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真正大考，也是对“不忘初心”的透彻检验。尽管有始发地、爆发地和输入地的区别，经济发达和交通便捷程度、人口密度、流入人口来源等等的差异，但逐日公布的各项疫情数据变化趋势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地的治理水平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难以精确统计，但又必然要长期支付的经济、社会、行政、政治成本。与始发地人员往来密切的浙江，尽管发病人数居全国前列，但却被人们夸为这场大考中的“优等生”。人口已过千万的杭州更是引人注目，靠着多年来扎实推进治理现代化而从容应对。
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能有效遏制新冠病毒侵害和传播的药物和疫苗还在探寻研究中。同时，全国大多数地区正在转入疫情防控和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两手抓”的阶段，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现阶段面临的最大治理问题，是在继续严密防控不让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尽快复工复产复业。这对那些已经深深融入跨国、跨地区供应链的行业和企业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亿万家庭来说更是紧迫的生计问题。“两手抓”比单纯的疫情防控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历时更久。它既是更加严峻的考验，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疫情防控是一场高强度、高难度、高代价的实战检测
这次疫情防控是一场高强度、高难度、高代价的实战检测。它告诫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黑天鹅”“灰犀牛”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我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人口高密度集聚，社会分工高度复杂，加上重视人际交往的传统文化，使我国防治传染病的难度大大超过以往，也超过大多数国家。新型传染病难以预测预防，预后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失控，影响范围可能波及全国甚至突破国界，超出绝大多数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它事关千百万人的健康安危，容易造成人人自危的普遍恐慌和大范围的社会生活紊乱，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甚至引发次生风险。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更没有任何理由自满和懈怠。在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的同时，大力完善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严管控”和“保畅通”的关系，防止顾此失彼。既要防范返程中和“系统重启”后出现漏洞导致疫情反弹，又要避免不考虑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为此，不但要抓好“严管控”和“保畅通”的相关政策和相关工作的衔接配套清障，消除冲突和扯皮，而且要一视同仁地落实和追究“严管控”和“保畅通”的责任，真正做到“一岗双责”，不容偏废。既要抓牢预防传染的关键环节严守规则、一丝不苟、联防联控，又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疫情、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对症下药，敢于从实际出发作出符合科学的必要变通，并根据疫情变化把握好度，及时调整。处理好这对关系，对于进入应急状态后恢复社会常态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从长远来看，还要处理好“补短板”和“防风险”的关系。经历这场严峻的考验后，通过实事求是的深刻反思，以“挑刺”精神找出各个环节上的问题及其原因，对症下药，总结推广成功经验，补上相关的体制机制“短板”，才能防患于未然。
疫情防控是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机制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疫情的报送渠道和确诊标准，优化决策和预警预防机制，弥补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制定和实施中的缺陷，加强公共卫生队伍的培养和足额对口配置，强化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传染病医院和隔离场所的建设、改造和应急扩充必须能适应疫情暴发的局面，救治和防护物资的生产、供应和战略储备也都要有强大的应急能力。公共卫生知识的科学普及要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既要有可操作性，又要揭穿谣言和伪科学。传染病防治是一场需要动员和协调全社会力量的总体战，如何统筹兼顾，周全安排，宽严适度，降低社会成本，是总结当下各地的经验教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重要方面。
这场疫情也是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为今后兴利除弊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强化了动力，提供了样本。需要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结构、功能和布局，建设网络型大都市和田园城市，治理“大城市病”，推进产城融合，降低人口高度集聚、高频流动和“春运”带来的传染病风险。不仅要进一步完善预防为主、分级诊疗、公立为主、合理分工的医疗卫生体系，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而且要通过优化规划和政策，大力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业和电子政务，发展智能化服务，切实降低城市内和城市间人员流量和集聚规模，摒弃片面追求大型活动规模的“作秀”心态，严格控制大型公共场所人群高密度集聚。
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举国体制的优势
要处理好“举国体制”和“人民战争”的关系。这次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举国体制不是单纯依赖国家力量和行政命令的体制。它所指的“国”不仅是国家，还包含国度和国民；其优势不仅在于我们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而且在于我们有能力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打人民战争，弥补政府所掌控的资源的不足。许多地方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社会组织在多元治理中的作用，守望相助，志愿服务，筹集财物，提供信息，建言献策，开展科普，依靠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不断发现矛盾，改善管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解决了不少政府没有想到和力不能及的问题。要积极支持它们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其提供服务平台，加强指导和协调。要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找出基层自治的薄弱环节，加强城乡社区的群众工作，进一步推动居民中的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居住地的社区工作，完善相关制度。
城乡社区和交通道口节点的严格管控在这场“遭遇战”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功不可没。上级管理部门在支持一线管理人员严格依法依规管理的同时，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到基层一线实干，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基层管理人员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地处理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水平，改进作风。通过组织好全覆盖、网格化的主动服务，破解封闭管理状态下群众生活面临的种种困难。自身也在实干中接受群众的检验。政府既要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兼顾人力物力财力运力诸要素的全面落实和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做到心中有数，措施得力，雪中送炭，又不能大包大揽，鼓励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及时推广具有普适性的经验。
处理好“促警觉”与“稳人心”的关系
高传染性传染病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相关信息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恐慌，造成秩序混乱。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社会环境下，强烈而不稳定的社会情绪很容易扩散并被极度放大，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危险传染病是谣言易发易传的话题，各种敌对势力也肯定会趁机造谣惑众，推波助澜，谨慎处理这类信息，防范“信息传染病”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果断决策后频繁发布权威信息，通过媒体平台建立专栏，逐日公布疫情的详细数据和一目了然的图表，及时通报防治举措及其成效，直截了当地回应社会公众关切，以确凿的事实及时公开驳斥种种谣言。同时重视公众号和社交媒体所反映的民情民意，吸纳合理的批评诉求，提高对尖锐批评的容忍度、承受力和消化力，在全面了解社会心态和切实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有效地消除了社会恐慌心理和怨气，扭转了被动局面，积极的社会心态迅速上升为主流，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大量的经验教训证明，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中，只有信息公开透明，人民群众才能合理应对，主动规避风险，有效降低损失，同时避免情况不明带来的恐慌；涉及专业知识的问题只能交给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判断，依靠专家通过各种新媒体开展生动形象的科普工作。只有着力维护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避免陷入“塔西陀陷阱”，政府的举措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作者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