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全球治理是当前中外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互联网与全球治理既是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对互联网的管理体系，也关乎信息时代网络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两层含义既有区别，也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由于全球网络信息数据流通的迅捷与联通特性，以及网络对社会观念、思潮和行动的引导作用，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无数案例证明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对各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国际政治正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术语频繁出现

随着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目前美国主宰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局面正发生变化，全球互联网治理变革进入关键时期。同时，国际政治的单极与多极之争延伸到网络治理领域。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开始尝试对一些传统国际政治术语进行加工，丰富其内涵和外延，使之能够衍生用于新技术领域。于是，用以描述互联网技术革命为国际政治带来的新的概念和术语被中外学者创造并频繁使用，如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网络空间（Cyberspace）、网络主权（Cyber Sovereighty）、网络威慑（Cyber Deterrence）甚至网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Cyber Westerfalia）等成了学者们著作里的关键词。这些概念把国际政治的竞争、合作、对抗、冲突、妥协与联盟等思想带入网络领域。在实践层面，西方科技强国已纷纷组建所谓“网络部队”，对内监控以保障安全，对外则实施破坏和攻击，配合常规的外交与作战手段，使网络袭击在信息时代拥有巨大的破坏力。
达成治理规范前景并不明朗

于是，在伪信息（Disinformation）和网络战（Cyber Warfare）的阴影里，部分政治家和学者意识到全球网络空间无序性的危害，开始呼吁构建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军方安全专家小詹姆斯·伍德·福赛斯（James Wood Forsyth Jr.）和比利·波普（Billy E. Pope）即为代表。早在2014年底，他们就意识到全球权力转移将推动网络治理方式的结构性变化，认为美国主导互联网的局面必将为网络强国之间通过协商合作建立的网络规则和国际秩序所取代。他们的主张完全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承认世界正从“单极转向多极”，国际政治架构亦相应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为维护世界的稳定和秩序而共同制定相关规则、规范和行为标准，构建新式全球治理体系。

在英美学界，不少学者对福赛斯的观点作出评论。他们从技术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角度提出的补充或批评凸显了西方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权利认知、政府和社会关系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的体现。从技术论出发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认为网络空间最终是由代码即计算机程序系统架构来约束的。但是，究竟应当由代码程序员及其企业还是由立法机构来实施管理则值得商榷。他强调，网络协议本质上是为了促进数据共享而非隔离，不安全是其根深蒂固的特点。如果代码受到政府管理，则会丧失透明性，变成某种控制机制。美国法律专家尼尔·库马尔·卡特亚尔（N. K. Katyal）则相信，有关信息自由的法案可以保障网络管理的透明度。政府直接管理亦有助于增强互联网的安全性及其信息的可靠性。

然而，同持政治现实主义的美国政府资深防务分析专家布莱恩·M.马扎耐克（Brian M. Mazanec）对福赛斯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他不认为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必然会形成。他的观念受到历史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基于两大论点。首先，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说明，参与所谓“多头共治”的各方总是以各自国家利益优先为准则。自利导向与网络规范的强力约束很难有交集。其次，规范演进理论说明技术进步速度总是超过对其制定规范的速度。因此，网络规范难以具备权威，技术武器和网络战争威胁不可避免。全球网络治理难题源自“国家间政治”的自利性和无序性。

欧美对互联网全球多元治理主张最主要的异议来自所谓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信息技术产业资本对全球市场的渴望。前者坚称应秉承创立互联网的初衷，即建立一个思想自由的新世界，反对政府干预并设立边界；后者则强调互联网的生命力与自由联通相互依存。然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恰恰是冷战期间美国对抗苏联的思想武器，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价值观工具。于是，在一些研究者笔下，网络空间也出现了所谓“阵营”“战略”和“大国博弈”。同西方传统的全球媒体一样，互联网和新媒体也沦为超级大国拓展权力范围和称霸世界的工具。因此，达成互联网全球治理规范的前景并不明朗。
西方模式不具备普适性

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入侵美国商业和政府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情报和机密以及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将其上升为中美和美俄的外交议题。于是，美国学界有关网络大国博弈的论文陡增。其作者多非中立学者，而是有美国军方背景、从事地缘政治和安全研究的专业人士。这些文章共同将中俄塑造成为了私利不择手段、不顾规范约束、率先对他国发动网络袭击的不负责任的国家形象；而将美国打扮成网络袭击的受害者和自卫者，是开放网络“普世”利益和价值的捍卫者，以及全球网络规范的领导者。

当前，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剥去了理想主义宣传的道德伪装，也向世界展现了美国社会价值体系深刻的内在矛盾。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格局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欧美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西方赋予互联网的意义与模式并不具备普适性。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学界有关互联网全球治理的相关文献后，认为基于西方民权社会价值观念的全球性网络治理规范难以形成，而以维护各国网络主权为底线的后西方的“网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反而在快速成型中。互联网作为人类社会的交流工具，虽对世界发展变化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终究需要共同遵守长久以来形成的人际和国际交往准则，因此必然受到体现集体意志的规则与秩序的约束。

综上所述，按照现行处理国际关系和建构国际秩序的惯例，全球网络治理本应遵循现有国际合作模式，采取协商的方式制定相关准则和规范。然而，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野心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偏见可能使作为交流工具的互联网异化为国家和团体进行利益争夺与对抗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争议正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世界秩序构建的分歧。只有拥有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互联网才真正可能从强权统治世界的工具回归作为人类社会信息交流合作平台的初衷，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利器。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