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情况：

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台面向基层党员干部发布网络问卷进行调查。此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2299份，问卷有效率91.94%。

主要发现:

·“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较好的前四类单位为：国企，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

·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互联网党建平台的使用效果存在差异，使用效果最好的是21-30岁群体，其次是31-40岁群体。

·互联网党建的“积极参与者”特征画像为：居住在直辖/省会城市的男性党务工作者。

·受访党员群体对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于互联网党建有更多的期待。

·推行“互联网+党建”最需要强化的激励措施是物质奖励和情感激励。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快推进党建信息化，各地区各单位推进“互联网+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很高，涌现出“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大数据党建、“微党建”、党建云、计量党建等各种新实践。但也出现了重复建设、“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新问题，国家机关、城市、农村、企事业单位，党务工作者和普通党员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和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成为基层亟须正视的重要课题。当前互联网党建平台在各地“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落实的具体情况如何，党员群体如何看待网络党建与实体党建的关系，对未来“互联网+”赋能党建工作有哪些新期待，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此展开了调查，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近九成受访者对当前阶段所在单位“互联网+党建”的发展程度表示满意

近五成（49.16%）受访者表示当前阶段所在单位“互联网+党建”的发展程度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超出期待。近四成（39.47%）受访者则表示基本满足，但有更多的期待。只有3.36%受访者明确表示没有满足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党员群体对使用过的党建学习类APP内容丰富度（83.01%）、学习便捷度（85.82%）、交互流畅度（83.77%）、设计创新度（84.62%）、效果实用度（84.41%）等方面满意度均超过八成。调查中，我们按照满意的程度分别赋分：“非常好”为4分；“较好”为3分；“一般”为2分；“较差”为1分。结果显示，受访党员群体对党建学习类APP满意度最高的是学习便捷度，整体评分为3.40分；满意度最低的是设计创新度，整体评分为3.32分。

以“学习强国”APP为例，87.99%的受访党员群体认为“学习强国提供的内容优质、权威”；86.65%的受访党员群体表示“使用学习强国让我的工作变得容易、高效”；86.52%的受访党员群体认为“学习强国能够满足我的学习需求”；84.55%的受访党员群体认可“学习强国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还有受访党员群体表示自己通过学习强国来“与他人分享、交流观点”（83.99%）、“维护朋友圈和关系网”（83.49%）。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互联网党建工作对以下方面有所帮助的受访者人数占比均超过八成：获取政务信息（86.86%）；对反腐倡廉、作风建设的动态监督（85.74%）、支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85.68%）；加强群众联系，拉近干群关系（84.62%）；党组织日常管理（84.06%）；发挥党组织服务功能（83.43%）；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82.23%）。调查中，我们为“帮助很大”“帮助较大”“一般”“帮助不大”分别赋分为4到1分。分数越高，代表受访党员群体认为互联网党建工作在上述方面起到的作用越大。结果显示，受访党员群体整体评分为3.36分。

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互联网党建平台的使用效果存在差异，使用效果最好的是21-30岁群体，其次是31-40岁群体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社交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人们利用网络进行交流成为沟通常态。因此，在探索实施“互联网+党建”工作模式的过程中，线上能否搭建起党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是检验互联网党建平台使用效果的重要标准。在调查中，当问及“您一般如何使用互联网党建平台”时，48.74%的受访者选择了“积极发表意见，与所有人交流”；18.54%的受访者选择了“较少发表言论，只与熟人交流”；18.26%的受访者“只浏览不交流，以学习为目的”；还有13.55%的受访者表示“根据工作需要，交流或者学习”；此外，只有不到1%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只是“按照单位规定，打卡走个形式”（0.91%）。

将五种程度分别赋分：“积极发表意见，与所有人交流”为5分、“较少发表言论，只与熟人交流”为4分、“只浏览不交流，以学习为目的”为3分、“根据工作需要，交流或者学习”为2分、“按照单位规定，打卡走个形式”为1分。结果显示，整体平均分为4.01分。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互联网党建平台的使用效果存在差异：使用效果最好的是21-30岁群体（4.11分），其次是31-40岁群体（4.00分），再次为20岁及以下群体（3.94分）。

受访者所在地行政级别越高，所在单位“互联网+党建”工作发展的情况越好

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等因素，各地区各单位“互联网+党建”发展步调并不完全一致。调查中，当问及“如何评价所在单位‘互联网+党建’工作处于的发展阶段”时，38.41%的受访者选择了“创新开展‘智慧党建’新模式”，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深度结合，完成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和创新；27.11%的受访者选择了“应用于党员教育、党务考核等工作”，即通过互联网及新媒体传播信息，强化互动；28.58%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单位只是将“党建和党务工作由‘纸上’转移到了‘网上’”，即处于信息化的初始阶段；此外，4.63%的受访者所在单位“有帐号有平台，但没有进行应用”，即实现了“有形覆盖”，但没有实质性应用进行“有效覆盖”；还有1.26%的受访者所在单位“尚未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依旧采用传统党建模式。 根据受访者日常所在地情况进行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受访者所在地行政级别越高，所在单位“互联网+党建”工作发展的情况越好。再结合受访者所在单位性质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互联网+党建”工作发展较好的前四位为：国企，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

行动上抱有积极与消极不同态度的群体，在互联网党建的使用效果上有明显差异；应用互联网党建平台数量较多的党员群体，使用效果也更好

浏览/关注/下载/添加的党建网站、党建微信公众号、党建学习类APP、党员微信群或QQ群四类互联网党建平台个数均为3个以上的受访者占比为24.93%，我们将其称为“积极参与者”。四类互联网党建平台个数均在3个以下的受访者占比为5.97%，我们将其称为“消极参与者”。

“积极参与者”男性占比（73.24%）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67.42%）；日常居住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占比（52.11%）显著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42.91%）；党务工作者占比（92.68%）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87.36%）。即“积极参与者”特征画像为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的男性党务工作者。

“消极参与者”学历情况显示，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占比（30.59%）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21.49%）；日常居住地在地级市的占比（34.12%）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26.62%）；普通党员占比（27.06%）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12.64%）。相比之下，“消极参与者”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程度低于“积极参与者”。

“积极参与者”互联网党建的使用效果更好，“消极参与者”则更多是“被动参与”。当被问及“您一般如何使用互联网党建平台”时，71.83%的“积极参与者”表示自己会积极发表意见、与所有人交流，这一比例显著高于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48.74%）。进一步分析显示，“积极参与者”群体互联网党建使用效果平均分为4.39分，“消极参与者”群体平均分为3.54分。即，在行动上抱有积极与消极不同态度的群体，在互联网党建的使用效果上也有明显差异。

“积极参与者”更注重互联网党建平台的使用体验，“消极参与者”对是否使用仍有疑虑。调查结果显示，“积极参与者”眼中，最影响手机端互联网党建平台的因素是“网速/页面加载速度/手机性能(CPU)”（46.20%），即“积极参与者”在认同使用互联网党建平台的基础上，开始追求质量更高的使用体验；“消极参与者”则在意“是否需要填写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48.24%）、“单位是否强制要求使用”（48.24%）、“单位是否有排行等激励机制”（44.71%）等等。对互联网党建的应用和普及现状，“消极参与者”的担忧包括：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浪费人力物力财力（37.65%）、要求网络留痕、保持在线回应影响生活（35.29%）、重视线上“键对键”忽视线下“面对面”（32.94%）等等。

相对于“积极参与者”，调动“消极参与者”的热情需要从转变其思想观念开始着手。交叉分析结果显示，41.18%的“消极参与者”期待能通过培训教育提高思想境界、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念；40.00%的“消极参与者”期待上级部门和主管领导对互联网党建工作加强重视，以及合理分配业务工作压力、调整互联网党建所需时间精力及回报。这一结果显示，部分“消极参与者”之所以消极，是因为缺少接受相关培训教育的学习机会，或所在单位的工作安排、领导重视程度等客观环境支持性较差。在互联网党建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不是个例，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受访党员群体对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于互联网党建有更多的期待；未来“互联网+”赋能党建工作要以人为本

受访党员群体对未来“互联网+”赋能党建工作有很多新期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网络信息技术是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服务功能的必要工具”这一说法得到超六成（62.99%）受访者认同。调查结果显示，65.10%的受访者期待在人工智能及区块链应用下，简化留痕工作程序，生成节点化、方便调阅、便于综合分析以做决策参考的电子日记、月评、年考工作清单；64.75%的受访者期待紧跟5G应用趋势，探索利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技术，进行党史党建的“穿越”体验式教学；63.76%的受访者期待通过整合政府、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出入境管理等部门的数据资源，生成详尽的干部数据档案和群体动态画像，重点研判其思想动态、业绩能力、作风形象等。

60.25%的受访者认同“党员在哪里、组织就建到哪里、工作就覆盖到哪里”，“一个先进的政党，必须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善于利用先进技术传播政治理念”这一观点也得到57.09%的受访者认同。54.63%的受访者期待将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党务工作人才专职化，对部分上了年纪的、具有“恐网”心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进行统一培训。此外，还有受访者提出，应借助一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微博、抖音、快手等）推动党建工作。此外，也有受访者表示，不能“跑马圈地”，应从现有的平台、帐号入手，专业运营、做优做强。

受访党员群体对互联网党建工作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期待与建议。45.15%的受访者强调，互联网、信息化、大数据只是工具，不是目的，要坚持尊重人、满足人的需求，解放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理念；44.17%的受访者强调要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机制，制定严格的党建信息分级保密管理办法，制定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方案；41.78%的受访者指出，要做好相关技术的科普宣传工作，引导树立互联网意识；41.43%的受访者看重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的互联网党建体系，以解决管理系统不兼容、信息共享程度不足、发展步调不一致等突出问题；40.24%的受访者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对运用互联网开展工作的实际效果进行责任量化、过程量化、效果量化的“硬指标”考核；健全党建工作信息安全惩处机制，明确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信息安全与遵纪守法意识的培养也得到了36.10%受访者的认同。

超九成受访者对“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表示赞同；推行“互联网+党建”最需要强化的激励措施是物质奖励和情感激励

调查结果显示，63.41%的受访者表示完全赞同“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的发展趋势，认为其“符合时代潮流”；30.97%的受访者“比较赞同，但参与的积极性一般”；4.71%的受访者不太赞同，认为“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的发展趋势“弊大于利”；还有0.91%的受访者完全不赞同，认为其只是“一阵风”“炒概念”。

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不赞同“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发展趋势的受访者群体（5.62%），互联网党建平台的使用效果（3.39分）显著低于平均水平（4.01分）；认知上对互联网党建工作起到的作用评价（2.73分）显著低于平均水平（3.36分）；认同“网络党建最终会回归实体党建”的占比（27.50%）显著高于平均水平（19.03%）。即抵触“互联网+”的群体，使用互联网党建平台的效果较差，同时他们也较难肯定互联网党建工作起到的积极作用，更认同网络党建最终会回归实体党建。

分析显示，对“互联网+”持赞同态度，却认为“网络党建最终会回归实体党建”的受访者群体占比为17.49%，哪些因素导致其赞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却不认同“互联网+党建”的发展模式呢？调查结果显示，这一群体对互联网党建的应用和普及有以下顾虑：一是信息系统不联通、共享程度低，重复工作（36.14%）；二是网络发声失范会快速传播、放大，引发舆情（36.14%）；三是不宜公开信息、涉密信息面临安全考验（35.74%）。即，这一类人群认为“互联网+党建”相较于其他“互联网+”发展模式有一定的特殊性，导致其思想上存在畏难情绪，行动上实践的积极性较差，需要在工作中加以引导和培养。

调查结果表明，54.42%的受访者认为物质奖励、例如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有助于激发人们推动互联网党建的动力；45.86%的受访者认为情感激励是最需要强化的激励，即采用感情沟通、关心爱护的方式加以引导；45.37%的受访者认为目标激励是有效的，即用发展目标作为激励；34.48%的受访者认为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授予荣誉称号等精神激励是最需要强化的。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的激励方式有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在物质奖励和情感激励方面，党务工作者更为受用；而对普通党员，目标激励、精神激励和竞争激励更为有效。

【作者单位：人民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