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智慧社会”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为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增添了新内容。数字赋能共同生产是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又一有效途径，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字赋能共同生产：社会治理新模式

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意指公众（作为个人或群体）与公共服务代理人（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联合提供公共服务。尽管学界针对共同生产并没有一致的界定，但普遍认为，公众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他们不仅消费服务，更重要的是参与生产服务。共同生产和公众参与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生产中的公众参与着眼于更加具体的、小范围的、直接关系自身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如社区治安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等。

自20世纪80年代起，技术便被视为推进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重要因素，但实践中成效甚微。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及大数据的发展，公众参与变得更加可行和活跃，由此衍生出数字赋能共同生产模式。其优势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政务新媒体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多样化平台，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参与。其次，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扩大了共同生产者的规模，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为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作出贡献。再次，数据共享有效整合公众有形和无形资源以突破政府的专业化或碎片化治理局限，增进不同维度的公共价值。最后，网络社区可以促成社会自组织服务供给模式，实现对社会闲散资源的有效利用。

数字赋能共同生产的类型及现实场景

需要指出的是，公众的无意参与是数字赋能共同生产情境下的一种创新模式。相较于政府引导、公众主动参与辅助政府完善社会治理的“有意参与”，“无意参与”是公众出于实现私人价值目的而做出日常行为，却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数据、意见或行动贡献，无意间产生正外部效应即创造公共价值。

数据生产阶段，公众充当“传感器”角色，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开展社会管理输送有价值数据。一种是公众有意识地迎合政府倡议，主动搜集数据辅助政府治理。依托政务新媒体中的相关功能，协助政府基于数据高效部署资源，弥补服务漏洞。另一种是政府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捕获和集成人群实时数据，实现数据从公众到政府的自动输送。政府挖掘公众便携智能设备产生的日常出行数据，用于实时交通监测、旅游分析、人流控制等，以提供更精准、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政府通过分析公众在获取政务服务时的电子痕迹，完善业务流程，精准匹配公众偏好，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意见表达阶段，公众充当“麦克风”角色，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贡献智慧。一种是政府针对特定政策在网络平台发起民意征集或意见调查，如英国政府的“繁文缛节”挑战和我国的“网上征询”栏目。这种利用在线社区创造力的共同生产模式可被视为听证等传统公众参与的补充方式。另一种是公众通过数字化平台表达个人利益诉求，而政府基于此信息描绘民众偏好的群体画像，分析公共服务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例如，将公众在12345政府热线和领导留言板等平台上的诉求汇聚成意见大数据，从而为政府精准把握民生痛点和服务需求提供分析要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中公众诉求议题主要集中在交通出行、物质保障、生产建设和教学安排四方面，为政府出台疫情相关政策提供了意见基础。

服务供给阶段，公众充当“服务者”角色，与政府共同承担公共服务的供给任务。一种是公众响应政府作为发包方的号召，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执行。政府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探索和开展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另一种是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部门全权负责执行，转变为公众自发自主执行和管理。此外，政府发起互联网“众包”，众多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包完成服务任务。这种将公共服务与公众日常行为结合起来，利用网络便捷性和公众力量完成烦琐公共服务任务的做法，是未来共同生产可以努力的方向。

完善数字赋能共同生产的策略

一是强化共同生产平台建设，提高用户体验感。有别于传统公众参与服务供给，平台易用性、政府处理数据能力以及隐私保护等问题影响数字赋能共同生产的有效性。首先，完善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的功能建设，最大化集成公共服务事项，设计简洁易用的“用户友好型”界面，方便公众上传数据和建言献策。其次，强化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政府大数据能力，向特定公众群体精准推送个性化信息，并挖掘公众数据的潜在价值信息以精进服务。最后，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健全个人隐私保护机制（如加密、数据扰动和匿名化处理等），防范个人数据的过度搜集和过度使用，让公众在安全体验中参与共同生产。

二是提升数据开放质量，激发社会参与活力。首先，推进数据开放共享标准化建设，创新数据流动方式，开放更多高容量、高需求的优质数据集。其次，建立数据申请开放机制，让政府数据开放供给与社会数据需求对接匹配，更有针对性地释放数据价值。再次，构建“开放数据—开发应用—参与服务”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广数据创新应用竞赛、提供开发资助等形式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服务创新活动。最后，创新拓展共同生产的参与方式，增强其趣味性，将数字共同生产包装成“游戏化”形式，利用公众闯关竞赛心态激发其参与积极性。

三是发挥平台型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回应能力。首先，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众包机制，发挥网络平台优势，利用分布式的网民或社区行动，广泛地吸引共同生产的潜在参与者。其次，做好线上线下的服务对接，完善线上意见征集与线下落实执行的全流程管理。健全民意征集利用机制，将有建设性的意见纳入政策议程并及时解决公众反映的问题。再次，提高政府回应性，及时反馈政策或服务进程和回应公众关切，这将进一步激发公众参与积极性。最后，公平回应每位参与主体的意见，促成关照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共同生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数据赋能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20AZD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