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有力支撑。刚刚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在这场整体性变革中，数字政府建设并没有落伍，通过各种方式拥抱着不断迭代而出的数字技术，借助热线电话、政府网站及留言板、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将与社会、市场互动的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将互联网+的范围扩大到政务服务、监管、督查等各个领域，回应了社会的诉求，改造了运行机制和流程，提升了管控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应对，就生动验证了数字技术给各级政府的赋能效应，既避免了基层政府运转被暴发的疫情冲垮，又支持了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重任务的快速同步展开。
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成就也可以通过《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得以验证。在2020年报告中，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从2018年的0.6811提高到2020年的0.7948，排名从2018年的第65位提升至全球第45位。其中在线服务指数得分最高，达到0.9059，位于“非常高”的第一梯队。
尽管如此，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依然存在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不能充分满足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的需求，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具体体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展的不均衡。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明显的城乡区域差别。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综合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果等方面指标测算，东部地区的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于普通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一方面反映了各地认识水平和财政投入的差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各地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的差异，毕竟经济社会越发展，就越会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政府的自我变革。
但是，也可以看到，在不均衡发展格局中，四川、贵州等省，成都、贵阳、银川等城市的“出格式”发展，它们的数字政府指标甚至领先于许多东部同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发挥了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步竞赛中，实现了反超和领先，也引领了当地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这正是改革精神在数字化时代的体现。
二是发展的不充分。数字技术被一些地方政府选择性使用，没有充分运用到政府治理的全领域全过程之中。一些地方政府政绩观扭曲，将数字政府建设等同于举办各种与数字、数据有关的会议、商展，虽然热闹一时，但缺乏落地的机制方法；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数字政府建设的规划和统筹，放任部门各自为政，各搞一摊，造成“数据孤岛”“数据烟囱”，既产生了寻租和浪费，也破坏了整体治理格局的实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稳需要，更乐于将之用在对人口、社会的管控上，虽然投入资源，升级了设备，提升了强度，却失去了治理的温度和柔性；一些地方政府只重视在网络上回应群众诉求，忽视了线下细致深入的群众工作、制度化公民有序参与的推进，成了网络时代的“尾巴主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公共服务递送效率，只重视建立新部门，引入新机构新机制，不重视改革现有部门机构，完善现有机制，造成部门设置的叠床架屋，行政总成本的上升；一些地方政府将数字技术过度用于内部管理之中，加重了基层政府的负担，产生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等。凡此种种，虽有数字政府之名，却无数字治理之实，拉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损耗了国家治理效能。
但是，也可以看到，在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更多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推动数据整合，网络参与、流程再造，将新技术创造性地嵌入到政府运行的过程中，努力实现数据赋权人民、数据赋能政府的双重目标，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在这个移动互联时代、数字化时代，拥抱数字技术，掌握数字时代的治理特点和规律，提升治理能力，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的新使命。网络在哪里，治理也要跟到哪里，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到什么水平，数字政府也要建设到什么水平，甚至要达到更高水平。这样才能始终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真正将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政府监管转向社会协同治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发展。（作者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