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才丨中国共产党治理智慧中的尚俭精神
尚俭戒奢，朴素节俭，不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共产党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的优良传统。回顾历史、审视现实，从小小红船到简朴窑洞，从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披荆斩棘的改革开放之路，从“两个务必”到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并赢得群众支持，任何时候过“苦日子”的作风都不能丢，任何情况下过“紧日子”的自觉都要增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传承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炎才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传统尚俭思想文化中积极汲取治国理政智慧：自觉遵循俭奢互变的社会生活发展规律、顺应自然顺性而行以克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以及深刻领悟尚俭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成功之密钥。通过结合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尚俭中社会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壮大革命队伍，进而推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为什么说尚俭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成功之密钥？
1、尚俭与否直接关涉政治成败。中国古圣先贤将崇俭视为治国安邦成功的铁律，欲藉节俭和克制欲望，养成良好政治道德，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效率来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增强家国家综合实力以维护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
2、持续推崇和提倡节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自觉恪守崇俭治国具体规律，持续提倡和自觉践行节俭。他们在逆境、困难时积极运用节俭精神，既注重提升革命道德素养又追求提升管理实效。而在顺境、成功时期，继续提倡和践行节俭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成熟的自觉行为；
3、积极进行反腐败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十分注意军队生活纪律建设，既提倡官兵平等，又严惩奢侈浪费，制定严格纪律严惩不端行为。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使党利用尚俭思想文化推进革命队伍建设取得更大成效，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实力日趋增强即为最好的注脚；
4、尚俭精神体现在根据地建设的各环节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将俭运用于根据地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在根据地建设中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队伍日趋增强，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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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自觉遵循传统俭奢互变的
社会生活发展规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普遍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谙尚俭思想文化之精髓，努力汲取其中治国理政智慧，自觉遵循传统俭奢互变社会生活发展规律，积极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传统俭奢互变规律。从中国历史上，传统尚俭思想文化实乃中华民族卓越生存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克服困难，消弭贫穷，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然外现。其中俭奢互变可谓一条鲜明社会生活规律，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由俭而奢的总体发展趋势彰显其合理性。在这里，“奢”实为能逐步提升满足人之合理需求层次，向往舒适生活之意。管子言饮食与侈乐为民之所愿。孟子、荀子等人详论人之合理欲望应得到合理满足。
俭奢互变规律可谓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自然外现。当然，奢所含过度、过分等负面文化特征如侈靡等亦为人所惕惧，详论家国得于俭约，失于奢侈之论甚多。李商隐、陆游皆有诗句实际道出其深意，合理把握奢之度至为重要。在中国近代，一些志士仁人亦理性审视俭奢价值。如对奢，严复称道西人重开源、求欢虞，谭嗣同认为公天下尚奢，康有为言世界愈文明则愈尚奢。这表明中国人对俭奢互变社会生活规律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大力提倡和践行节俭以推进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对俭奢互变规律认识比较深刻的人甚多，为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他们立足中国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大力提倡和践行节俭。如李大钊欲藉俭来改造社会，陈独秀认为俭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和森推崇墨家学说，林伯渠十分欣赏西方节俭格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需要“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
毛泽东称道“精兵简政”是一个极重要的政策并积极加以推广。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鼓励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作长期打算以争取最后胜利。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自觉践行节俭精神。此举旨在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以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着力改善群众生活实现革命理想。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改善群众生活，不断增进其福祉，主要围绕未来远期目标和现实短期诉求而展开。前者突显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后者侧重于彻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工人运动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劳动组合”在“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在农民运动中，他积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强调“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是“两大任务”，要求立足于经济建设，既供给战争又改良民众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强调要“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
提倡和践行节俭与提高生活水平相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循俭奢互变规律，将提倡和践行节俭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统一起来，但也反对错误的“仁政”观。毛泽东认为那种漠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片面提倡艰苦奋斗是错误的。而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也是错误的。真正的“仁政”应是革命政府虽使人民负担暂时重一些，但能战胜难关，打败敌人，最终使人民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提出党的正确口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要“公私兼顾”，注意赋税限度，适时减轻人民负担。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强调确保战争供给应提倡艰苦奋斗，既要“反对‘仁政’观点，也反对铺张门面百废俱兴”。在新解放区亦应如此。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俭奢互变规律的创造性运用。
可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循了俭奢互变规律，大力提倡节俭并非将其视为目的，而是作为实现远大理想，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手段，进而彰显出尚俭的终极价值。

02 顺应自然顺性而行，
以克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
资源有限性与欲望无限性的矛盾无法回避。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源有限性与欲望无限性的矛盾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力主顺应自然，顺性而行。现存资源有限性客观上决定着人们难以放任欲望肆意妄为，中国传统尚俭思想文化中应对之道颇多，将注重生产与崇俭黜奢相结合实为顺应自然，行之有效的应对之法。而顺应自然离不开顺性而为。所谓顺性主要是顺应人与生俱来之本性。《中庸》云：“天命之谓性”。如何顺性而行？老子曰：“圣人为腹不为目”。荀子认为宜治气、养心，真正做到“君子役物”。《淮南子》强调“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可见，以俭为美，以俭克欲，自觉养成圣贤人格被视为最合适应对之道。
自觉顺应自然积极制定合理性政策。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理想与现实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属前所未有。面对此一难题，他们保持清醒的认识，立足现实，自觉顺应自然，大力提倡节俭，并制定了合理性政策，使开源与节流相得益彰。在制定具体政策过程中，他们遵循顺应自然原则，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极发展生产与大力提倡节俭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主旋律。
如毛泽东十分注重经济建设，认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客观上需要持续的物质供给和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在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时“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刘少奇强调建立合作社以增加经济计划性，避免或减少盲目性。可以说，时刻遵循节俭原则开展经济工作，不断增强实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减少有限性与无限性矛盾的制胜法宝。
着眼顺性而为培养理想人格追求长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顺性而行上则更进了一步，注重顺应党性和人民之性而行。欲达此目的客观上需要不断提升革命队伍的道德素养，积极培养革命理想人格以更好地推进革命事业。
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刘少奇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之上的，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董必武说：“党的唯一利益（不是说‘主要利益’）就是群众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毛泽东为加强党性修养付出甚多，如批判红军第四军党内所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提高官兵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觉悟，同时要设法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后来，他强调革命者应有“永久奋斗”的精神。而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是真正的政治道德。”他要求全体党员都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并能为之奋斗到底。
刘少奇认为党员必须始终“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要敢于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则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全面而系统的党性要求。如此强调顺应党性而行实际上就是顺应人民之性而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这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最高宗旨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以体现。很显然，如此顺应党性和人民之性而行远超中国传统的顺性而行，达到了较高思想境界，从一个侧面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结合顺应自然与顺性而行不断与时俱进。在顺应自然，发展生产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积极开展各种生产活动，努力积累财富，发展经济，使开源与节流贯穿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环节之中。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开发自然，不断提高利用资源的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在顺应人之性而行上，注重满足人的合理的基本物质需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顺性而行，提升党员干部政治道德修养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提升理想人格修养的层次，积极提倡共产主义的“义利观”，视“为人民服务”为其神圣之责。如蔡和森推崇君子人格，只计大利不计小利害。周恩来明确提出将改造社会和改造思想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刘少奇也强调：“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使人民“获得益处，获得解放”。伴随实践的不断深入，崇尚节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积极生活态度，艰苦奋斗精神遂成革命理想人格的应有品质。
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顺应自然，顺性而行，以克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确保了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而崇尚节俭既是他们解决物质匮乏之虞，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革命队伍中一种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而艰苦奋斗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意识。

03 深刻领悟尚俭是中国历代
治国理政成功之密钥
尚俭与否直接关涉政治成败。围绕俭与治国安邦的关系，中国古圣先贤所论甚多，主要涉及俭奢道德优劣好坏与管理效率和效益等方面。对于前者崇俭被视为治国安邦成功的铁律。至于后者相关论述颇丰：“大礼必简”实际道出其一定真谛。孔子认为圣人追求“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老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啬。”墨子、韩非子等均有类似卓论。孟子认为推崇仁政可事半功倍。《淮南子》言省事节欲是“为治之本”之源头。而善用兵者需做到“费不半而功自倍”。
其实，中国古圣先贤论及俭奢道德优劣好坏与管理效率和效益时并未截然分开，而往往将它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欲藉节俭和克制欲望，养成良好政治道德，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效率来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增强家国家综合实力以维护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
持续推崇和提倡节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遵循人类社会由低级而高级发展规律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自觉恪守崇俭治国具体规律，持续提倡和自觉践行节俭。他们在逆境、困难时积极运用节俭精神，既注重提升革命道德素养又追求提升管理实效。而在顺境、成功时期，继续提倡和践行节俭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成熟的自觉行为。刘少奇认为在革命胜利和成功时更要提高誓惕，加紧修养，始终保持纯洁的革命品质，以免重蹈覆辙。毛泽东强调在推进解放区各项工作时必须注重节俭以作长期打算，既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后来他又强调“两个务必”以保持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任弼时也指出在由乡村转向城市过程中，筹集工业发展资金需要“提倡节约”，精简军队。“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崇俭一以贯之。
积极进行反腐败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队伍建设中不仅大力提倡节俭，而且还积极进行反对奢侈腐败的斗争。如1933年，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强调“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十分注意军队生活纪律建设，既提倡官兵平等，又严惩奢侈浪费，制定严格纪律严惩不端行为。
当然，反贪污腐败并非意味着漠视党员干部基本利益。朱德指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改造社会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如下层干部有很多困难，有必要帮助他们建立家务。唯有如此，“贪污腐化的现象才会减少，不能光靠党性维持。”其实，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使党利用尚俭思想文化推进革命队伍建设取得更大成效，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实力日趋增强即为最好的注脚。
尚俭精神体现在根据地建设的各环节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俭不仅是优秀的传统美德，而且也充满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智慧，并自觉将其运用于根据地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
在俭以养德上，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俭所具有的自省、克制、约束等积极价值，将其用来进行道德修养教育和党性培养。他们通过俭以养德精神培养和增强了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力，确保能够在面对外在物质等诱惑时保持冷静、淡定，自觉坚守党的纪律，坚决克制不合理的欲望和需要，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内在活力。
在俭以理政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根据地建立起廉洁政府，深受群众欢迎，被誉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采纳了李鼎铭等参议员、民主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在各根据地相继全面推广。中国近代最先进的机构精干、节约、高效的人民政权渐露雏形。
在俭以增效上，围绕经济建设，张闻天十分推崇在苏区组织消费合作社并不断扩大其范围。毛泽东认为组织各种合作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在促进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张闻天认为国营经济要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以使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取得优势。二者结合可使小生产者富裕起来后“真正集体化”，再“经过新民主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贺龙、陈毅、粟裕等人自觉用精兵简政政策和节约生产政策来节省民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斗争，争取战争最后胜利。
在俭以安民上，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一系列扎实工作。在根据地避免多征公粮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各机关和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拥护。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军民关系融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提倡和践行尚俭精神。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建设中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队伍日趋增强，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治理智慧中的尚俭精神——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