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的防控管理，需要置于当前中国加快推进的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三大进程之下，这是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复杂度，寻找疫情有效治理路径的重要社会性和历史性背景。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空间变革，在积聚人群增加公共传染病发生概率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加先进的现代公共卫生管理手段。以疫情防控为视角，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规模空间扩张和内在功能完善之间重新做出平衡。信息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与疫情防控提供了技术和制度上的支撑，但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引导、管理和沟通不当，容易引发疫情-舆情交叉感染并相互恶化的次生风险，这是信息大爆炸和自媒体时代给管理者提出的新挑战。进一步地，重大疫情防控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验，不仅体现在集中动员医护资源的国家能力上，更体现在法治水平和各级政府的责任感与专业度。所以经过重大疫情考验后，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下，继续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补足服务功能不足等城市短板问题，并为新一轮信息化浪潮提供更好的制度和法治环境保障，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关键词：疫情防控 城市化 信息化 国家治理 现代化

2020年的新冠病毒肺炎，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在中国爆发的又一次严重疫情。疫情的发生，不仅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还对社会其他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公共卫生疾病，学术界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病理学或卫生经济学的范畴，还需要从更深的理论层面，结合中国当前特有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进行全面的思考。比如，从2003年非典到现在的17年中，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制度性和社会性背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疫情的发生和防控过程都有哪些深层影响？除了疫情本身带来的原生冲击，还带来哪些重要的次生风险和积极的变化？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深度的解析。

在这17年中，有三个中国独有的历史性进程值得引起关注。一个是城市化进程，代表着人们从分散的乡村聚集到城市，这一变迁过程并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移，还有社会功能和治理关系的重构，这对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管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与城市化相伴随的是代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信息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城市生活的同时，也涌入了各式各样的虚拟网络社交和自媒空间，这种信息传播和获取方式的变化也对疫情的爆发、演变和防控效果产生一定影响。而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信息化，都需要置于一个更大的制度和体制背景之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是国家统一动员医疗资源的能力，还是疫情防控过程中依靠的法律体系和处置机制，以及各级政府的专业水平和执行力，在非典过后的17年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将疫情防控置于这三大进程叠加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会引发更深层次、更加具有长远意义的考量和反思。

一、追溯疫情发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背景

疫病或大型传染病是人类的重大灾难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对各个国家频繁造成巨大伤害，成为“马尔萨斯陷阱”中调节人口数量的残酷手段之一。比如中世纪欧洲发生的黑死病，竟然导致1/4～1/3的人口死亡，甚至一度中断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发生过多次疫病，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2003年“非典（SARS）”疫情，根据WHO官方数据，报告病例大陆地区共5327人，死亡人数349人。 现在我们处于又一次重大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过程中，而且这次疫情的传染强度和影响面已经超过了非典，对疫情防控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Perrow和Christensen等所指出的，现代公共危机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关系和公共管理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危机治理的难度。因此对于重大疫情，除了认识到病毒自身传染性更强、爆发更加突然的自然因素之外，还需要思考危机发生的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这个背景对于中国这个转型社会来说又往往是动态的。只有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特征，才能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加理性和具有长远意义的启示和建议。

要理解重大疫情发生的深层背景，首先需要认识到非典发生后的17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生的三个深刻变化：一是生活方式、工作模式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城市化；二是数字化生存、智能化运维和新闻自媒体化及爆炸式传播的信息化；三是服务型政府理念和市民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化、信息化和治理现代化三大进程叠加下，重大疫情的发源、发现、预警、应对和处理等就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内涵。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了传染病学和卫生经济学的范畴，涉及到更加广泛的信息知情、媒介传播、公共资源分配、伦理道德评判、社区和乡村自治、应急管理机制和公共选择等一系列深层次的复杂问题。所以Rittel和Webber与Xiang将疫情防控一类的公共危机管理称为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首先，城市积聚了人群和公共设施，这既可以集中专业医疗资源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疫病防控力量，但同时也是“培养病菌的温床”，如果防控不及时则可能加剧疫情扩散，尤其是最近几年都市圈的建设和城际间交通设施的便利（比如高铁和机场），更加剧了疫情预防和管控的难度。其次，如果管理和引导不到位，社会对官方媒体缺乏平等互动机制与信任感，信息化浪潮中的舆情扩散会带来非理性恐慌，引发民众对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挤兑，造成损害更大的“次生风险”。另外，在更多的以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层面推动的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中，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相对缓慢，因为它涉及的是更加深层次的复杂问题和矛盾，比如以中央部委技术专业分工为导向的纵向管理条线与以地方政府块化行政管理为导向的横向部门结构，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如何快速高效地进行整合，历来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难题。根据福山的政治秩序起源理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和提升的动态扬弃过程，需要国家能力、制度构建及变迁、法治体系、技术官员专业能力和社会多元关系兼容等共同进步。这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构建和演化的过程，对于疫情防控尤其是重大疫情危机应急管理来说，更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而又迫切的理论课题。

所以本文认为，要有效应对重大疫情，提出行之有效且有助于长期制度性改善的政策建议，将国家和社会福利损失降到最低，并且为以后的类似紧急事件应对提供经验，首先需要客观认识疫情发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深刻认识到中国非典过后近20年来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三大变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三大变革进程，既独立推进又相互联系，更增加了时代背景的复杂性，同时也为应对疫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信息化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深化或工业化的新阶段，为城市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技术支撑；城市化是信息化或新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作为人的劳动要素在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层面的重塑，城市治理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信息化作为生产力和城市化作为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整个国家治理层面提出的新要求。这三者之间是无法割裂、有机联结的动态关系，而疫情防控则作为一种具体实践内嵌于整个框架体系内。图1勾勒出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机制：城市化带来了信息化的技术需求，信息化与城市化的融合构成了智慧城市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顶层设计，城市治理本身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信息化提供了现代经济制度体系，信息化又为构建智慧政府和提升治理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城市化与疫情防控：空间扩张与功能完善之间的动态错配与平衡

疫情绝大部分发生在城镇，而最近几十年爆发的疫情病例也无一例外是在城市，尤其是人口数量巨大和流动性强的国际大都市。同样，集中医疗和研发资源解决疾病问题的场所也是在大都市，所以城市对疫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空间对人群的聚集更容易引发并传播和加重疫情。作为一个人群集聚空间，在人员流动大的情况下更容易带来外源性传染疾病，再加上人群集聚时污水、垃圾和饮食卫生管理负担的加重，也会提高疫情管理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从功能学的角度来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区位的、建筑的空间，还是一个服务和功能要素积聚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社会有机体，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多样性生态互动，更集约更高效地提供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服务。

理解城市与疫情之间的关系，需要区分城市与城市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城市化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空间扩张、结构重塑和功能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有着内在的空间动力学和社会生态学规律，对公共管理者来说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为它不仅仅是从乡土到城市的空间位移，还有着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同时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城市空间扩张过快，但公共卫生保障和防控设施建设相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这本质上是一种空间和功能在动态演进中的时序性错配。

事实表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和疫情防控，是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服务功能的一个重大挑战，它与近几年在某些城市发生的雨涝灾害具有相似的根源。这类显而易见但又迟迟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客观上具有自身的制度性成因。一个解释是，地方政府官员任期激励和财政约束的体制，决定了城市化具有内生的空间扩张冲动，但功能建设和完善相对不足，看得见的“地上”空间建设总是快于看不见的“地下”城市服务。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规模导向的政绩考核，规模和人口等数量而非质量指标成为城市化的主要目标；第二，央地财税不平衡下的土地财政，只有空间上不断“摊大饼”，通过土地获取更多的预算外收入，才能维系财政的短期可持续性；第三，地方官员任期的短期化，导致他们更偏好与任期相匹配的空间扩张，而不是那些“慢工出细活”的地下防涝设施和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建设，而且无论是洪涝还是疫情，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小概率事件，且这些防治服务设施的建设周期与任期错配，极可能有利于下一届官员但却可能对本人任期的政绩没有帮助。

就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疫情防治及应急管理之间的关系状况分析，通过国家统计局官网，采集2009-2018年31个省（自治区）的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和公共卫生与疫病防控的机构数量等相关数据。设定各省市人均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量（ph）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着疫情防控能力，城市化率（urban）为解释变量，考虑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因素，我们选取GDP、财政收入、房地产价格、居民收入的同比增长率为控制变量，分别标为gdp、fi、ep、ri。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在多层次的面板线性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城市化指标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伴随显著的与之相一致的公共卫生和疾控管理机构的增加。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和疾控部门的总量没有增加，而是相对于更加快速的城市化来说，这些软性服务增加的速度相对滞后了，即人均公共服务数量是降低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在公共卫生和疾控服务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缺口，这是下一步高质量城市化进程中需要补短板的领域。

三、信息化与疫情防控：信息甄别机制的完善与舆情引发的次生风险

与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是信息化浪潮，近20年实际上是中国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如果说城市化是对人们生活工作空间的重塑，信息化则重新定义和拓展了空间——在地理和物理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以信息为基本元素的虚拟空间。信息化不仅对生产、消费、流通等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生活、社交、组织等社会行为产生了颠覆式影响，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社会治理效率，形成了更加扁平化、分散式的消息、新闻、知识、意见等信息和内容产品的生产结构。信息化、城市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诞生了一个新型模式——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就像给物理城市加上了一层神经系统，使其更加快捷地提供公共服务，更加灵敏地感知突发事件，更加有效地解决传统城市管理机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固有的“政府失灵问题”。在这个逻辑下，智慧城市应该能够更好地处理和应对疫情危机。在此次大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同时看到了如上海、杭州等信息化程度高的城市，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智慧城市的信息化优势。

对疫情防控来说，信息系统的建设至关重要。这个信息系统在面对疫情管理时至少需要解决四个难题。第一，信息的流转速度问题。对于传染性极强的病毒，防控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是“与时间赛跑的过程”，“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一分钟都可能贻误战机。按照传染病理学感染人口数量预测模型，要将疫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必须将传染人群的有效确诊和隔离比例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在一定的“临界值”之内，否则就会指数级地提高传播速度并增大感染面积。疫情危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信息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准确及时地对信息进行甄别、清洗、报送、发布和反馈，才能在“黄金窗口期”内将疫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一旦错失黄金时间窗口，就可能造成疫情失控，需付出几倍的成本进行“补救”。第二，信息的质量保证问题。疫情的先期应对，不仅需要信息流转的速度，还需要保证信息质量，尤其是面对无法预知后果的新型病毒。因此需要快速动员国家专业力量对病毒进行检测和确定流行病学机理，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标准流程。所以在应对时需要在速度和质量之间做出平衡，按照突发性和传染性事件的审慎应对原则，一般来说应该速度优先。第三，信息报送和传递的体制约束问题。在疫情应对过程当中，疫情出现苗头后发生地的信息应急处理，包括向上级部门的报送、本地公共部门内部传达和对社会公众的预警，需要一个能够超越日常相对冗长的层级架构，可以越级上报中央疾病防控部门的紧急应对体系。第四，防控过程中的信息透明与社会良性交互问题。疫情爆发后，及时公布相关信息，积极响应社会呼声与意见，对维护正常秩序和动员多方力量形成统一抗疫战线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持续时间较长的疫情，公开、透明、连续的信息披露和理性、坦诚、积极的社会互动，对特殊防控手段的实施和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至关重要。

至于疫情防控的另一个挑战，即舆情管理，在新的环境下需要引起更大的重视。与17年前的非典相比，当前疫情所处的社会环境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信息化社会带来的自媒体高度发展和信息的爆炸式传播。自媒体是信息化在新闻和泛内容行业的一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对新闻、话语和意见的单一垄断，提升了社会公众在各项事务中的知情权、话语权乃至参与权，增强了社会治理的弹性和韧性。但对于疫情，尤其是需要专业认定的新型病毒，往往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信息困境：官方标准认定往往是审慎的，客观上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但自媒体由于没有标准认定和体制约束，特别是以流量为目的驱动往往会率先发布信息，这样就会造成疫情发生时自媒体报道往往先于官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过度恐慌并维护官方疾控部门的权威，自媒体的信息就很可能会被网络信息管控部门视为“谣言”。而一旦疫情真的爆发且经疾控部门正式确认后，“谣言”反而被证明为“真相”。这就会损害官方公信力和权威，并提高了疫情防控难度，带来由疫情信息管理失误造成的舆情压力，形成额外的次生风险。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发生后，“肺炎”“谣言”等敏感词汇的搜索指数飙升。这说明疫情发生后，公众在铺天盖地的自媒体信息中渴求公开透明的“真相”的强烈愿望。

疫情的这种“谣言-真相”混乱的信息治理困境，一方面是因为病毒爆发本身具有突发性，且一般都是新型病毒，认定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传统疫情信息管理机制反应比较审慎和迟缓，跟不上信息化浪潮下自媒体的传播节奏。这种不同机制的效率差异，加上疫情防控和舆情管控分属两个部门，疫情的信息治理困境在所难免。除非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得到较大的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从绝对审慎导向转变为更加主动的效率导向，否则这种困境将很难改善。这些都表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信息化浪潮，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疫情防控：稳定结构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和突发风险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福山在探索国家起源时指出，组织和动员资源应对战争等系列重大公共事件（危机）是国家起源的原因之一。疫病作为威胁社会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可以看作是与战争类似的重大危机事件，需要国家动员全社会资源和力量进行应对，是对国家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所谓的大国效应，不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要“集中力量办急事”，前者考验的是大国治理中的规模优势，后者考验的则是动员效率和速度。从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来看，在发挥规模优势方面有相对充足的经验，但在效率和速度优势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棘手问题”。有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民众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信心都明显下降。

中国正处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意味着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根据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来源思想，国家能力需要综合平衡强化四种能力：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军事和政治权力。福山的政治起源理论认为，一个有效的政体需要匹配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任的政府，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会造成政治衰退。因此从最终目标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法治和政府公共管理三方面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还要考虑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但在现实中存在一个悖论式难题，即一般情况下形成的稳定导向的管理体系与疫情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是一个大国政体，稳定是大国政治持续发展的前提，假如各级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自由度过高，在中央－地方之间、不同公共部门之间形成各种摩擦和冲突，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可能就无法统一推进，所以大国政治往往会形成中央集中领导的层级垂直超稳定结构。但是类似疫情这样的需要快速处理、“时间就是生命”、存在“黄金窗口期”的突发事件，则需要方式更加灵活、地方自治权力更加充分的管理机制。那么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既保证国家日常管理中的秩序稳定，又能在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做出敏捷响应——这是疫情防控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的重大挑战。面对这一难题，需要将城市化和信息化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一进程中进行思考：

1.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处理好国家统一管理与地方有效自治之间的关系。首先，发挥好国家动员各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急事”的大国优势。疫情爆发后，局部地区（主要是疫情发生地）的医疗资源会严重不足，其他地区又相对闲置。国家的作用就是统筹协调各地资源，形成以整体缓和局部风险的疫情防控态势。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开通运输救护专线，将感染病人分散到其他省市隔离治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分担重型疫区的医疗负荷，使病人尽快得到治疗，但可能加重病毒扩散风险，并且不同地区的利益关系短期内不易协调。二是疫区封闭隔离，病人不动，快速改造或新建医疗设施就地收治，其他地区的人员和防护资源集中投入疫区。但由于人、财、物快速在疫区积聚，如何组织协调也是一个大问题。其次，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对管理是对层级行政体制局限性的检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制度层面将城市治理有效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在技术层面建设高效的信息报送系统，提升城市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的行动灵敏度，通过完善垂直疾控应急管理机制，提高疫情发生时基层管理部门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2.完善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机制，通过法治和制度构建能力，解决国家统一治理与地方自主行动之间的矛盾。借鉴胡鞍钢和宋世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定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疫情防控制度建设，至少应该包括整体制度建设、合法性建设和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三方面。第一，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是基础，一旦疫情突然爆发，相关部门可以有法可依，有制度可以参考，否则在疾病突发状况下，很容易造成管理系统紊乱。与疫情相关的法律包括公共卫生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生物安全法、传染病医疗保障法等，这些法律为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社区组织等应对疫情提供了法律依据。考虑到信息化进程中，疫情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次生舆情风险，新闻和自媒体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合法性建设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危机应对的权力分配。在什么情况下，哪些部门应该被赋予哪些特殊权力，这的确是比较复杂的现实难题：如果不扩大应急机构的权力边界和行动灵活度，就无法有效应对危机事件；然而授权范围过大，赋予执行部门的自由度过高，很可能会造成权力滥用问题。这就需要完善的法治体系和有效的授权－约束机制，既能提高基层部门的行动敏捷度与积极性，又能防止过度的权力滥用。第三，在预警和反馈机制方面，重大疫情处置在各国一般都采用信息直达通道，一旦触发上报条件（比如一日内感染三人及以上），各级政府都可以直接上报国家机构，国家机构根据上报的信息及时做出反应，在国家范围内启动应急管理机制进行有效应对。

3.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效率，发挥好党在国家应对大事、急事、难事时的中枢作用。在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理念和职能也在不断转变。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适应变化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政府，是国家能力不断提升的具体体现。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统一提供的卫生和疾控服务，这个需要调动国家的公共资源；二是各地方尤其是各城市提供的区域性卫生和疾控服务。当疫情发生后，国家和地方的力量往往结合在一起，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常会作为一线阵地，发挥主要的防护、检测、医治等功能。但从前文实证检验来看，与中国快速的城市空间扩张相比，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功能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这个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并推进执行，否则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激励约束去推进这些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但对其升迁作用不大的事情。在疫情防控的具体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行动能力主要表在：第一，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在发生疫情等具有危险性的公共重大事件时政府官员能主动作为，而不是仍然遵从平时的绩效考核来处理问题；第二，有效的纵向和横向关系整合，纵向主要是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横向是整合不同部门间、不同地区和行政区域之间的各种资源。只有处理好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疫情处理才能高效率地推进；第三，充分的社会信任度，从而在短时间内能有效地动员各方面资源。对中国来说，政治上存在的一个特色是党在整个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中枢作用。当疫情处置过程中遇到难题，各级党组织应该发挥出不一样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择了当前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三个进程——城市化、信息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思考当前疫情防控的时代背景。而这三大进程并不是完全割裂、独立运行的，而是在一个统一、动态的框架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信息化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一次迭代升级，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生产力和技术支撑。城市化是为适应新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而在空间关系和生产关系层面的重塑，它聚集了人群和要素，提升了生活和生产效率，同时对信息化社会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疫情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以后。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能力、法治体系和政府服务效率方面，与城市化和信息化相结合，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的国家保障。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既是疫情产生的温床，又是消灭疫情的空间。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积聚和高流动性，提高了疫情爆发的风险；但集聚的医疗资源和发达的公共卫生服务，又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城市化的平衡推进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同时承载着空间重构和功能重建的双重职能，这无疑在客观上提高了问题的解决难度。前文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也表明，中国最近2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更需要在空间扩张和功能完善中重新做出平衡。

信息化浪潮与城市化相伴随，它在城市的物理空间之外创造了另一个网络或虚拟空间。对于疫情防控来说，信息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相结合的“智慧城市”，为防控疫情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技术支撑，在客观上也解决了过去无法解决的机制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在信息化创造的网络空间中，疫情消息和新闻的传播更加分散和自由，流量和利益驱动的自媒体作为内容生产商正在消解官方媒体的信息垄断和话语权威。同其他行业的市场化一样，这提高了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效率，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扭曲真相、制造谣言等“市场失灵”问题。对于疫情这种突发式事件，缺少严格标准约束的非官方自媒体能更快速地发布信息，而官方媒体在传统标准程序的约束下往往相对滞后，这就可能引发疫情的次生“灾害”——舆情事件。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安全和稳定导向的网络舆情管理机构，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对早期的信息传播行为进行简单认定，这无疑又加重了疫情爆发下舆情管理的复杂程度。

国家能力、法治和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疫情防控中的具体实践。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疫情防控中不仅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还需要“集中力量办急事”，关键要看国家能否在短期内充分调动不同地区和政府、社会、市场、社区等不同主体的积极性，以集中利用国家医疗资源支援疫情重灾区。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卫生安全法、重大疫情应急机制等法治和流程体系建设，可以为疫情防控提供法律法规和合法性依据，避免疫情突发后层层上报等待指令造成的拖延风险。一个负责任的、具有专业能力的政府是整个疫情防控管理体系的执行者，能否在重大疫情面前发挥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则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所以经过重大疫情考验后，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下，继续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补足服务功能不足等城市短板问题，并为新一轮信息化浪潮提供更好的制度和法治环境保障，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致谢：济南大学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王静娴对本文也有贡献。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