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盛雪锋：我国正步入数字化发展新阶段
2020年末至2021年初，浙江、上海和深圳等省市陆续发布城市数字化建设相关措施。地方政府纷纷发力数字化城市建设，标志着什么？此举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哪些助力？未来又应如何让城市更智慧更聪明？针对这些话题，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盛雪锋。在他看来，全球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发展导向等因素推动我国步入新一轮数字化发展新阶段，“数字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一种业态，而是塑造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生活数字化和经济数字化等都与产业相关，未来，提供数字化能力的相关产业将迎来巨大的市场空间。”盛雪锋说。
数字化成为未来重要发展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上海、深圳等地纷纷发布城市数字化或智慧城市相关意见，有什么标志意义？
盛雪锋：就城市化数字化建设发布相关意见或措施，除上海和深圳外，浙江、北京等省市也发布或提出了相关措施。
目前各省市如此重视城市的数字化建设，主要有几大因素：一是特殊时间阶段，“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局，过渡时期都在谋划新设想，“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诉求、未来五年的发力点等。
二是与国家发展导向有有关，2020年下半年，各部委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尤其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要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数字鸿沟。
三从行业来看，近年来，中国一些数字化领域的企业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包括数字化基础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公司等。美国之所以限制中国企业发展，是因为数字化被公认为未来重要发展领域，决定着国家未来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企业已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或竞争潜力。
竞争潜力、国家发展导向以及全球行业发展等都推动我国进入新一轮数字化发展阶段。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各地推进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基础如何？
盛雪锋：经过几年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各地都拥有城市数字化建设的良好基础。比如，杭州在数字经济方面建树颇多，特别是消费类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产业数字化水平也较高。目前，浙江正在推进数字经济2.0工作，去年12月底，该省发布《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将数字经济上升到立法层级，力度还是较大的。
深圳前两年在新型城市建设领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深圳是数字化大企业集聚地，拥有腾讯、华为和大疆等，数字化产业发达，因此深圳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具有雄厚的基础。
数字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一线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或智慧城市建设，对地方经济而言，会带来哪些红利？对产业转型会起到什么作用？
盛雪锋：从产业经济角度看，数字化与10年前甚至5年前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含义呈现螺旋式上升，目前所说的“数字化”主要包含三重含义：
一是整体性转变，不再是某个环节或某个场景的数字化，而是推动行业整体化发展，未来可能是多场景或全场景的数字化。
以就医挂号为例，目前可能只是挂号数字化，使用挂号机；影像报告数字化，人工智能代替医生读取影像报告，未来则是整个诊疗过程和场景的数字化。再比如新零售企业代表盒马，它将消费互联网的数字化与前端产业互联网融会贯通，不再是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或者场景的数字化，而是产业链的数字化，这均属于整体性转变。
二是全方位赋能，既可以是利用数字化对各个领域各个板块的运作模式进行重构，也可以是各种技术融合运用，共同对一个场景进行全方位赋能。
三是革命性重塑，从运行模式和办事流程角度看，革命性重塑意味着未来有很大的变化。比如，目前看病需要先挂号，付费后才能看诊，未来有望做到先看病再付费，从而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看似简单的付费先后问题，背后则是流程的革命性再造，看病流程、医院结算以及医保结算模式等均不同了。
制造业也面临革命性重塑，智能制造与柔性制造的核心都是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迭代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及供给能力，上午生产手机下午就可以生产另一种产品，上午生产一款手机下午就可以生产另一款手机。以前生产相对固定，在数字化时代，未来可快速切换生产模式，适应小批量生产需求的变化。
数字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一种业态，而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不再仅仅从微观层面提升效率，而是与一座城市的未来竞争力紧密相关。
数字化支撑上海未来的发展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就上海而言，您认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对上海竞争力提升方面，会有哪些助力？
盛雪锋：从产业经济来看，“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是上海目前的竞争力，面向未来，估计仍是围绕“五个中心”打造核心竞争力，但核心内涵将发生变化，只有融入更多数字化内涵，才能支撑上海未来5到10年的发展模式。
以金融业为例，上海如果还大力发展传统金融模式，未来或难以形成竞争力，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的核心就是数字化；贸易方面，传统货物贸易已经发展到极致，未来需要大力发展数字化的服务贸易，上海正计划打造国际数据港，尽管仍是贸易中心建设领域的内容，但内涵发生了变化。数字化把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内涵进行了横向提升，事实上，数字化体现在原有的各行各业中，最终呈现的是一座城市的竞争力。
证券时报记者：您能否再详细阐述下，数字化转型如何助力上海产业提升竞争力以及如何助推上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盛雪锋：还以金融业为例，金融是一个快速体现数字化的行业，区块连、人工智能技术等都应用在金融领域了，金融机构或泛金融机构都已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从事投资的预测、风险评估等。
数字化对产业领域的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数字化对产业经济运作模式的改变，金融投资领域之前选择投资标的和投资对象主要靠经验，数字化时代主要靠数据和算法。
二是数字化对供给能力的精准化提供，汽车等行业的个性化定制需求越来越多，在工业时代，定制化很难想象，因为成本无法承受，目前很多都可以个性化定制，小到手机的保护壳，大到汽车零部件等，个性化的意味较浓，供给能力的精准化服务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之一。
三是抗风险能力提升，大数据的积累与应用，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预测，将潜在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或者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规模等。
目前有一种观点，在大数据时代，经济是不是可以按照计划经济来运行？我认为这是完全两个概念，计划经济更多是制度层面，内涵和目前不一样，但大数据的细微预测，确实可为产业发展提供风险防范和提前规划生产等。
未来应着眼于主动提供服务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理解城市数字化建设中的“城市整体迈向数字时代，城市更聪明更智慧”这一内涵？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盛雪锋：“城市更聪明更智慧”偏重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两方面，以上海为例，“一网通办”和“一网通管”是上海城市治理的主要方向，上海在这方面已进行了深入探索，目前政务服务的流程更加便捷，但仍属于被动式提供服务。未来，可在“一网通办”中更多考虑主动式的服务，比如，生完孩子后要领取生育金，对大多数人来说，领取的频率很低，一辈子可能就领取一两次，第一次领取时，需要查询很多信息，未来应主动地提供服务，在市民还没想到的时候就帮他想到了，“想到”并非人为想到，而是大数据识别出的，于是将具体办理流程推送给有需求的市民，孩子一旦出生，大数据即获悉需要领取生育金，可以推送一条领取渠道与流程的短信，待足够数字化时，生育金甚至可以直接到账。主动提供服务，是让城市更加聪明，更加智慧的重要方向之一。
从城市治理领域来看，上海目前主要是“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安全生产方面，不仅是出了问题快速地应对，而是城市运行后有一整套机制和算法，像雷达监测一样，预先发现潜在的风险并提前处理，这一提前介入城市治理的模式，具有纠偏功能。
证券时报记者：城市数字化建设方面，数据作为重要的要素，目前运营情况如何？
盛雪锋：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的理念，市场已经认同，现在的问题是数据要素体系化的流动欠缺，因此需要数据运营。比如，把“电”直接给消费者是没用的，需要接上灯泡才能用，数据运营也是同一概念，只有数据是无法使用的，需要把数据改造成市场可以提供服务的中间产品才可以使用，数据也才具有价值。
证券时报记者：数据运营进程中，需要建立一系列规则，目前在数字规则的建设方面，国内属于什么状态？
盛雪锋：数据的采集、产生、共享、应用、交易、流通和保护等,都需要一整套管理方式和规则。国内很多地方都在探讨数字规则，比如有些地区探讨数字治理，有些地区探讨数据共享，还有些区域探讨数据确权等，这些都是数字规则的范畴。
不过，数字规则的上述探索还均处于零星阶段。作为相对前沿领域，数字规则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探索，事实上，仅数据所有权的确立就相当困难，对公共数据而言，所有权是国有的还是全民所有，很难确定。
上海应着重探索数据跨境流动
证券时报记者：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应从哪些方面推进数字化和智慧城市建设？
盛雪锋：纵向看，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和经济数字化各地都已有实践，其中生活数字化领域需要挖掘新需求，面向老人的智能化供给需要适应老人的习惯；治理数字化应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经济数字化应为个性化需求提供供给能力。
横向来看，以上海为例，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要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要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均与上海这座城市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
同时，核心数字规则既包含国内数据采集、应用、共享和确权等方面，也有跨境数据流通方面。未来，我国要在对外贸易中提升服务贸易以及数字化贸易比重，毫无疑问将面临数据跨境流通，因此如何进一步做好数据跨境流通管理工作至关重要。产业级数据的跨境流通规模不是小数字，但目前我国在数据跨境流通方面还没有太多制度上的安排，未来应在制度上形成规范、准则，以保障数据更好地跨境流动。
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上海应着重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这或许也是上海未来五年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否则数据都不能畅通地跨境流动，国际数据港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证券时报记者：国际上有哪些比较好的做法和措施，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盛雪锋：全球城市目前基本都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进程，纽约、东京、伦敦、新加坡、首尔等，都将数字化放在重要地位，“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也将数字化作为核心发展方向。可以说，城市数字化建设已在全球形成发展趋势，中国相对走在前列。
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值得我国学习。比如，新加坡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搭建了数据共享机制，一个人的住址信息变更后，其他部门实时获得信息共享，下次即由新地址所在的部门提供服务。数据的共享以及新加坡在政府数字化管理模式和架构方面的探索，值得上海借鉴。
相关产业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证券时报记者：与一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同，城市数字化转型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盛雪锋：以上海为例，数据归集还不错，政府各个部门能归集的数据都归集了，但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数据更新得太慢，数据共享还存在一些问题。
城市数字化转型方面，目前应用方向上的创新较难。应用场景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要设计的，医院的场景一直都在，如何让就医场景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没有明确的路径，需要对该流程进行设计，才能诞生一个智能化的应用场景。
政府服务场景以前也是存在的，“一网通办”之所以获得认可，也是在原有基础上设计出智能化应用场景，流程更便捷效率更高。因此，数字化场景需要发掘，发掘后再进行流程改造，一整套设计出来，才能推出一个智能化的场景。
因此，面向未来，城市数字化建设的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设计能力很重要，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证券时报记者：各地陆续启动新一轮数字化建设，对产业和企业带来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盛雪锋：生活数字化和经济数字化等都与产业相关，提供数字化能力的企业未来肯定有较大市场空间。比如，上海要实现整体化转型、全方位的赋能，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算法、存储等相关产业都将迎来新发展机遇。
传统领域也有新的想象空间，传统制造业亟待升级，数字化、个性化和柔性化生产，同样可给相关产业带来新发展机会。
Ｃ端方面，尽管国内消费互联网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很难预测未来趋势，但随着社会的数字化素养越来越高，消费互联网领域应该还有新增空间，比如，智能家居最近几年频频被提及，行业尚没有爆发，未来或许会迎来爆发的机会。
数字鸿沟方面，上海户籍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30%，面向老年人的数字化供给，相关产业也将面临较大空间，未来或将有专门针对老人的数字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