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实际上，这是对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浙江省相关改革探索的积极回应。

　　浙江县域经济名满天下，多年来占据着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拥有着4000多个专业市场、逾5000亿元的年成交额，创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0年排名全国各省区之首的记录。人们探索这一辉煌背后的原因，除了发现一个发达的民营经济体系之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武器：省管县财政体制。于是，从2003年到2005年，山东、福建、湖北、广东、河北、吉林等众多省份，纷纷出台了以浙江经验为主要框架的、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政府文件，一些地方还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抢抓扩权强县机遇的口号。 　

　　省管县让贫困县扬眉吐气

　　浙江省武义县-一个上世纪90年代还戴着贫困帽的浙南山区小县，继2003年首次实现工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后，2005年又创下新的高峰，预计全年可完成工业总产值135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7.2亿元，增速为26%。10年间武义县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8倍。县财政局副局长程云庆告诉记者，武义县打翻身仗靠的就是省管县财政体制。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体制变迁，省管县并不是浙江的独创。只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全国各地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确定了下管一级的财政体制，即省管市、市管县的模式，而浙江唯独把省管县财政体制继承了下来。浙江进而推出了针对贫困地区的两保两挂政策，在县财政确保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和完成政府职责任务的前提下，实行省补助和奖励与其地方收入挂钩，即地方财政增长越多，省财政补助奖励越多。政策实行初期，浙江省财政给武义县的机动财力补助为500万元，以后每年按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补助增长0.5%的比例递增，到2004年，这类补助已增加为6600万元。

　　以前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年终发不出工资时，去省里讨钱是县长们的必修课，有的地方一年到头就想着怎么想名目、打报告，找省里要钱。程云庆说，新体制让转移支付变得公开透明了，用足用活政策谋发展成为基层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武义县的经济思路不断明确，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孵化、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成为财力倾斜的重点。而据浙江省财政厅提供的数字，1994年浙江省财政对17个贫困和次贫困县的补助为5500万元，换来赤字1.2亿元，到1997年对17个县的转移支付补助比1994年增加了1.4亿元，17个县的财政收入增长则达4.52亿元！到2001年底，这些县中的绝大部分已进入财政亿元县行列。

　　全国学浙江，摆脱市刮县

　　浙江经验引起了全国多个省份的争相效仿。也许，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自有其无法复制的先天优势，但专家普遍认同，扩大县级经济调控权、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黄旭明说，浙江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是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除计划单列市外的63个县（含县级市）、市，县、市财政都直接同省财政挂钩，两者在财政体制上没有结算关系。其配套政策是，对武义县等30个较困难的县、市实行两保两挂，对另外33个县、市实行两保一挂（奖励挂钩）。

　　显然，这一做法与现行的行政管理层级体系有不符之处，比如是否侵犯了地级市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工作的法定管理权限，因此也曾遭到一些质疑。浙江省决策层坚定地认为这样更有利于推动基层发展。

　　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周日星认为，省管县的财政制度并没有减少地市的正常利益，但避免了市县的矛盾，更好地保证农民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再新增更多负担。市管县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就是市县争利，市甚至要依靠县的贡献来投入市区建设，因而在财税分成、基建投资、开辟新的生产项目等方面市里常常优先考虑市区。二是行政管理的矛盾，在市的全方位领导下，县的自主权受限很多。三是城乡关系的矛盾，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一般放在城区而不会是农村。浙江省金华市财政局副局长徐德良坦言，如果不实行省管县，而是省与市、市与县逐层分成的话，市里肯定会截留县里的一部分，以用作市政府所在的中心城区建设。这便是学界所概括的市刮县现象。

　　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

　　当强县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成为各地共识后，对县级政权更大层面的扩权已然慢慢凝聚起相关的理论与认知基础。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黄旭明说，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市管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确定问题。省管县淡化了地、市一级政府的财政职能，相应减少了中间管理环节，有效地避免了管理效率的递减。

　　有关人士认为，发展县域经济、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应该适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即减少政府层级，实行省管县架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电子政务的发展，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在不断增强，自然扩大了省一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为地方政府体制结构减少层级奠定了基础。还有专家明确提出市管城市、县管乡村体制的改革目标，认为其应与镇管小城镇、乡管农村体制，一道成为中国省以下行政体制改革的两条路径。

　　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周日星认为，实行省县制二级体制应是一种趋势，但要先论证立法，后组织实施。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涉及到行政区划、事权、财权等的调整，关系重大，因此可先从政府的一些职能转变入手渐渐深入，如推广省管县财政体制、扩大县级经济权限的经验等。我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全面推行是1983年，当时是为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共同发展。这一制度的本意是想靠发展城市来带动农村，但后来实际上是农村在支援城市。周日星说，省管县的制度设计，所体现的就是改革重在农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