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的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中等发达社会。她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大学普及率、城市化和信息化超过80%；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达到100%；人们可以自由合理流动，郊区化率和出国旅游率超过50%；最低月工资超过1300美元（2002年价格），绝对贫困（国际高度贫困和中度贫困率）和童工比例下降到零。”这是《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为中国社会勾画的未来蓝图。
如果我们能在21世纪中期完成上述目标，那么在21世纪末，中国将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国际差距略小于经济现代化，但由于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比经济现代化更为复杂的过程，社会发展更加重视群体，如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等，所以，实际上，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难于经济现代化。”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此间，“《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专家座谈会暨中国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该中心在会上公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社会现代化研究》。
中国社会现代化国际差距略小于经济现代化
何传启指出，从社会水平综合年代差来看，2001年中国与英、美、德、瑞典、法国等5国的差距超过80年。按经济水平综合年代差，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差距超过100年。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现代化国际差距略小于经济现代化。
然而，从社会现代化指数来看，中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并不能让人乐观。《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指出，2003年中国约有17个指标达到世界中等发达水平，但社会现代化水平和多数指标水平，距离世界先进、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都有差距。
何传启告诉记者，根据广义社会现代化理论，第一次现代化包括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专业化等；第二次社会现代化包括知识化、郊区化、绿色化、国际化等。当今世界约有23个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约占国家总数的18％，有72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社会现代化。2003年的中国处于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期。如果中国要进入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成熟期，还要经历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成熟、过渡，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起步、发展等阶段。在何传启看来，这些阶段中国都要经历，只是走的道路和发达国家不同。
如果按照1980~2003年第一次社会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测算，中国完成第一次社会现代化大约需要15年。
社会现代化比经济现代化更复杂
报告指出，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社会现代化既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社会选择。在美国至今还生活着300多万土著民族，他们保持着传统农业文明，并不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同时，社会现代化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相对的和地位可变的。在1960~2003年的43年里，约12％的发达国家降级为发展中国家，约6％的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强调，社会现代化非常复杂。他认为，并非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每一侧面都是不可逆的，所以才需要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评估社会现代化进度更应注意一些典型的社会变量，如人口流动、代际之间社会地位的变迁速度、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容忍接受程度、犯罪率和犯罪类型等。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裘元伦特别强调，在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重视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社会公平首先体现在财产与收入的合理分配方面；社会公正主要体现在教育与法律两个领域。与此相关的“社会流动性”则为“低层”人员有可能升入“中层”甚至“上层”提供机会，这一比例的增大，如工人、农民子弟在大学生中所占的比重，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此外，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提出，社会现代化要关注社会组织本身的现代化，例如现代社会中NGO和NPO对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个人都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力量。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都离不开政府的现代化。所以，我们现在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要一起抓。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所教授陈争平指出，在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工商社团和工会组织地位不断提高；而在从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的过程中，各类NGO又有明显发展，现在NGO在解决就业、投资方面的作用在扩大。如果说初次分配主要由企业进行，再分配由政府进行，“第三次分配”则要依靠社会组织来进行。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有如此多的分支和指标，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因此，《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要以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为重点，以生活质量现代化为重中之重，同时要促进社会转型和提高国民素质。
中国要选择一条自己的路
报告指出，在1990年~2003年期间，仅有10%的社会欠发达国家升级为初等发达国家，11%的初等发达国家升级为中等发达国家，15%的中等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社会现代化的国际地位变化具有很大的“惰性”，也就是说，短期内，社会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地位发生变化的概率很小。而过去43年中，非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6%。
如果仅仅参考国际经验推进现代化，中国在100年内实现现代化的几率是6%，所以中国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社会现代化之路。何传启告诉记者，所幸的是，中国2003年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指数为28分，在2010年约为35分，届时将达到初等发达水平，所以，中国由欠发达升级为初等发达只是时间问题，这将增加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几率。
此外，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约为9.6亿人，而中国人口是13亿人，任何单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经验都不能简单地应用于中国实践，而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需的知识和技术等资源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他认为，中国仍将经历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可以选择一条运河路径，把时间缩短。与发达国家走的老路不同。简单说，就是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两个阶段之间，开辟一条“社会运河”，新城市化、福利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绿色化协调发展，第一次社会现代化和第二次社会现代化协调发展，并逐步向知识化和第二次社会现代化转型。
高科技是实现运河路径的“抓手”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中国存在地区不平衡性，使得中国局部地区有发展高科技的可能性，利用这一点就可能实现运河路径。攀登现代化高峰的‘抓手’就是高科技。”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于维栋研究员在研讨会上指出。
他认为，如果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把国家分为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三类，其社会发展也有明显差距。从近代到现代，绝大部分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都产生于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发明和发现很少。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互为因果，这大概也是200多年来世界上两极分化加速，国家之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每一个国家在这三类国家中的分布和位置是可变的，科技因素则是这种改变的最重要的动力和切入点。在新世纪，则是高科技起着改变排序主导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