影响（风险）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价、经济与财政影响评价共同作为各级政府标准的法定决策程序。整合各地在社会风险治理方面形成的有效制度措施，包括风险排查、联调联动、综合治理、以政策创新批量解决群体性利益问题、突出矛盾攻坚治理等，特别是提高依法治理所占比重。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基层社会运行状况，推进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法治化、网格化、信息化、精细化，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将“目标导向”与“底线思维”“问题导向”结合，建立适合各领域、各系统工作范围特点的风险预测预警预防制度体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充实政策储备、战略战术储备和力量资源储备。
（三）完善社会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建设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组织保证，确保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打好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协调联动、运转高效的社会风险管控领导体制。加大改革步伐，优化国家机构职能配置，分类建立调整重大风险管控协调机构，以系统性、整体性、全国性联动应对局部重大风险或复合性风险。针对涉及中央事权的重大社会风险，加快政策、法律创制，提高政策、法律的科学性、针对性、系统性、有效性。严肃纪律、严格责任，增强统筹能力和决策部署执行力。加强体制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与市场、社会、技术等资源的合成应用，生成风险防范合力。
三、增强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加强应对处置公共危机事件能力建设
（一）坚持底线思维。社会风险是公共危机的前期形态，公共危机是社会风险的后期表现。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要求各国必须加强公共危机应对处置这一“后手”。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必须增强危机管理意识，做好应对复杂局面、处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充分思想准备。向最坏处设想，往最好处努力，做转“危”为“机”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二）保持战略主动。要密切关注不同类型、不同来源风险的相互转化，敏于识别新社会风险。积极减少风险增量，化解风险存量，力避风险联动和性质转化。把预判风险、把握走向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建立社会风险清单和运行态势图。将普遍性、系统性、关联性、易燃易爆性社会稳定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点，有计划、有策略、成批次地“抽干柴”“灭火种”“阻阴风”，使重大风险由高位运行转为低位“软着陆”，不跨界传导、跨地联动、出现次生风险。对有明显征兆即将演变为公共危机事件的高风险，要高位介入、果断出手，上下结合、多方联动，尽快控制局面、化解矛盾，避免爆发社会事件。
（三）健全危机处置机制预案体系。深入研究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运动的新特点新规律，总结国内外公共危机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着眼于多“战场”立体作战，按照依法处置、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原则，查短板、补漏洞、固底板，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和预案，规范应急处置程序，明确分级指挥权限，增强应急处置预案体系的科学性、协同性、针对性、操作性。
（四）提高应急处置决策指挥能力。鉴于新情况新问题多、干部新老更替快的状况，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实战训练，着重锻炼其领会中央战略意图的政治能力、处置危机事件的决策指挥能力、使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的舆情引导能力和扎实过硬的群众工作能力，培养大批政治强、敢担当、有风险管理能力、擅长公共危机处置的优秀领导干部。借鉴国外公共危机事件处置经验，建立应急处置专家库和技术支援队伍，开展多风险叠加危机事件处置实战演练，提高危机状态下科学决策、统一指挥水平和多方联动效能。做到一旦发生公共危机事件，能够快速稳局控势，处置在早、在小，防止事态升级，引发区域性、全国性连锁反应。（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