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0周年，我国步入“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正乘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年，我国经济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研究要义和根本出发点，坚持科学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全面阐释，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研究
2021年伊始，《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明确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新时代，以问题为导向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肩负的重大使命任务。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行动指南。刘鹤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连同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建堂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根植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建设伟大实践，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明确回答了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发展阶段怎么分、发展目标怎么定、新时期经济工作怎么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遵循，是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辉煌篇章。
谢伏瞻提出，立足我国改革发展实践，树立全球视野，研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也是中国经济学界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因此，站在全局高度，深入学习和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也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郑庆东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还在实践中重塑了经济发展理念、动力结构、增长模式、发展战略，引领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傅华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体现在其根植中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和方位，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特规律，深刻洞察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特点、优势和深层矛盾、主要问题，对于“两个大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可以从“美”“实”“效”“协”“共”五大特征予以整体解读。
顾海良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还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这一经济思想实现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向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路向和理论要义。
何毅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六个理论品格。
洪银兴认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创新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各个层面研究经济规律，深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主流经济学地位将不断得到巩固。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王一鸣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循环再审视，其历史逻辑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阶段性演进，而其现实逻辑则是在统筹“两个大局”中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高培勇认为，从历史方位到指导方针，再到路径选择，三者紧密关联，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体系，而贯穿其间的一条重要逻辑主线，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李毅认为，新发展理念既是我们认识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如何发展、靠谁发展的世界观，也是指导我们做好具体工作的方法论。刘伟认为，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即加强全局观念，增强问题导向与忧患意识，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形成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认识和解决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指明了方向。王灵桂认为，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局面、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内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逄锦聚强调，要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
2021年，经济学界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当代价值，围绕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时代特征、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等重大现实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实体经济大循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根本制约，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集中表现为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刘晓欣提出，资本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的三类运动中，有两类为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加剧了经济系统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了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而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及其价值与其所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旨在满足资本获取更大利润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用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超越。正如周绍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目的，必须矫正资本逐利的一般属性，加大资本补偿劳动的力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生产力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技术进步上，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新一轮发展，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是由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推动的，最终带来了数字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但学者们都强调要辩证看待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的新变革。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隐藏于非物质化的数字产品中；二是“数字生产过劳”现象成为劳动异化的新样态；三是智能生产使人与他的类本质更加对立；四是劳资关系被深深隐藏在“人机关系”背后，劳动者遭遇技术性失业并“向下流动”，引发资本主义劳资对抗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有学者认为，从生产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数字资本，其基本矛盾、剥削及积累本性都未发生根本改变。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表征形式是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虽延缓了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却未改变其垄断性和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实质。
推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准确反映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从而研究、解读乃至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程恩富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要义，包括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研究指导；以初级社会主义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研究要法；以揭示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规律为研究任务；以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研究目的；以完善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促进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现代化发展为研究方针等。
三、经济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2021年是建党百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兼具全球视野、历史观照和本土特点的阐释与解答。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因此，对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回顾，从学科层面进行学理阐释与高度概括，进而提炼出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视角与议题，是当代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亦是2021年中国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机整体，为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的中国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顾海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两个方面的结合，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共同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谢伏瞻认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强国事业推向前进，由此形成了党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成功经验。金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求真变革的伟大思想奉献，党的领导作用与党的唯一行为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两者密不可分。黄群慧提出，在遵循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党的百年即是领导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世界工业大国并开启向世界工业强国进军的伟大征程。此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回顾研究后一致认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历程的显著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的主题。与会学者江小涓认为，中国4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走出了一条既符合本国国情又遵循发展规律的新道路。当代中国学者应在特色与共性中寻求理论价值，讲好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故事。蔡昉反驳了“涓滴效应”的理论假说，认为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我国当前必须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积极培育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黄群慧基于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全景式梳理，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与实现路径。刘元春进一步测算了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项目标参数，强调以构建新发展格局释放新的发展红利。林毅夫从有为政府的视角，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政府最根本的决策动机。吕炜围绕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财政的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财政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何德旭认为，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凸显了中国式金融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与会国际学者则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认为，中国建立的“混合式”治理体制不仅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也为打造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重要贡献。亚历山大·罗曼诺夫认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推动世界步入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新阶段。郝福满认为，中国的减贫工作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学习中国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将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所应承担的一项重任。
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2021年的重要话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仍然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地区、城乡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相对较高，在实现收入增加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要以缩小收入差距为重要着力点，不断完善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杜绝两极分化。李实、陈宗胜、黄祖辉等学者认为，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目标相协调，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需要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农业农村，不断提升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张来明认为，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推进收入分配公平，而且要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机会均等，促进健康公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资源普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杨宜勇认为，共同富裕要兼顾定性和定量，测算共同富裕系数要求“共同”和“富裕”有机统一。
乡村振兴。随着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如期实现，我国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学者们从高质量乡村振兴的路径、内生型乡村振兴等视角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理与路。黄承伟认为，高质量乡村振兴不仅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魏后凯强调，要通过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共同体，在“三农”各个领域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全力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走内生型的乡村振兴之路。苑鹏提出，切实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要从解决小农户当前存在的小、散、兼、弱等共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化农村改革。
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在传统的东中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我国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进而探讨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的实现路径。迟福林认为，当前南北方区域差距扩大有其客观必然性，不能把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协调发展出现的新特点简单归于南北差距问题。还有部分学者聚焦区域重大战略联动，并将实现区域协调和联动发展，视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我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着重大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创新能源生产，优化能源消费，推动能源革命。谢克昌认为，必须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能源革命，形成统筹协调推进区域能源革命的良好格局。部分学者基于对未来全球油气市场可能出现结构性余缺、区域性供应趋紧的研判，提出要统筹现代能源产业建设，把握世界能源技术发展趋势，统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多元化、稳定性强的能源供给格局。“必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守好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底线。朱晶认为，当前必须推动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由产量向竞争力转型，实现农业支持政策从国内外分轨向内外对接转型，主动风险管控外部粮食市场与资源利用，全面提升内外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宋洪远认为，新时代的粮食安全观已不仅局限于粮食产量和质量，还涉及纵向维度的供应可持续性和横向维度的多功能性。
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塑大国竞争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刘志彪认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除了规模巨大、结构完整、功能强大、机制完善和环境优化等显著的外在特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应在其建设和完善过程中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体制的特色。学者纷纷赞同，以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宗旨实现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需要财政、货币、区域和营商环境等政策协同发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重，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制度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尤其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刘晓星通过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韧性测度的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稳步提升，对形成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发展快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对高质量发展中用好金融科技意义重大。郭敏提出，需要重视以一般地方国有企业和转型后的融资平台为主要来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的切入点是优化发展当地经济和提高企业效率。
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任重道远，需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学者们对我国碳排放和能源结构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进行分析研判，并结合“双碳”目标进程，提出能源低碳转型的系列举措，尤其对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的产业变迁、城市发展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潘家华认为，中国的碳中和进程，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的转型发展进程，还要引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创新体系。立足新发展阶段，学者们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探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现实意义与推进方向。吴晓波认为，国家创新体系需要从兼顾“卡脖子”技术和“杀手锏”技术的发展需要，充分释放新型举国体制下多元创新主体间的协同效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多层次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等维度发力。吕薇提出，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新阶段，从科技大国向建设科技创新强国奋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维、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举措，讨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成为热点议题。蔡昉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日益表现出具有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以及未富先老的特征。还有学者估算发现，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对中国2020—202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产生重要影响，抑制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和减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成为两个重要机制。
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反垄断。围绕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学者们展开深入探讨。蔡跃洲认为，1993年以来，数字经济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贡献的增加值均保持快速增长。发展电子商务、数字媒体等新兴部门，实现ICT对传统行业渗透，将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旨在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能任由资本无序扩张和肆意垄断。孙晋提出，平台反垄断监管需要积极推进高效的包容审慎监管、公平公正监管、协同整体监管、激励性监管、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
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余淼杰认为，目前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生产的贸易化和全球的地区化也没有改变，WTO主导的全球经贸格局，可能逐步演变为以欧盟为中心的欧盟经济圈、以亚洲为中心的东亚自贸区与北美自贸区的三足鼎立。畅通全球供应链需要加强世界各国协作。针对我国外贸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再创新高，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部分学者探讨了当前形势下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特别是RCEP协定已经于日前生效，一些学者积极围绕我国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等区域经贸安排，探讨构建多边机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