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探讨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新发展理念，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西财经大学主办、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3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探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且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人类社会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全面转化的过程。其中，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分为由浅入深的五个层面：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即工业化；实现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型，即城市化；实现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即开放化；实现从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的转型，即分工化；实现从特殊主义社会向普遍主义社会转型，即平等化。
此次会议中，不同学者对我国社会现代化的百年征程的阶段划分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光金研究员认为，鸦片战争至1905年废除科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起点，中国社会结构百年现代化变迁可以分为1905年至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192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同时，他还对不同时期的所有制结构变化、人口受教育水平、城市化、利益关系结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规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将近百年中国社会结构划分为1921—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1978年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1979—2012年市场体制的社会主义、2013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阶段。他认为，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特征与趋势包括：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城乡结构不断调整；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中高层职业的比例不断扩大，新社会阶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结构日益趋向合理；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向上社会流动是主流；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将日益提升。
重视不确定性影响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是对一种未知的、不确定性状态的判断，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普遍逻辑在现实社会的一种展开。“风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确定性”。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认为应该“在不确定性世界中寻找并创造确定性”。关于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他认为应该从不确定性思维和价值观开始（观念层面），以制度创设（制度层面）和集体行动”（行动层面）为基础，构建一种“共同体”的社会建制（组织层面），用弹性或韧性治理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实践层面）。
现代化中不确定性的应对不应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更应该从实践层面加以验证。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梅黎明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力量的认识和运用，贯穿着党的百年历史。文化是国家名片、民族标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世界环境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社会主义新中国带入新的发展阶段。吉林大学邴正教授在报告中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模式。他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优先确保底层公正与广泛性社会团结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文化多元包容性结合、统一性宏观社会控制与全覆盖基层组织结合四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的成就证明人类发展道路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多种多样的。
除了对现代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的思辨，在更为具体的社会政策层面，我们还应该探寻新的发展理念。英国社会政策学者希尔认为，“社会政策是影响公共福利的国家行为”。社会政策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我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做大蛋糕”的任务很艰巨，但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分好蛋糕”的任务更为艰巨。关于如何通过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议题，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应该包括“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共同富裕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我国共同富裕道路面临着诸如市场因素、经济全球化、社会政策等因素的挑战，其中社会政策的总体水平、项目结构、运行方式、地区差异、人群差异等都会对共同富裕的道路产生影响，因此应该重视社会政策在共同富裕道路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春玲研究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成绩斐然，完成了从教育弱国到教育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然而新发展阶段遇到的新问题是教育机会的增长未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她提出发展高质量的公平教育是建成教育强国、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追求高质量的公平教育既顺应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需求，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推动乡村振兴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依靠农村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在此次会议中，不同的学者就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外的乡村发展建设起步较早，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我国乡村振兴可以借鉴相关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指出乡村振兴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环节。他结合日本、韩国等实例介绍了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认为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更新与农业农村地域资源的重新评估及挖掘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外部动力，重建和激活乡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从时代性、整体性、多主体性、多样性、联动性、长期性等方面介绍了海外乡村振兴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国外的经验最终要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更应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一环，北京大学熊跃根教授认为，农村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如乡贤/能人回归基层行政、季节性的城乡互动与短暂的乡土市民社会、生育水平的下降与人口城乡流动性增强等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对农村基层治理产生了影响，诸如村庄治理与能说会道的村支书、乡贤/能人的回归和村里人的隔阂、“三治融合”与村庄空心化并存等问题。他进而分析了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并从国家、农民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未来的乡村治理发展进行了再思考。发展壮大农村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政府的作用、农民主体及外来资本的力量是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经常讨论到的三个关系方。江西财经大学蒋国河教授提出现实中大量的资本下乡项目与土地流转相关。他以L村引进的外来企业“H公司”及茶产业项目为例分析了资本下乡中的村企互动和关系形态，将村企关系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剖析了村企关系背后的外来资本、村民、（镇）村干部的行动逻辑，以及相互之间的互惠性难题、合作困境及发展的持续性隐忧。
乡村振兴的实现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能够在乡村大施所能。中国社会学学会秘书长谢寿光研究员指出，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即乡村精英的再造问题。他从牢固确立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和治理理念、推进乡村土地流转制度、培育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引导恢复优秀乡村传统习俗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乡村精英生产机制的路径。除了乡村精英的再造，乡村振兴更应该吸引专业人才队伍投身农村。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认为，我国已进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发展阶段，这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结构性机会。他从城乡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指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强化城乡联结，主要路径包括微观干预与宏观推进相结合、长期扎根与短期介入相结合、对内激活与对外拓展相结合。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