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浙江考察调研时，对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产业形态、地方政府治理形态、城市生活形态的全面转变。智慧社会结构中，不管是体现为生产知识的复杂劳动还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其劳动的形式、特点、内涵和意义都发生了诸多新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不同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都是一种全新方式，给劳动者带来不同的机遇，也带来风险和挑战。

首先，从智慧城市产业角度看，智慧社会中以网络通信技术媒介生产为主的信息产业成为主导性的产业，其本质上符合知识经济的特质，即“它突出了精神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主体——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主要产品——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部分群体就处于信息产业核心，通常是科研人员、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科研型教师、文学作家、艺术家等，这部分群体大多供职于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政府部门等。这部分群体在智慧城市建构过程中大多受益于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侧重于推动依靠高素质人才在核心关键领域发明和创造的新产品、新技术向新业态、新产业转化。尽管这个劳动者群体以知识生产为主，本身就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意识，但这个群体及其所在产业，大多基于市场需求而产生，其发展不可避免受到来自市场的风险威胁。

从智慧城市治理层面看，基于电子政务的智慧服务对政府公务人员群体的信息素养和专业素养提出较高的要求。各种网络通信技术的使用和普及，以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网络社会逐步完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多元性、风险性以及复杂性特征，对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化建设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城市运用网络通信技术推进智慧城市的建构，体现出了智慧城市的智慧服务，体现出现代城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然而也有一些跟不上岗位能力需求的现象出现，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仍有部分政府服务部门依托旧有模式，从岗位职员到管理层还没有意识到智慧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是对他们作为岗位劳动者的个体的风险，一旦影响到社会运转，也很有可能威胁到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从而由个人面临的风险转化为政府需要应对的更大危机。

从智慧城市生活层面看，智慧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依然离不开大多数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群体，这些劳动者大多属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岗位也大都分布在如居民服务、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技术含量并不高的行业。他们大多数仍依靠传统的体力劳动完成岗位职责。智慧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特点在于它快速地改变了社会环境和心智习惯，借由网络技术所搭建的媒介平台，不仅带来产业结构、劳动方式的转变，也造成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以至于每个个体的生活实践模式与格局也发生改变。这部分劳动群体劳动方式及其生活居住方式都表现为史无前例的个体化，更多地依赖市场的流动来立足于城市逼仄的空间，整个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和叠加性，极大程度上增加了这部分劳动者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知识经济和消费社会特征日益明显等新因素、新变化使得很多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被机器替代，无人工厂和无人超市成为发展趋势，技术的进步往往预示着工作岗位尤其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岗位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一旦出现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而引发岗位转型或岗位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简单劳动群体就会面临无所适从的境地。采用何种渠道尽量协助这个群体规避智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规避智慧社会风险的一部分。

伴随着此次疫情的发生，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并且为以智慧架构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补齐城市治理短板，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智慧治理劳动者群体可以说是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的神经中枢，如何协调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利用社会中的高科技产品与信息平台，借助网络技术交流互动的强大功能，及时收集社会与民众中的各种需求、诉求及动态，做好对高精尖科研劳动群体的支持、吸收、服务和管理工作，又能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网络技术做好智慧城市中简单劳动群体的管理和引导工作，是智慧城市能否超越数字化城市而真正成为科学、高效、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城市的关键，也是能否高效应对未来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的关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新贡献研究” （17BKS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