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是 “革自己的命”，困难和阻力肯定很大。那怎么办呢？我想是“三个依靠”：一是靠唤起政府工作人员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二是靠决策者对于这种情况有清醒的认识，和克服困难打破阻力的决心；三是靠公民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自觉。 　

　　归根结底，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的关键在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这个岁末年初跟前几年有点不同，不仅是年度的交接，也是五年的交接——第十个五年和第十一个五年的交接。中国经济在“十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是也有很大的缺陷，最主要的是过度投资引起经济失衡。“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估计要用两三年才能够消除在“十五”期间旧增长模式造成的消极后果。

　　应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呢？

　　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第一，是更新发展观念，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第二，要实现根本性转变，其关键又在于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中的关键又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下面，分头来讲述这三方面问题。

　　转变增长方式，很早就提出了。“文革”结束以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进行过两次结构调整，目的都在于克服过去粗放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九五”计划更明确提出，要实现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性转变。

　　尽管如此，结果却并不如人意，上述目标至今尚没有实现，所以在“十一五”又不得不提出上述“转变任务”。症结何在？

　　先行工业化国家如英、美、法、德等从第一次产业革命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每个发展时期所采用的增长方式不同。19世纪末，先行工业化国家已由资本积累推动的早期经济增长，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推动的现代经济增长，但中国至今尚未完成这一转变。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每一次经济加速都会很快面临资源瓶颈。近年来，只要GDP年增长率接近9%，就会出现资源紧张、经济过热等种种迹象，不得不停下来进行调整。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原因是，旧体制的四个方面的“遗产”没有消除：第一，各级政府仍然掌握很多重要的经济资源，比如土地、信贷的配置权力；第二，以 GDP数量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第三，政府收入主要靠生产型的增值税；第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实行市场经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现在很多重要资源仍由行政定价，而行政定价又维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采取低价政策，甚至无偿提供，比如土地、水、劳动力、信贷都是如此。

　　这种做法引导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用一种浪费资源的方式来提高其产值增长速度。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消除旧体制的影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这必须在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促进科学技术在经济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加强教育事业。

　　第二，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为市场活动构筑基础设施，而且服务业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总成本大大降低。20世纪出现了一种现象，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在制造业的价值链里面，其服务业的内容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往往是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所以，现代制造业有很大服务业的成分。

　　第三，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先行工业化国家开始发展信息化。中国尽管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但完全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信息化技术来降低各个产业的信息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

　　第四，帮助大量在低效率的农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向相对高效的城市工商业转移。

　　对于转变增长方式来说，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是根本性的。比如说要让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各个部门普遍运用，就要促进科学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而科学怎么才能发展，技术怎么才能创新呢？

　　关键就是要改变现行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建立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的体制和机制。

　　再比如，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较之工业更高。如果不把我们的经济体制、法治建设做好，加强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一套制度化的体系，那么服务业发展起来就比制造业要困难得多。

　　总之，要实现上述四个方面的目标，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看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要害在于，把行政配置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早在十年前，中共中央“九五”计划就提出过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一是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到集约增长。这两个转变是互相配合的，而且，其中后者的转变是关键。

　　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这一点，“十五”的实践也从相反的方向给予了证实。由于体制转变进展不够，前面讲到的旧体制的各种遗产变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至于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已经做了很全面的安排，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些改革计划落到实处。

　　当然，在改革旧体制建设新体制中不是没有困难和阻力的。其中关键中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因为现在政府职能错位的情况广泛存在，有越位，也有不到位。

　　一方面，因为政府的越位，使得政府仍然掌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其行政定价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用一句话来形容，可以说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或者像温家宝总理说的：现在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而又管不好的事，很多需要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好。因为政府各级官员掌握了太多资源配置的权力，寻租环境也由此而生，孳生了大量的腐败。

　　为此，就需要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并把它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市场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政府又必须实现它的一些基本职能，包括提供公正执法的法治环境，运用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构筑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等等。

　　这些事情有些现在还没有做，有些做了但是做得还不够好。而且，建设有效政府，是说政府做这些事情要低成本，要节约地使用纳税人的钱，更不能容许贪污浪费。

　　政府职能转变，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是 “革自己的命”，困难和阻力肯定很大。那怎么办呢？我想是“三个依靠”：一是靠唤起政府工作人员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二是靠决策者对于这种情况有清醒的认识，和克服困难打破阻力的决心；三是靠公民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自觉。

　　因为我们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有经济问题，也有社会政治问题，自然人们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冷静地思考问题的症结，经过切实的讨论获得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识。如果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够有一致的、清楚的认识，就会妨碍我们共同的行动。

　　前一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 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