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的创立、发展、壮大虽然有其自然形成过程的一面，但经典城镇都在其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引入了分工的理念，从而为城镇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各种城镇化模式创新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城镇化形成的一条主要线索就是，不同的人群和工作将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和改变着城镇，人是城镇的核心，分工是城镇发展的动力。

城乡分工为主线
在霍布斯看来，城镇的创立是与一系列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的，例如驯化动植物、制陶、水利、改造土地、狩猎和放牧等，而格迪斯则把这些活动高度概括为导致城镇起源的劳动形式。城镇在要塞、村庄、狩猎地等基础上不断繁衍，形成了早期的城镇雏形。其特点在于，人们在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的条件下，采用分工进而以专业化的方式造就了可以容纳相当人口进行特定生产生活的区域或容器。这种聚集为城镇后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被科特金概括为：“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
虽然这些早期的学者将城镇视为一种新的、可操控的秩序，但真正把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性东西整合为理论并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的，则是以配第、斯密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把城镇化的理念和境界沿着分工等角度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从而为真正开拓城镇化研究的路径提供了指引。
配第指出：“因为在如此之大的城市中，制造业会相互影响，每一个制造业将被分成尽可能多的部分，由此而使每一个手工业劳动者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和容易……专业化的好处可以通过将某一制造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地区而实现，因为这样的集中会导致交通和运输费用的节约”。换言之，配第十分关注城市产业的专业化，并将其视为城镇化分工的基本特征——城镇发展效率的改进，这取决于分工在产业链中的合理配置。在配第时代，产业革命尚未兴起，“城”和“市”在17世纪的英国尚属两个概念，“市”的作用往往体现于方便产业链的集中和专业化运营，“城”由“市”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此外，配第还提出以土地的税赋征用支撑城镇化建设，如“划分土地征收”和“全域征收”两种方法，这对于城镇发展资金的筹措具有启示意义。
由于时代原因，配第无法观察到更多类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而斯密则研究了城镇的起源、城镇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以及重商主义城镇。在《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大城市、商业城市（镇）和小工业城镇的发展情况，尤其注重对重商主义的关注和对商业及贸易城镇的分析。他观察到，差异化的城乡产业发展模式，内在的机理则是城镇的工商业生产模式从生产力角度全方位超越农业生产模式的趋势，“城”与“市”渐渐成为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济体系。
实际上，分工在城镇化创立和成长过程中渐渐集中于一个根本问题，即城乡分工，并引发后期刘易斯、杨小凯等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对城乡二元经济的探讨。这可以归纳为，城市和农村“互为前景”。城市使乡村城市化，乡村也使城市乡村化，城乡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因此，可以把分工视角下的城镇化早期发展，理解为一个城乡及其相关人群各守其业，而业无不成的过程。
到20世纪以后，这一分工研究的线路普遍被经济学家模型化，包括空间均衡的应用和空间错配假说等。另外，雅各布斯从城市的经济起源和创新的角度补充了空间均衡对城市经济史分析的不足，认为城镇供给创新的产品和技术比供给要素更重要；而亨德森将城市空间均衡形成逻辑体系，并寻求城市发展的一般均衡体系；克鲁格曼从技术与交通成本的经济地理角度对空间均衡做了解释，并指出城市聚集经济在降低成本方面的作用；格莱泽则认为，新技术和交通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将使专业化制造型城市的比例降低，但会使专业化生产创意和思想的城市重生，未来的城镇化发展能不能创造出一些“创意制造”型、“思想生产”型城市，可能是突破既有城镇化模式的关键。
从工商业城镇到数字创意城镇
工业革命完成后，城镇化告别了简单依靠分工模式推进发展的缓慢进程，城镇化开始以近现代工商业的产业扩张为依托，不断刷新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其中，以工业城镇化模式为基础的工商业城镇成为这一时期的翘楚。
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生产力迅速变革的角度催生出一大批工业焦炭城、机械城、交通枢纽镇等，城镇中的每一个地段都变成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有组织、大规模的城镇工厂生产开启了工业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城镇的生产功能和商品交易功能被不断放大。这一时期，产生新城市的力量是矿山、工厂和铁路，并伴有城镇人口增长率的迅速提高。马克思指出，“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工业城镇化模式在推动城镇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污染、贫民窟、分配关系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城市病的根源，根本在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所采用的财产所有制和劳资生产关系体系，城市病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这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有全景的描述。
对工业城镇的研究，马歇尔则强调从“区域化”的，带有强烈的经济地理分析性质来考察，尤其是中心外围城镇化结构，这成为后来的城乡规划和区域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城镇“中心”与外围“郊区”的区域分工和交通导向成为主要线路，并导致了大量的对城镇人口迁移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中心外围的城镇结构表面是生产力的，但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而哈维则从“空间分工”的概念出发，延续了马克思和马歇尔对工业城镇的研究。哈维认为，空间位置要有利于生产和资本循环，为此，资本主义城镇需要围绕固定资本“建设生产环境”；同理，由于消费过程独立于直接生产过程，为了让社会的消费基金更好地消费，资本主义城镇需要围绕消费基金“建设消费环境”。空间分工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其实质是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各自领域执行不同职能的“空间分工”解析。从这个角度看，哈维把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的城镇经济地理视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分工，这一分工与资本循环相得益彰。
进入21世纪，城镇发展不断被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出现了一批数字创意城镇。未来，还不排除一些“元宇宙”意义上的新兴城镇可能引发城镇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城镇模式或分工渐渐不能完全用于分析新兴城镇，而近现代的一些城镇化研究则过度重视事后数据计量验证的方法论，在相当程度上又缺乏对城镇化发展模式创新的原创性贡献。这说明，城镇化的研究亟待创新，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