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政务服务智慧化，是数字政务建设的持续性主题。在刚刚过去的“十三五”，中国在数字政府领域解决了哪些重点问题，其中有什么样的建设经验可以复制，还有哪些难题需进一步破解？正在开启的“十四五”我们对数字政府有什么样的期待？数字化服务提供商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助力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领域的专家和企业代表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和建议。

“互联网+政务”快速发展

这几年，每个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因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便利和效率的提升，“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在政务服务各领域广泛推进。

总结“十三五”我国在数字政府方面的主要成就，太极股份副总裁、太极政府与公共事业BG总经理吕灏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从框架、机制等方面的雏形基本形成。构建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需要“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目前看 ，网络已经基本打通，数据打通正在不断持续地推进中，而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线的业务打通。

202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从2018年的全球第65位上升到2020年第45位，达到全球电子政务发展“非常高”水平。其中，在线服务指数排名中国为全球第9位，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并大力推进全国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

关于国家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构建的重要意义，吕灏谈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全国各地14亿人口实现了健康码互认，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疫情发生之初就实现了健康码的全国互认互通，背后就是由国办牵头建设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是围绕政务服务，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移动化”等进一步探索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方式和理念，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政府业务自身的变革。近些年，我们看到大量的政府服务创新应用问世，为人民群众带来便利、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也进一步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2020年，由于疫情的发生，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推进“不见面审批”、“网上办”、“掌上办”等服务，大量的政务服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不打烊”、“不断档”的政务服务，切实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也让百姓更进一步感受到政务服务的便利性。

国家发改委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指导专家组专家罗建中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数字政府依照大平台、大系统、大数据的思路构建，成就主要体现在“驱动力”的变革上，而摸索出“驱动力”变革的逻辑，不仅仅是为了对“十三五”获得的成就进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数字政府在“十四五”发展的启示意义。

数字政府发展的驱动力从过去的技术驱动变为了业务驱动，这是巨大飞跃。过去的政务信息化、电子政务强调流程再造，而事实上所有机构的流程与程序是静态的；“但在‘十三五’，数字政府建设由技术驱动变为业务驱动之后，驱动力变强劲了、发展变快速了。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政务业务一定是和具体的治理任务关联起来的，反腐是任务、反恐是任务、疫情防控是任务、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达标是任务、社保应保尽保是任务，是任务就必须要高度重视，就必须要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的力度不一样，政策就会不一样，速度也会不一样。”罗建中说，基于任务驱动，数字政务建设中的各个难点、痛点、堵点就能很快打通。

“数字化转型从来不是技术部门的事情，而是一把手的事情，这个规律同样体现在数字政府领域。”罗建中认为，这几年的数字政府建设之所以能够提速，关键是 “领导基于任务驱动”。现在，各地方、各机构领导的任务是让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企业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以及企业有更强劲的发展动力和竞争力，围绕这些任务，需要政府机构从很多维度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行更多的业务创新，这必然要求作为重要支撑的数字政务网络通起来、数据通起来、业务通起来。

工具无法改变制度层面的问题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十四五”期间，数字政务领域有哪些难点、痛点需要加快破解？

毫无疑问，在数据经济时代，进一步释放数据的价值，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政务数据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如何进一步共享政务数据，引入更多主体参与到数据创新的价值链上，既有大量的空间，也有诸多的难题需要破解。

“数字政府的关键在于‘数字’，要想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需要相应的制度与环境支撑。”吕灏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充分运用数据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政府施策精准化、智能化，真正让数据成为市场化配置要素从数据确权、数据安全边界等都需要相应的配套，目前的法律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希望在‘十四五 ’能够实现数据通和业务通，只有数据通、业务通，才能够创造更多、更好的服务，让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

除了完善与数据相关的制度与环境，罗建中与吕灏都不约而同谈到了政府治理的改革，这更是数字政府发展关键所在。

“电子政务只是工具层面的事情，而工具永远改变不了制度。” 罗建中进一步解释，虽说目前群众办事很多可以通过手机网上申报，但是政务服务后台的流程并没有改变，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办事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政府治理的效率问题和业务痛点并没有真正解决。” 罗建中说。

政府内部的管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而要实现这些改变，需要进一步完善 “放管服”改革，需要用绣花功夫去细化工作，通过数字化的力量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如果过去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痛点被放大，将来，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也同样会得到放大，这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技术”就能够带来的。

吕灏认为，“十三五”期间，数字政府的对外服务“界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面向行业、面向业务处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方面，仍有大量提升的空间。“政务处理的形式与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政务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并没有相当程度的提升，这是‘十四五’需要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看，当政务服务数字化的界面充分互联网化和移动化之后，会进一步放大政府治理能力上的短板和问题，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变得更为迫切了。

需求端驱动供给侧变革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动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加快政务服务智慧化，除了政府从政策方面进行变革，信息技术企业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助力数字政务建设，“十四五”期间数字政府解决方案会呈现哪些趋势？

作为国家发改委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指导专家组专家，罗建中认为，在未来，政府机构的能力将越来越多体现在决策、协调和指挥上。

“在电子政务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各个部门要为领导进行决策提供支撑。以扶贫为例，当国家要解决扶贫问题、进行脱贫攻坚，作为扶贫办需要向国家领导人、上级领导讲清楚，每个贫困人口在哪里、每个贫困地区在哪里，是因老致贫，还是因病致贫的，是因居住环境恶劣致贫的，还是因失独贫困的；扶贫之后有没有再致贫、返贫的情况，以及返贫的各种原因和各式处理方法：例如引导创业扶贫、安排就业岗位，或者对其进行职业培训等，诸如此类，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些支持领导决策的信息都必须通过领域细化、数据化来获取和分析。”

罗建中说，过去中国电子政务领域投入最大的是内部办公以及行政许可类业务，而事实上在未来政务服务领域需要强化的是监测类业务和决策类业务，而这两个维度的强化，对数字化服务提供商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务服务一体化呈现在群众面前的只是一个入口，而整体服务效率的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一定涉及到后端各业务部门的行业和领域治理和决策能力的提升，例如交通综合治理、医疗卫生治理管理、环境治理等一系列国家治理”。吕灏表示。

面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种种要求，作为数字化服务提供商，其能力就不仅仅只是“工具”和“技术”的供应者，而必须成为懂行业、懂政务、掌握“工具+技术”的提供商，数字化服务提供商必须要有行业服务能力，并将行业服务能力知识化、体系化、工具化。

“数字政府领域的这些变化，需要服务提供商具备‘四懂’，即懂行业知识、懂行业数据、懂行业规则、懂行业生态。”吕灏认为，只有将这“四懂”知识化、体系化、有形化，才能够更好地服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基于这样的趋势和需求，吕灏认为，IT企业需要构建数字政务领域的标准体系、方法体系、知识体系和工具体系。

从行业数据的维度看，数据是与行业知识相匹配的，因为知识最终是以数据的方式体现到可运转的系统中的，所以要进行各个政务细分领域的数据梳理，构建行业数据体系。

从行业规则的维度看，每一个行业的规则都不相同，每一个行业都有历史的规则、现在的规则以及新的规则。过去政务信息化的建设方式，是机构与用户提出需求，IT厂商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而现在的机构更多是基于“任务”、基于“治理理念”，来推动相关业务与服务创新，这意味着没有现成的确定性“需求”，需要数字化服务提供商与客户一起围绕“任务”和“治理理念”来设计系统、来整合创新，需要基于数据体系，基于历史与现在的规则，与客户一同创新规则，提供更好的处理方式和解决方案。

从行业生态的维度看，要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务服务智慧化，仅仅依靠一两个厂商很难完成，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能力完备的行业生态，才能够更好地满足数字政府发展的需求。今天政务数字化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是“任务化”驱动，围绕这些任务需要数字化服务提供商有快速场景化的能力，而这样的组合服务能力，需要非常强劲且有生命力的生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