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教育的热症

随着2001－2002年北大、清华相继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知名学者的南下北上，西出东进的调动工作岗位，当前我国新闻教育开始了重新大洗牌、大整合的黄金发展阶段。其中大有红红火火、热火朝天之势，令新闻学界的同仁们感到无比欣喜和鼓舞。在此我姑且称之为“热症”，其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办学热。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学专业在办学规模上，继续发展和扩张。这种发展和扩张既有内涵式的，又有外延式的。如今，且不说很多综合性大学或早或迟地开办了新闻传播学专业，有的则在原来新闻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师范类、理工类、民族类、警察类、军校类，经贸类、体育类、电大类、成教类、民办类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新闻传播系科，至于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培训班、研修班就不计其数了。据统计全国已有230多个高校成立传媒院系，新闻传播专业成为最热门的专业之一。[1]不仅如此，学历教育层次从专科到博士研究生一应而全，一些高校争相申办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不能申请的，想方设法挂靠在相关专业招生。一些新闻媒体也积极与高校联合办学，如2002年湖南广电集团与湖南大学联合成立了广播影视艺术学院，而湖南教育电视台早就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院台合一”的公立传媒类综合院校——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甚至一些新闻媒体还与高校联合申请博士后流动站。一种多层次、多形式的新闻教育网络已初步形成。因此当前的新闻学教育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可谓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好不热闹。办学规模的扩展极大地满足了当前对新闻人才的需求。

 

其次是出书热。随着新闻办学规模的扩大，最近几年各种各样的新闻传播类书籍，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版，人大版、复旦版、北广版、中国广播电视版、新华版的新闻传播方面的书籍，一套一套的，随处可买。这些书既有对过去旧版本的更新，又有许多新著。这些书出版得快，销售得也不错。由于大量教材和论著的出版，基本上告别了20世纪80年代教科书短缺的时代。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大量及时地引进了国外新闻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与国际接轨，大大开拓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大有显学之势。

 

再次是报考热。最近几年无论是高考，还是硕士、博士研究生考试，报考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数持续增加。且不说人大、复旦这些名牌新闻院系的高考招生录取分数线一直就很高，就是像类似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些新办不久的院系，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在文科类别中一直是最高的。而每年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也在成倍增长，以至于每年的录取比例大多在1：10左右。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点和规模虽然较过去有所增加和扩大，但仍然满足不了求学者的需求，如2002、2003年报考复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每年都有一百多人，而录取的总人数就十来个，很多人都在挤这根“独木桥”上。

 

二、热症探因

新闻传播教育在最近几年的确很热，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情势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原动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无论是新闻事业，还是新闻业的经营管理，抑或是传媒技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00年，我国有公开发行的报纸1944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216座，其中电台294座，无线电视台343座，有线电视台217座，县级广播电视台1287座，教育电视台75座。[2]如果说过去主要以单一的报业构成模式为主的话，那么如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足鼎立，各自大展鸿图。不仅如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等开展公开的新闻活动，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形式被广泛采用。新闻媒体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理念的确立，激光照排、非线性编辑、网络通讯、便携式卫星传输、数码相机和摄录系统等技术设备的投入使用，极大地刺激了传媒业的发展。此外，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出版集团等相继整合、发展，在加剧传媒竞争的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大量优秀新闻传播人才的合理流动。总之，新闻实践的迅猛发展，迫切呼唤着多种技能层次、多种知识结构的新闻人才，这无疑在客观上刺激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

 

其二，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加速了新闻教育发展的步伐。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的扩张发展以及社会急需人才的现实情状，国家对高校招生一直实行扩招政策，这种水涨船高式的政策倾斜有利于新闻教育的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高校扩招的同时，国家从现实需要出发及时调整了高校学科专业的结构，1997年新闻学由原先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这不仅提高了新闻学科的地位，更主要的是为新闻传播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新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其三，第四媒体的出现，迎来了传媒发展的新曙光，进一步刺激了传媒人才的新需求，这为新闻教育的调整和改革提供了契机。国际互联网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人们意想不到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可谓风起云涌，漫卷全球。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2002年1月15日发布的第九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1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计算机数约1254万台，上网用户人数达3370万。网络媒体的发展，一方面使传统媒体的人才纷纷向网络传媒位移，从而加剧了人才的断缺现象；另一方面网络不同于传统传媒，它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为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当然其中也有严峻的挑战。

 

此外，新闻职业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以及现实利益的驱动，使得很多人在不懈地朝这一理想目标去追求、奋斗。历年来新闻类学生生源既广泛又十分优秀，这给新闻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催化剂。不过，这也抬高了人们对新闻教育的期望值，倘若不能实现“高进高出”，很容易招致人们对新闻院校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多数新闻院校办学特别认真。

 

三、新闻教育的困惑

面对新闻教育热火朝天的情势，新闻学界的人们既感到欣喜和鼓舞，同时普遍有一种困惑和忧虑感，这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办学的盲目性，出现了新闻教育的质与量的矛盾困惑。新闻教育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确为我国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新闻人才，满足了一些燃眉之急。然而应该看到，目前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办学规模在量的扩充上确实很大，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而申办此专业的趋势并没有趋减之势，这就势必造成办学的盲目性，甚至泛滥。量的扩充势必会影响教育的质，并造成新闻人才的相对过剩。据南京某高校今年毕业的新闻硕士感叹道，今年除了2－3位同学有机会进新闻单位工作外，其他近20位硕士都改行它业了，新闻硕士的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一般本科和专科生的就业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现在该到了适时调控的时候了，因为倘若漫无目的地再开办下去，一旦违背新闻教育规律，其后果不堪想象。据说现在教育部有关部门正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其次，硬件不足，软件太软。这里的硬件，主要指办学的物质条件。我们知道，开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成本是很高的，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来说，需要高投入。除了一般图书资料、计算机设施建设外，还需大量的新闻实验室建设。比如一套电视采编设备，少者几十万，多者几百万、上千万。这样的高投入作为一般的高校是很难有此财力支持的，倘若强行开办此专业，那么教学质量和效果肯定要大打折扣，其直接影响就是对教育产品——学生是否适应现代新闻实践的置疑。而这里的软件，主要是师资。由于我国现代新闻教育开始的比较晚，如今又大规模地开办，因此教师队伍相对不足。于是，一方面出现了大量非科班出生的教师改行从事新闻传播学教育工作，这就存在一个由相关专业向新闻传播学专业角色意识的转换问题。再说这些教师，甚至包括科班出生的教师，很多人没有新闻从业的实践经验，而新闻教育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这种教师队伍的构成无疑对当今新闻学教育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原因，特别是出国热的冲击以及新闻媒体高薪的诱惑，一批年富力强的教师离开新闻教育岗位，这对教师本来就相对不足的状况，又平添了一层雪霜。于是一些老教师依然担当教学科研的重任，青黄不接的断层状态很难改变。而一些知名的学者，各高校新闻院系则纷纷以各种优惠条件聘请，这样就出现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竞争之势，从而加剧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因素的形成。

 

再次，教育观念陈旧，专业和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手段和方法有待改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到来，我国的新闻改革不断深化，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新闻传播现象，但我们的新闻教育观还秉承老一套不放，跟不上形势发展需求，不能适应全球化、网络化的需要。比如，缺乏通才教育观和系统教育观，重自身轻市场，不是培养素质和能力，而是培养技术能手（技工），而这方面很多院校又没有条件。尤其面对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我们的新闻教育基本上是被动的跟着走，缺乏前瞻性、研究性教育意识。陈旧的教育观念，使得教学内容与目前的新闻改革实践存有相当距离；专业设置与新闻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还存在着不适应；课程设置不合理，重理论轻实践，不能满足新闻岗位的实际需要；教学实习中重输出轻反馈等等。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如今的“课程设置体现不出时代的特色，个别教材几十年没有修订，一些新闻学术观点长期得不到突破，新闻理论研究存在相当程度的滞后性，新闻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新闻实践。”[3]不仅如此，由于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目前大多高校新闻专业的教学手段相当落后，大多是“小米加步枪”、小作坊式的“徒手道”和“地对空”，重知识灌输而轻技能训练，实践性不强。因为缺乏必要的实验设施，即是有，也是设备老化，或是淘汰落后的，或是电台电视台用旧的，根本不能与新闻实践同步，所以无法使学生毕业后就能排上用场，大多要在媒体先回一下炉。这种教育状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较普遍地存在知识结构不合理、动手能力差、缺乏创造性等弱点。新闻人才的质量大打问号。

 

此外，新闻教学科研与火热的新闻实践严重脱节，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呈现不适应状态。作为新闻专业的教师，无疑需要相当的新闻理论基础、政策水平和丰富的知识，但也需要丰富的新闻素养和新闻实践经验。教师队伍中，应该需要来自新闻第一线的编辑、记者，但目前新闻教学人员中，来自新闻单位的却很少。由于教师普遍缺乏新闻实践工作经验，自己又很少走出去，因此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缺乏有效沟通，严重滞后于日新月异的新闻实践的发展，有人形容为“慢三拍”。这样使得一些新的实践经验无法迅速地反映到新闻教学中来，也使得新闻实践很难得到理论的及时指导。这种脱离实际的、封闭的教学结果，只能是隔靴捎痒，讲不深、说不透，或“纸上谈兵”，或依葫芦画飘，照本宣科，甚至想当然。这与国外及港台相比反差极大。据一项调查，在美国大学新闻学院里，只有17％的教授没有当过记者，美国大学新闻学院中，5个教授中有4个坚决主张要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聘为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只有37％的人认为新闻教育工作者需要博士学位。而大部分教授认为，和博士学位相比，新闻从业经验更是聘请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4]至于科研方面，目前虽然出书频繁，但由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纵观这些著书，相当一部分著作是纯学院式的研究，而真正有份量、有厚度，且源自实践并指导新闻实践的著作很少。为此有人形容如今的新闻书大多停留在出教材的阶段，这与其它人文学科如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比，其学术水准的差距就大矣。

 

四、对症下药

面对当前新闻教育的种种情状，在新世纪之初，回顾过去，正视现实，展望未来，寻找对策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许多学者在认真反思这些年来我们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很多及时可行的办法，也开出了对症的良药。综合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笔者以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高度注意。

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思想，然而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原有的教学理念和思想已不太适应新的要求。因此必须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新闻教育观。在当前形势下，首先应树立大新闻教育观，所谓大新闻教育，是指以培养新闻从业人员为基本任务的新闻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活动。这是一种广义的、系统的新闻教育观，主要表现为复合教育观念、基础教育观念、一体教育观念、职业教育观念、有偿教育观念、终身教育观念。[5]其次要树立通才教育、素质教育、特色教育、品牌教育观。改变过去单一化的旧教育，坚持多学科、多结构性教育，即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走多学科渗透交叉之路。第三要有新闻教育市场化、社会化的意识，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为此，我们应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面向市场培养人才，在保持总量基本适度的前提下，把教育的重心由数量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升。二是建立起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处理好社会－学校－教师－学生几个关系链：学校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社会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向学校提出直接的人才培养目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主体。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培养出人“适销对路”的面向21世纪的新闻工作者。

二是要完善教育学制，转变教学模式，调整教学内容，合理设置课程。新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与医学、商学有类似之处。因此有学者提出，既然医学院都是五年制，那么新闻学这样特殊的专业，大学本科学制非用五年制不可，并提出第一、二学年，学生在其他院系专修某门专业知识和公共课程，大三时，学生除学习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两门新闻专业基础课外，主要精力放在泛修外系的课程上。大四时则集中学习新闻课程，大五时学生完成专业实习、新闻专业论文和一、二年级所学专业论文各一篇，论文通过者，且大三、大四年级选修了一、二年级所学专业课，学满学分的，则可颁发双学士学位。如英语过了六级，政治思想素质好，成绩优秀的则免试升入硕士阶段学习两年，攻读硕士学位。[6]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曾做过类似的改革：在本科生教育中实施普通本科与特色本科同时推进的战略（2＋2的理工转文，即从理工科二年级学生中招收一批转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实行新闻学硕士与工程硕士（即信息传播与多媒体技术）同时并举的战略。实践证明效果不错。

新闻教学模式要突破，变封闭式、内在式、经院式为开放式。以全新的开放姿态，迎接网络、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切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即不要让教学封闭在校园内和课堂上，而是延伸到社会中去。为此，一方面应积极聘请一些实践经验丰富、懂经济、懂管理和在实践中从事采编的记者、编辑、摄影记者、主任记者、广告经营人员到高校授课讲学，现身说法。发达国家的新闻系教师有一半是从新闻单位聘用来的，此举改革也是新闻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环。同时一定要鼓励教师走出“象牙塔”，到火热的媒体中去实践，参与媒体的采编、策划、制作工作。学校与媒体之间交流不应是短期的应景式的，应该要形成一种长期的双向互动的交流机制，形成一种媒体与学校共同培养新闻人才的格局。只有这样新闻教育才不至于脱离新闻实践，新闻实践也有可能及时得到理论的指导。这种机制的形成，无疑需要媒体与高校的共同努力。

新闻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求和新闻事业的要求。因此，新闻院系的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应随着变化了的形势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就当前情况而言，在课程设置上，首要工作是强化专业核心课程，把重心放在新闻价值、新闻写作编辑、新闻史、新闻伦理和法规等新闻基本理论和实践的课程上。同时开设适应时代的新型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则要强化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传播技术教育、文化素质教育、责任意识和社会批评意识教育。因为诚如一位美国专家指出，新闻学教育计划的核心是“培养一种有社会责任感、见多识广的和富有批评精神的智慧”。[7]

三是要加强软硬件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新闻教育是需要资金的高投入，没有足够的教育资金做保证，要办好是很难成功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会逐步加大，对新闻教育的支持也会进一步加强。不过单靠政府的投入远远不够，为此要开拓办学思路，多方筹措资金。比如，很多新闻院系建立了董事会制度，如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有的则积极与媒体、企业和党政团体建立联系，成立各种新闻人才培训中心等。据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筹措资金，坚持不懈地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争取专项拨款，二是主动出击争取捐款。今年他们又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办学，既能得到了政策方面的倾斜，同时也能得到经济的支持。

教育的发展教师是关键，同样新闻教育的发展也要靠教师。如何提高教师的素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让他们舒心、放心，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笔者以为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首先不要担心教师的流失，关键是要筑好迎凤巢，营造、提供一个宽松舒心的教学科研氛围和环境。这一方面复旦的经验又值得借鉴，他们在师资队伍培养、建设方面主要抓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在职中青年教师的继续生造和潜力挖掘工作，每年平均有五名左右教师或去国外学习，或在国内新闻单位进修及参加业务工作。二是抓优秀毕业生留校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院领导痛下决心，先狠抓经费，奠定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创造一个让教职员工安居乐业的小环境，进而稳住在职教师队伍，吸引优秀人才到新闻学院工作。[8]当然作为教师自己也必须苦练内功，加强业务理论学习，努力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新的新闻教育形势的要求。

四是要强化实践教学，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实行多种教学手段的结合。教师的职责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教师应鼓励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实践中理解、运用理论，从而不断获得实际思维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提高。针对目前高校新闻院系普遍采用毕业前集中实习，时间既短又晚且缺乏反馈的做法，为强化实践教学，有人建议交叉性安排教学和实习的时间，多安排实习时间，甚至把课堂教学变为新闻实践的实习阵地，这不免可供参考。[9]另外，目前广电体制正在改革，制播分离机制逐步建立，这为我们高校新闻院系加强实际教学提供了机遇，也为师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自由空间。有条件的新闻院系完全可以组织成立影视制作中心，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资源，制作一些电视节目，参与市场竞争。这既可以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带来经济的效益，起到双赢的目的。

 

至于教学手段，应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诸如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及数字化技术等，全面改进。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以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愉悦中积极主动更好地掌握知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新闻教育的客观规律，适时控制办学规模，努力提高办学质量。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走的是一条总量不断扩张的路子，而教育质量却一直没有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以至于新闻教育不能完全适应新闻实践，造成育人与用人的脱节现象，一些学生感叹“学非所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挟全国高校扩招之风，部分高校大肆地扩大招收新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在软硬件条件根本不具备的前提下，盲目开办新闻传播专业，这就严重影响了新闻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我们办新闻教育必须冷静思考，周密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教育沿着适度、健康的路子发展。任何凭热情、凭领导的心血来潮，或为追求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或因攀比心理作祟，不顾条件，一轰而上地开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做法，都是不顾新闻教育规律和新闻人才市场供求之举。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遵循新闻教育规律，更新教育观念，进一步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手段和方法，加强软硬件建设，经过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结构布局合理，适应当代新闻实践和社会需要的新闻教育新格局一定会形成。

【注释】

[1] 曹鹏《媒介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新闻记者》2002年第5期

[2] 农秋蓓《中国新闻军团“揭密”——中国新闻界最新统计数据》，《新闻记者》2000年第11期

[3][8] 刘海贵《关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思考》，《新闻大学》1997年冬季号

[4] [7] 参见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1期

[5] 参见裘正义《大新闻教育：教育适应实践的难点与突破》，《新闻大学》1998年.春季号

[6] 肖燕雄《新闻传播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50页

[9] 孙国忠《新闻教育改革如何面向实际》，《新闻大学》1995年总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