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智慧城市，离不开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话题。12月16～17日举行的2019国际智慧城市峰会上，新技术被频繁提及。不过，除了技术，峰会上许多专家也呼吁，关注智慧城市更本质的要求——如何解决人的需求、为人服务，勿让目标和手段倒置。
“我们是借助技术力量来优化管理、促进发展，使城市更宜居更美好。”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强调，智慧城市仅有ICT技术是不够的，更要对现代城市形成新的认知。
此次峰会上，不仅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亦有许多经济学学者，以及公共治理、城市管理层面的专家。从以人为本角度，他们如何看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
“不能用老处方治新病”
“智慧城市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是怎么搞的问题。”郭仁忠认为。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研究智慧城市，要认识城市新的范式，建立新城市科学。
上世纪50年代左右，全世界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两个：纽约和东京。彼时，拥有100万人口已算是大城市。到了2018年，全世界有3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预测到2030年，会有4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这个判断可能还保守了一点。”郭仁忠说。
在我国，城镇化仍在不断推进，大城市仍在聚集和生长。而伴随发展要素聚集与新技术革命，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发生变化。“变化的世界挑战着传统城市范式。”郭仁忠说。
举个例子，随着知识更新周期缩短，技术迭代与颠覆性技术诞生速度变快，人的工作流动性增加，稳定性下降。比如美国一些著名IT公司——Facebook员工平均工作时间约为两年多，这算很长了，而较短的如Uber只有一年多。
“我们过去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一个单位做一辈子，从这个数据来看，稳定工作对年轻人而言基本不存在。”郭仁忠说。
这个变化又会影响“职住平衡”概念。买房我们希望能住几十年，但工作是经常流动的，流动性和居住稳定性形成一个矛盾。再者，传统城市建设以家庭为居住单位来进行研究。但是当下，很多人在家里待的时间不如在单位待的时间更长，或者在路上待的时间长，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新情况。
同样，人们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1982年，中国家庭平均规模是4.3人，到2015年是3.1个人，这也意味着整体看当下家庭只由两代人组成。一个具体情况是：小孩放学时年轻父母还未下班，小孩由谁来照顾？曾经深圳有企业在自己的写字楼里设立幼儿园，但这又不符合相关规定。因为幼儿园不能建在写字楼、商住楼里，这又是一个矛盾。
“我们现在还需要找到城市运行规律，探索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郭仁忠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建设智慧城市，要探索新的城市科学范式、研究新的城市管理，“不能用老处方来治新病”。
用公众智慧建设智慧城市
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诸多嘉宾都提到公众参与理念。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提出：“以50年为周期的城市规划，其实与三年不到的技术迭代之间有着巨大落差。”
不过，除了“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也应有“自下而上”的机制产生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规划及设计系讲座教授叶嘉安提到，从国际情况来看，城市规划思路已经发生变化。“1960年代，是基于科学系统的规划；而当下，通常讲究公众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参与背后，也要有相关信用系统、防欺诈系统等作为支撑。也因此，在叶嘉安看来，AI技术的进步，最终可以帮助我们的管理变得更好。
作为智慧城市实践相关企业，刘松也认为，城市问题应该由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来贡献智慧。他提出，要考虑怎么利用“活”的数据，利用正在运行的反馈，利用市民评价以及市民智慧，这就要求数据共享、众生协作和全局联动。
无独有偶，华为EBG中国区智慧城市首席专家聂俊宇也谈到众生协作概念。聂俊宇提出“四新”理念——新连接、新沃土、新体验、新价值。
他表示，“四新”方案其实是架起（数字城市）桥梁，串起城市智慧提供者和城市集成者，“我们希望在座各位都成为城市智慧的提供者，而不是仅由两、三家企业来做”。
他举了一个例子。欧洲有一个小镇，一位居民对城市管理不太满意，于是他设计了相关app，发布在网上给小镇居民使用。使用后效果很好，政府就收购了它的版权，并将其作为城市的一个象征。
不过，目前，中国智慧城市涉及的5G、AI等技术都非常复杂，普通居民和企业如何作为智慧提供者？聂俊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华为在建设将复杂技术集成的平台，“一位居民可以不懂编程，在网页上拖拽几下，就做出一个城市相关的app，甚至可以把你的东西以建议或者演化的方式推给政府。”如此让个人、企业也能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助力城市发展过程中。
最终，这个平台希望能建设成“孪生”的数字城市，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至少不是近5年能实现的”。
同样，在刘松看来，今天用ICT技术、智能物联网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路上，只走了1%都不到的一小步。但要秉持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把城市当作一个由上千万人组成的人工生命，关注几百人、几千万人在城市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