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善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制度完善、资源布局、体系建设、便民利民、智能服务能力提升、供给方式多元化，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与新技术的融合，构建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智能化和智慧化，使居民更加便捷、智能、公平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精算以及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平台，它强调数据互联和数据在线，使需求侧用户、供给侧供给者通过该平台建立起“服务众筹”“服务互评”“协同治理”的互动机制，实现分布式、点对点的数据治理和服务匹配，实现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供给、交换、消费的优化。

［关键词］网络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9）01-0048-08

［作者简介］丁元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引言

网络环境的含义有二层，一是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带来巨大变化，社会变迁程度前所未有。平台经济在成为新经济引领者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方式。未来，个人和家庭拥有的物联设施会大大增加，传感器和物联网或快或慢地把世界互联。二是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当几十亿台设备进行连接时，必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大量新数据”①。随着各种终端设备的增加，移动和非移动的终端设备，产生的数据会越来越多。

互联网和大数据足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改变原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完善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制度完善、资源布局、体系建设、便民利民、智能服务能力提升、供给方式多元化。为此，必须坚持体制改革和技术融合的原则，在加快体制改革的同时，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与新技术的融合，构建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智能化和智慧化，使居民更加便捷、智能、公平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公共服务理论述评

（一）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性变异：重新认识基本公共服务的外部性与私人服务的外部性

按照传统公共管理理论，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外部性，安排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与职能，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者，具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公共生产、私人生产、混合生产等多种方式来完成，这样既可以降低服务成本，又能提升服务效率。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拓展和分享经济的出现，许多大型私人企业，诸如谷歌、百度、腾讯、新浪微博、滴滴出行、摩拜单车等都在提供无需付费或是少量付费的服务。就用户的获得方式和便利性来说，从这些企业获得服务的方式已与传统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什么区别。基本公共服务的外部性与私人服务的外部性、定价模式与供给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层面正在通过构建在线的公共服务供需平台，推动各类供给主体参与平台上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项目的竞标，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政府与个人互动的新模式，逐步成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智能化、平台化的新格局。未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两端的精准匹配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必将打破传统工业社会的需求与模式——打破标准定制，实现私人定制；打破传统意义上的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界限。这样，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共享经济、线上线下社会等将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一，数字时代的公共服务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时代的公共服务。数字化的基础是互联网和互联网终端的链接，换句话说，互联网把具有延伸个人感知能力的移动终端设备链接起来，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从发达国家和中国当前数字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与传统的标准化大生产并行的是零工经济。零工经济不仅挑战传统的商业模式，也给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带来新的选择。据统计，美国“整个零工经济中有4400万独立工作者。另有2900万人考虑在近期成为独立工作者。让皮尤的研究人员有些好奇的是，这一超过7000万人的群体代表的是21%的美国经济”②。零工经济的另外一个含义是生产的私人性和服务的私人定制。网络环境下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这在工业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二，私人定制可以取代传统的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移动互联使产品个性化需求得到更大满足。由于移动传感系统的使用，智能手机成为人们感知系统的延伸。

第三，在这样的环境下，基本公共服务的本质是一种服务，更是一种体验。所以，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关注用户体验。以医疗为例，长长排队、久时等待、医患关系紧张、显然不是一种很好的用户体验。互联网在医疗中应用可以分为三类：医生为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远程会诊和第三方服务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类似“滴滴”，是不受医院框架限制的互联网医患服务平台，只是它目前还受制于各种相关法规法律的完善程度。智能化的提升会大大提高病人的体验。

第四，基本服务如何适应新生代对于体验的要求是一个关键问题。经济社会越来越朝着体验方向升级，“随着世界越来越融入体验经济时代，原来可以通过非经济活动获得的很多体验将会逐渐出现在商业领域中，这就必然带来巨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可以免费获得的东西，现在要付费才能体验到了”③。与此同时，原本需要付费的现在却不需要付费了，这些必将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产生深刻影响。

（二）基本公共服务的最终产品和消费：不一定必须联合生产，也不一定是公共消费

通常在工业社会里，机械化和大生产可以使物品乃至公共物品联合生产，这样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公共物品由于其类型不同可以是联合消费，如路灯、统一规格的药品、同一类型的医疗方案等，单独生产一般很少，所以，布坎南说：“与纯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蕴含着对于联合供给单位（a jointly supplied unit）的公共消费，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回到新古典经济理论，看一看当代公共物品理论在哪些方面与之类似”④。这是基于对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要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构想和理论。“马歇尔针对那些可以个人单独消费的有形物品来构思自己的理论，其中没有提及最终消费单位的公共分享。在他的理论中，物品的联合供给性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而不像在公共物品理论中那样，是消费的技术条件决定了联合供给。”⑤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基本上都是用于公共消费的，如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即那些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公共消费背后隐含着政府的一套制度安排，包括统一的标准、社会共识、供给主体、财政体制、公民权利、服务范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构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当代，人们面临的情况是，消费的技术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等可以让人们在移动的环境中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消费需求。消费技术的根本性改革必然带来消费方式和消费供给的革命性变革。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出现打破了马歇尔曾经假定的每一供给单位所含不同最终产品的相对比例是固定的这一假设，最终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最终产品和消费都不一定必须被联合生产，也不一定是公共消费。个体健康和医疗大数据可以为病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和药物配制。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分享经济能够使联合供给单位成为纯公共物品，因为它能够由于信息对称性的进一步提升使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用不着的东西称为最终消费产品。这是在共享经济中比较常见的消费模式。

（三）传统的行政体制与信息管理：体制滞后与技术进步的悖论

传统行政体制下，官员接受和处理信息管理的能力有限。“每个官员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在搜索或沟通上的时间投入越多，他在其他行为上的时间投入就越少。他在吸收与使用信息上的能力同样是有限的。因此，每个个体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可以有效掌握的信息总量总有一个饱和点。”⑥这就是说，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下的信息处理受限于技术，官员处理信息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选择，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到目前为止，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政府官员还是采用传统的方式处理日常信息，这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们受制于政府自身的信息化水平：政府不能像企业那样迅速适应市场变化来及时改进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例如像荣事达、阿里、腾讯等企业会在第一时间把企业升级到互联网平台，成为平台经济的新模式，政府机构则很难做到；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官员使用数据的能力和水平有限，大部分人还不会使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这是普遍现象。即便是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在美国，“人们普遍相信，由于大型组织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美国社会正在被官僚所支配。人们普遍不希望出现这种趋势。强烈的批评家认为，每个个体都将陷入一个充满各种由那个巨大的、‘没有个性的’组织所制定的规则与规章的紧张网络之中。他们也担心，社会将由高大的办公大楼、浪费的支出、惊人的失误、不计其数的官样文章、令人心灰意冷的拖延、推诿责任以及他们将之归因于官僚主义的其他的令人厌恶之事所支配”⑦。即便是被誉为“推特治国能手”的特朗普总统也只不过是一个新媒体的弄潮儿。据说，特朗普总统原先的竞选团队擅长使用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相关信息。所以，传统的官僚体制与信息社会发展出现了脱节。这是当今世界政府创新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体制滞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不能回避矛盾。必须深刻认识到，信息社会改变了工业社会中政府组织的层级结构、决策方式与服务模式，原来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管理逐渐走向部门协同的散布开放式的平台构架，逐步走向部门协同与数字治理。实现不同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互联，必须建立顶层框架体系，使不同公共服务部门通过接口在“松耦合”的情况下相互连接，通过大型公共服务组织与中小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合作，营造新的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格局。最近，一些政府部门为适应新形势，将抖音用于政府服务工作，推动政府工作社会化。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二、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的理论建构

（一）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平台

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定义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精算以及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平台，它强调数据互联和数据在线，使需求侧用户、供给侧供给者通过该平台建立起服务众筹服务互评协同治理的互动机制，实现分布式、点对点的数据治理和服务匹配，实现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供给、交换、消费的优化。

网络环境下，互联网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结合点是基本公共服务云平台。借助于云平台，传统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相关企业能够纵向整合基本公共服务链资源，实现横向激发跨界创新的可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共享、重组和更新。企业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可通过云平台，向社会各类服务组织开放入口，提供数据和提升计算能力，推动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和企业组织的协同创新，共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升级。

基本公共服务部门互联需要预先定义若干通信平台、知识共享标准和数据模型。“宽松定义标准”有利于敏捷与弹性开发和满足不可预测的未来需求。建立基本公共服务部门易于合作的“宽接口”可以使各个公共服务部门保持自己的优势。在设计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中须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例如，人们在选择滴滴出行时考虑更多的是即时性、畅通、舒适、安全，而不是车主是谁。到目前为止，除了安全问题，滴滴出行还没有因为所有权和使用权引发的公共事件发生。

网络环境下，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企业的一种形式，通常，政府可以借助于企业数据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平台设计和应用，而不是自己单独建立一个服务平台，但是政府需要对平台付费；二是具有社会福利性，即具备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政府需要对“基本”的公共服务作出制度性安排。这二重性会给深入分析和处理问题带来困难，这些困难既有观念上的、技术上的，也有社会的。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制定适合于平台的竞争政策，这需要深入思考，更需要慎重研究。在笔者看来，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最终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去看，而不应该仅仅看竞争者的多少；应该更多看行为、看绩效，而不是仅仅看结构。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会把当前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二）基本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分析

第一，平台化将赋予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能力，并及时反馈和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因此推动政府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在网络环境下，政府能否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直接关系政府的履职。网络环境正在倒逼政府深化改革，政府改革将会加速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化顺应互联网为基础链接的社会整体形势，采用符合互联网规律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段重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技术设施，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快速化、多样化、便利化、个性化，大大提升需求者的获得感和便利感，具有方便舒适的体验。平台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快速有效地建立起与居民的需求以及与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基于互联网的全面链接，使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在网络环境下，有效地履行服务职能，优化运行模式，升级供给方式。

第二，通过构建在线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在线发布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以及实施方案，吸引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服务的生产供给，不断拓展政府购买服务的选择范围和空间。在操作流程上，在购买服务前，政府机构通过严格的信息公开、公平竞争、资质审核等程序，优选承接服务的社会主体，确保购买过程阳光透明；在购买服务后，政府机构构建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和第三方共同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评价制度，建立优胜劣汰的奖惩机制。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建设，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社会力量对接公众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形成在线、公平、透明、高效的政府购买服务流程，对政府购买服务行为实现动态管理。

第三，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信息收集和动态跟踪监测。例如，整合社区服务平台收集的人口信息，加强对特定区域内的高危人群早期干预和监测评价可以加强对流行性疾病的监测与防控；连接社区平台收集的健康数据与大医院的诊疗信息，参与慢性病综合管理和健康干预服务，改善慢性病人群身体状况。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实际上是一个面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主体的开放性平台，在该平台上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与个人、社会组织与个人、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都能就其提供的服务进行在线反馈、评价、打分，形成在线互动机制。通过多主体的参与，其他供需主体能对政府行为进行绩效评估与全程监督，也能够对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和评估；政府机构也能够对用户实施信息收集与动态监测，共同提升服务质量。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中，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就实现了智能化和数量化。
（三）基本公共服务平台的基本理论

1.所有权与使用权

网络环境下所有权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共享经济淡化了所有权，凸显了使用权。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通过移动网络与社交媒体表达自己全新的消费观，人们更多地关注获得各种服务或物品的使用权而不是占有其所有权。而另一方面，“一些互联网商业平台乐意放弃一些所有权（smart enough not to own）、渴望沟通、乐于分享，整个社会变得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连通性”⑧。例如，拥有数亿用户的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搜索等，都是私人企业，免费向用户开放其信息搜索，如今这些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人们交流互动、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公共图书馆的借书电子版可以由读者点击，政府付费，这样就便利了读者，扩大了读者群。当然，这种方式需要解决当前存在的版权问题，也就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问题，这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来完成。

2.中心化与去中心化

互联网越来越去中心化，这给政府自身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公共服务供给必须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关注去中心化问题。从迈克尔·博兰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中提出关于社会秩序特征的多中心概念，经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发展，“多中心”已成为公共品生产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治理模式之一。与此同时，关于重新分配或分散政府的功能、权力或资源的思考从未停止。斯文·里米尔(1948) 认为去中心化在社会科学领域主要内涵之一是社会管制方式与在社会组织高度集中时代的民主进程⑨的变化。在去中心化理论框架下，需要研究行政资源、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分布的可能性及其条件，鼓励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随着信息技术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尤其是web2.0技术在电子政府中的融合应用，将改变原来以政府或用户为中心的政府网站的菜单式服务模式。在基于web2.0技术开放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上，各相关主体，如政府综合部门、其他业务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用户都能够公平、有序地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之中。随着公共服务供需平台的推进，政府组织结构、社会治理模式、政府和居民互动机制、公共资源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变化，正如凯文·凯利所说，“未来世界会不断从科层制中去中心化，分享和移动化将是趋势”⑩。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平台内，平台、居民和供应者共同构成了网状结构，海量的服务组织和居民构成了公共服务的主体，平台则是新的公共服务供给系统的生态基础，需求者与供给者通过平台完成信息交流、供需匹配等服务活动。平台上的多方互动，会使政府创新无穷，社会创新无限，居民的需求极大满足，促进多方共赢和社会福利的大幅提升。

3.成本与价格结构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基本公共服务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方式可以多元化，如政府生产、私人生产、公私合作等，这也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随着政府网络供需平台的建设，政府在线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要优选公共服务供给者、提升购买服务效率，就必须充分重视公共服务成本的测算工作，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定价方法与财政补偿机制。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因地区间自然环境、人口结构特征、投入价格要素等因素的差别而异{11}，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地区和城乡差距较大的国家，成本问题更是复杂多样。分享经济时代，许多私人企业开始免费提供便民服务，把服务成本内化在其他增值业务中。商业模式的变化也会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核算与价格结构；另外，考虑实际情况，根据公共服务特性、物价水平、居民收入、财政支付能力等因素确定各方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价格，使供给主体以不低于成本价的价格水平供给公共服务或产品，保证其持续运营能力。

4.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划定

共享经济、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乃至基本公共服务都存在着一个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理论进行分析会发现很难解释当前的现象。人们看到，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网络平台，诸如百度、谷歌尽管是私人公司创办的，但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搜索和使用，并不必为此付费。拥有数亿用户的微信、微博也在免费提供服务，它们甚至已成为当今人们互动交流的主要方式和政府发布服务信息的重要渠道。由此要问，在这些领域，公共与私人公共服务的边界在哪里？人们通常把在网络中形成的社交群体、兴趣小组，如贴吧、知乎视为新社会组织形态，人们之间互换信息，提供服务，也呈现出了外部性。{12}在这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在哪里？网络的开放性特质使得各类供给主体与服务内容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出现了互相渗透甚至融合的趋势，边界变得模糊了。在模糊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平行业务部门之间、综合部门和专业部门之间甚至公私服务之间的作用和关系预示着公共管理、市场管理、组织结构以及社会治理工具及其理论都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当前，公共管理科学的跨界研究十分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5.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与责任

移动互联网与云计算技术在社会领域的融合，重塑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各行政部门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推动了政府行为透明化。在网络服务平台上，各业务部门要在平台上做好政务信息公开，梳理规范权力事项与权力责任运行清单，实现权责一致，持续推进简政放权；综合部门通过云平台协同各业务部门，参与拟订科学技术、人口、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规划，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进社会建设；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通过网络工具参与公共决策互动、对政府行政行为实现全程监督。新技术的兴起使得“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对比越来越呈现相对均衡”{13}。网络环境下，行政部门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完善权责事项与清单，更高效地为公众服务的技术环境已经具备。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建构

（一）框架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感知设施、云计算和大数据精算技术的数据平台，它更强调数据互联和数据在线，并基于数据准确抓取公众需求、寻找高效的潜在生产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将改变政府的工作流程。

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要能够通过物联网感知设施与智能移动端动态感知用户需求，来组织研发、设计和服务，凭借内生动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衡。基本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效连接，有赖于打通线上线下，把信息网、需求网与供应链融合起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以及大量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参与进来。

根据供需平台的设计需求，将该平台上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分解为三个部分：需求侧（海量的潜在用户，居民、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组织自身）、供给侧（海量的潜在供给者，居民、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组织自身）和建立在互联网与大数据精算基础上的数据匹配平台（搜索引擎、社交网站、视频网站、运算系统等），通过该平台推进各层级、各部门“协同治理”，实现“服务众筹”“官民互评”模式{14}，实现分布式和点对点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基本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在该供需平台环境下，基本公共服务模式表现为在线、简单、清晰、快速、透明、参与、智能等具体特征，去除了原先以政府为中心的菜单式服务模式，体现了去中心、以人为本、分享、在线一体化、平台化等核心理念。

本文在这里想提出线上和线下的网络社会问题。线下的网络社会是指使用网络的人们由于各种目的组成的社会群体，现实中他们是不见面或者很少见面的，共同的事务是通过线上沟通和解决的。严格说来，线下网络社会是虚拟的，线上网络社会是真实的。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可以在线上对这个群体进行分析，在线下分析实际上要通过观察，反而不一定真实。

（二）技术架构

解决好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层面上的信息共享问题，诸如各层级、区域、部门间的信息难以实现融合共享，业务部门难以跨站点协同，如低保重复救助，等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管理与服务成本，影响了政府流程优化。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对技术架构进行设计。

1.基础层：大数据、算法和云计算

夯实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数据。网络环境下，每个居民每一天会产生非常多的数据，如个人的行为、生理状态的变化，如果要监测、记录的话，都有非常庞大的数据。况且，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跟互联网打交道，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数据。掌握好、利用好、分析好这些互联网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的重构。大数据技术分为几个方面，比如数据的采集、提炼以及应用。如果对一个基本公共服务部门数据里的用户进行建模，某一个用户可能是需求方，另一个是供给方，这样的行业数据经过分析就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信息安全是信息化过程的重大问题之一，习近平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15}在互联网发展的同时，要加强互联网安全保障的手段，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提升互联网的安全保障能力。

2.认知层：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和用户画像

自然语言处理的范围广泛，如果细分的话，有很多子领域，较宏观地可划分为语言的理解和生成，以及相应的应用系统。一方面要理解人的语言，另一方面要表达，能生成语言。比如，基本的分词、短语分析，核心的解决思路就是做句法的分析和语义的理解或意图的理解。

3.用平台以及生态层解决好“信息孤岛”问题

云是很大的计算平台，不只是云的拥有者可以用，而且开放给所有的合作伙伴，变成基础的支撑平台，上面有大脑的各种能力。同时还有一些垂直的解决方案，比如基于自然语言的人机交互的新一代操作系统。这样就能解决目前的“信息孤岛”问题。

4.应用层

当今时代，信息获取和应用不再仅仅通过网站，还可以通过多端、多屏、多渠道进行。根据《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手机网民占比达96.3%，移动互联网位置强化。移动接口已经成为了人们获取服务的主要渠道。同时，人工智能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技术变革的核心驱动力，AI在To B领域的渗入将会给各行各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也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化的社会生活基础。
（三）智慧基本公共服务集成应用平台

1.智慧基本公共服务集成技术

探索统一运行平台搭建的关键技术，确定统一的空间数据库建设标准，包括信息交换和使用方式、用户权限管理、软硬件运行环境等。聘请熟悉基本公共服务管理、智慧城市建设、信息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完成基本公共服务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2.智慧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平台试点应用研究

选择国家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两个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即教育、医疗卫生，或者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搭建符合智慧基本公共服务系统运行要求的软硬件运行环境，开展智慧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平台试点应用，验证智慧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平台的实用性，并培训可熟练应用智慧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平台的技术人员。

3.智慧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功能测试

完成智慧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平台的智能办公管理系统、网络信息发布和交流系统、信息管理和辅助决策系统、信息智能获取系统以及系统集成功能的测试工作。聘请熟悉基本公共服务管理、智慧城市建设、信息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对系统平台的各项功能、运行情况进行集中测试。

4.数据基本公共服务化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要求政府改变决策模式，完成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决策的转变。政府将根据数据变化实时决策，数据成为决策的触发条件和重要依据，根据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及其所处的数据环境，随时动态调整其服务项目和投资方向。服务项目和投资方向的敏捷性往往是基于数据驱动，依据数据分析结果灵活调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项目和资源配置方式。传统的决策模式：“提出问题→依据知识→解决问题”，也就是根据知识和经验找出问题，“问题→知识→问题”的思路，会随着数据科学的兴起让位于“提出问题→依据数据→解决问题”的思路，且直接用数据（无需把“数据”转换成“知识”前提下）解决问题。

数据基本公共服务化不是简单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化”，而是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数据动态地定义、优化和重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及其供需流程，进而提升供需过程的敏捷性，降低风险和减少成本。这就要求，政府跳出传统数据管理中更加关注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化、记录数据、存储数据和挖掘数据的思维模式。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化是前提，数据基本公共服务化是目标。

（四）用智慧服务触手可及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的技术应用为搭建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信息平台和建立便捷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了奠定了技术基础。智慧服务触手可及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强大动力。用智慧服务触手可及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各层级、各区域、各部门的网上信息系统，构建一体化、横向衔接、纵向贯通的统一的在线服务平台。二是通过物联网感知设施、空间地理位置定位系统、智能设备的普及应用以及供需平台的数据汇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提升“互联网+基本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三是推进现行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卡与服务项目的融合，以北京市为例，拓展一卡式“北京通”及其“北京通APP”、智能终端“96156”社区服务平台的应用领域与覆盖范围，实现了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的有机结合。

（五）加强网络、平台和安全三大体系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互联网建设包括网络、平台和安全三大体系，其中网络是基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化，一是要通过实施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内网改造来推动各个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内网的IT化、扁平化，打通“信息孤岛”“数据烟囱”。二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外网建设，重点加快推进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扩大网络的覆盖范围，优化升级有关部门的骨干网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链的各环节互联与数据顺畅流通提供保障，打造支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网络。三是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互联网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互联网安全保障的手段，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互联网的安全保障能力，确保各种信息安全。安全是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的前提和保障，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信息安全是重大问题，要按照习近平提出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16}的要求完善网络安全措施，提升网络的安全保障能力。
注释：

①[德]乌尔里希·森得勒著，吴欢欢译.无边界的新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53.

②[美]玛丽昂·麦戈文著，邱墨楠译.零工经济：在新工作时代学会积累财富和参与竞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8.

③[美]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吉尔摩著，毕崇毅译.体验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94.

④{5}[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马珺译.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2，32.

⑥⑦[美]安东尼·唐斯著，郭小聪等译.官僚制内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12，253.

⑧廖建文、崔之瑜.共享经济开启商业民主化时代[N].财经，2016-02-22.

⑨蒋尉.德国“去中心化”城镇化模式及借鉴[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5).

⑩[美]凯文·凯利.未来趋势是去中心化[EB/OL].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4-12-02/

100257917.html.

{11}鲍曙光、姜永华.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地区差异分析[J].财政研究，2016(1).

{12}丁元竹.治理现代化呼唤政府治理理论创新[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3).

{13}马建堂.“互联网+”干部读本[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7:168.

{14}丁元竹. 平台型政府运行机制的设计思路[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2).

{15}{16}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