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进入3.0阶段,公众参与成潮流
来源:新京报 更新时间:2019-04-26


智慧城市建设,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同时也需要城市居民的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关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现实中所有的因素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一项政策的决定都将影响每一位城市居民的生活。

数据让公众获得参与城市治理的权利

因此,公众绝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旁观者。但公众如何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呢?答案还是在数据之中。

在中国香港,政府打造智慧城市的七项技术,就包括数据仪表板。香港特区政府采用开放式数据概念,并不断发布更多数据供开发人员使用。

今年晚些时候,这个基于网络的仪表板还将进一步提供给香港居民,展示诸如停车场可用性,天气数据和交通信息等内容。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在希腊雅典,政府则更进一步,打造了实现城市居民与市政当局之间的沟通平台,整体上提升了解决城市问题的效率与质量。

这个启动于2018年10月、基于云的公民参与平台,允许雅典市民和游客借助应用程序等,轻松提交他们在城市遇到的问题,表达他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将实时同步更新。

由此,该平台将不仅仅只是一个反映城市日常问题的工具,同时还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了新型的市民关系,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在运营的5个月里,该程序帮助公众解决了22500个请求,同时向公民发送了8500条短信和2500条推送通知,节省了720个工时,同时将呼叫中心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将效率提高了25%。

在雅典的案例中,通过数据和智能设备,公众获得了参与城市治理的权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而言,借助于这样的数据、信息,能更快更有效率地解决公众的关注的问题,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增加了公众的满意度、政府办事的透明率。

智慧城市3.0: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平台

这种公众得以充分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阶段,可以视为智慧城市较高级的阶段。相较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期,很多基础设施的更新或建设,都依赖于政府自身。这可以视为智慧城市建设的1.0阶段。

在这一阶段之后,也就是智慧城市2.0阶段,政府则开始持续性地将各项工作数字化、网络化,提供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服务,让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与服务建立起连接,将城市“孪生化”——在虚拟世界里打造出与现实世界对应的城市模型。类似这样的数字工具将是强有力的工具。

仅仅这样并不足够,这并没有给这座城市带来灵魂,而是大规模的技术官僚工作的现代形式,并且也离智慧城市的核心有一定的距离。在这种场景之下,城市居民在智慧城市的大结构中是隐身的,匿名的。如何让城市公众更好地参加到智慧城市的建设,将成为在此后阶段的重点。换句话说,智慧城市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公民智慧城市”,也即是智慧城市3.0阶段。

设想一下,根据2017年数据,东京已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人口规模达到4200万人。根据预测,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张到7000万人。管理这样庞大的城市,将会是何等的困难。政府领导者除了需要更多的技术工具之外,让城市居民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自我管理能力,或参与城市管理会是另一种解决方法。上述雅典案例中的应用程序、数字仪表盘、数字地图等工具,都是让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有力工具。

城市需要数据共享,但需要共享的绝不仅仅止步于硬件与城市的连接,同样也需要人与城市的连接,需要在公民、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起连接。在这样的阶段,城市本身就是公民、企业与政府等不同机构群体互动的平台,合作的平台,共同创造、创新的平台。

“公民智慧城市”绝非城市领导者角色的消失

而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城市的领导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不应该把自己当作城市官僚主义的管理者,而是城市社区共同的建设者。这样将更有助于城市领导者与市民之间建立、培养起信任、和谐的关系。

当然,在这样的关系中绝非意味着城市领导者作用的消失,相反城市的领导者需要成为公民中心的强者,为城市的智慧化方向确定目标,为城市公民提供其期望的服务和体验,同时促进城市各个行政部门间的合作,并让这些部门向公众开放大门,与之对话。这对城市的领导者而言,绝非轻易的事。

部门间各自为政是很多城市在打通数据、共享数据阶段就常常不得不面对的障碍与难题。在以数据为驱动的治理模式中,需要政府人员由过去传统的经验与规章办事的风格中,转向以数据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这本身也是巨大的挑战。最后,在以城市公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推动各政府职能部门与公民之间形成互动关系,同样也会是个巨大的难题。总之,这都将有赖于城市领导者的思维与角色转变。

在此之外,由于上述许多应用程序、数字工具都是基于具备数字化能力的人群,对于缺乏数字化能力的人,如老年人、残疾人等,则可能因为“数字鸿沟”而无法成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这也是城市领导者所需要考虑的。

(作者单位:新京报智慧城市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