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战略成为新战争效益观萌发的战略背景。歌德有一句名言：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战争的任何一方，在谋求获取最大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国际舆论、人道主义等诸多问题，这样，有限战略、精确控制逐步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各国应对战争威胁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军事较量逐步摆脱了机械化战争思想的束缚，步入了有限战争、灵活应对、适可而止、以智取胜的时代。作战双方在作战手段的使用和作战目标的选择上，都十分谨慎，力求精确，尽可能减少附带性损伤。伊拉克战争主要作战阶段，伊军死亡人数不足1万，比二战时期一次战役死亡的人数要少。不惜一切追求既定利益目标，反而会使自己的其他利益受到更大威胁。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通过占领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控制了约旦河大部分的水资源，但由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对周围阿拉伯国家领土占领和水资源掠夺之上，由此中东地区暴力事件不断，流血冲突不止，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热点地区。

    全胜理论成为新战争耗损观产生的理论基石。战争史上有两次相似的以“虚拟战争”的方式，制止了实际的交战。一次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墨子与公输班模拟对阵，“九攻九拒”皆胜，制止了楚国攻宋的战争；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在结束波黑战争的国际干预中，美国运用计算机虚拟现实，分别把穆、克、塞三方讨价还价的可能进行计算机模拟，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战制胜”的战争模式，还仅仅是人类漫长战争史中的“另类”。在实战中，人们仍然采取大量“消灭敌人”的办法来赢得胜利。而且，从战争发展轨迹看，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杀伤力一直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具有代表性的作战形式是：集中式打击、地毯式轰炸、饱和式攻击。进入信息时代，军队的作战效能空前提高，对战争机器的控制能力也迅速增强，人们逐渐地抛弃了靠大战大打取胜的战争法则，转而寻找一条不战或小战、巧战制敌的胜利之路。

    信息作战成为新战争效益观发展的强大动力。新军事变革，使信息跃变成战斗力构成的主导要素和战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通过对物质和能量的控制发挥作用，是战斗力的“粘合剂”和“倍增器”。信息战虽然在无形空间开展，但往往比有形空间的较量更为激烈，更关乎作战进程和战争成败。据计算，将武器平台的杀伤力提高一倍，其作战效能只提高50%，而将信息含量提高一倍，其作战效能将提高400%。可以说，信息战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以“高投入谋求高产出”为基点的战争效益观，使战争更注重以信息精控下的有限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谋求作战的高效益。

    精确对抗成为新战争效益观显威的物质基础。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战争效益观的产生，与各种武器装备打击精度的提高有直接关系。信息化军事变革，使精确计算、精确决策、精确指挥、精确控制、精确行动、精确作战已经成为影响作战成败的关键。在海湾、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四场局部战争中，精确制导弹药占总投弹量比例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分别为6%、35%、60%、80%。精确作战，备受青睐的根源在于，它具有很高的作战效能。据统计，越战中轰炸摧毁一个目标，要投弹176枚，而科索沃战争空袭中，平均只需投入一枚炸弹。过去打仗，通常采取“杀鸡用牛刀”的办法，强调运用绝对优势于对手的兵力和火力，确保决战决胜。现在打仗，更强调作战效能的整体融合，兵不在多，战不在大，达到目的就行。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运用了绝对制胜的优势兵力，虽取得了胜利，但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比如，美军向战区运送了4万多个集装箱的装备物资，但其中有2.8万个集装箱不知装有何物，只好逐一开箱清点分发，直到战争结束时，仍有8000多箱没有打开，价值30亿美元的装备物资不得不运回美国。而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较好地贯彻了量敌用兵的原则，抓住伊战争体系的要害，在短时间内，以较少兵力和很高的综合作战效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