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性的变革时期，外交关系变化、社会文化转型、经济产业重构等复杂因素叠加，科学决策面临重重挑战。智库作为高智力水平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代表，在世界范围内愈发受到重视，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持部分。总体来看，欧美智库发展历史悠久，积累了一套比较全面、效率较高的管理体制，对欧美国家过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其发展模式存在历史、区域、政治背景方面的局限性，不必盲目推崇。在考察欧美智库的发展历程和管理特征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发展问题和研究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做好智库研究，以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管理特征
欧美智库针对特定的政策或社会问题发表文章、研究甚至立法草案，其意见往往受到政府、企业、媒体组织、社会运动组织等利益集团的高度重视。因此，智库也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外的“第五种力量”，在管理方面表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注重智库顶层设计。与所有组织相同，智库必须有一个稳固且适当的治理结构用于保证其任务的推进。欧美智库普遍采用董事会制度进行管理，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智库的创始原则指导发展的方向，并在必要时鼓励创新。董事会制度既是智库管理的需求，也是法律对智库的约束。董事会成员也对智库起到象征作用，通常由学界、政界、商界、媒体界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兼职，他们为智库带来声望，从而增加智库获得赞助的机会。同时，大部分智库董事会也强调成员的多样性，以在重要事项讨论时提供更多观点。具体的日常业务工作执行则由总裁办公室（或总干事办公室等类似名称）进行，基本可以分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部门和行政事务支持部门两类。行政事务部门的功能在于促进智库更好地运作和管理。其内部功能划分明确，包括内容质量控制、发展、宣传、运营、人事、财务等部门。比如，学术研究部门对关键政策问题进行及时、准确的研究，行政事务部门则将这些发现有效地营销给政策制定者等相关方，从而实现智库使命。
二是注重智库人才培训。智库作为群体智慧的结晶，人才管理的重要性被欧美智库广泛重视。欧美智库多采用双轨制的招聘模式，一方面从高校毕业生入手，并设置实习生项目，另一方面从社会上招聘富有经验的中高层工作人员。它们比较重视人才的培养，主要路径包括内部培训和在职学习。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为例，其负责研究工作的员工可以在帕迪兰德研究生院获取专业知识，甚至可以进一步深造至获得政策分析博士学位。该研究生院的教职人员均为兰德公司成员，这也成为兰德公司员工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经由长期发展，欧美智库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较为规范，甚至被视为通往政坛的“旋转门”，如欧洲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采取直线制的职业发展路径并开发管理培训计划。此外在人才福利方面，智库也能够提供具有竞争性的福利保障。
三是注重成果标准管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智库安身立命之本，虽然欧美智库的资金来源纷繁复杂，但普遍声称其研究不受外部各方或利益的影响。具体而言，在研究成果管理方面，欧美智库通常采取标准制定和内部审查的叠加管理。例如，德国智库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为保证高质量研究和分析，首先在内部制定了良好学术实践的一般原则，而后由领域研究主任和董事会成员进行内部审查，再由信息和知识管理团队审核研究内容设计的信息来源可靠性，最后经由专业编辑团队校对整理发布。
发展问题
欧美智库的发展，对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特别在战略决策方面与政府关系密切。但从其管理发展模式出发，很多方面难以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在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社会认同方面出现问题。
一是脱离公众的研究价值导致欧美智库缺少民意支持。尽管欧美智库的研究成果号称是为公共政策服务，但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面对的对象仍然是政府、企业等具备强大权力的机构。从根本上说，智库是一个不具备行政权力和能力的智力机构，但是智库的执行逻辑往往在于通过可信的咨询报告打动权力主体，从而引起自上而下的变革，这也导致了智库在一定程度上的污名化。公众很难感受到智库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甚至很多公众将智库视为一个在消耗资源的同时不产生价值的冗余机构。而资金贡献者对智库的诉求也在改变，以政党为例，相比于追求独立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政党显然更希望能够获得忠诚的意识形态宣传者。这既导致公众对智库的偏见加深，认为其只是消耗性的党派斗争中的喉舌；也导致部分资金贡献者跳过智库，直接成立自己的独立研究机构。这种偏见的出现有其背后的原因，智库在提出严肃的、原创的专家建议之后，也许可以通过辩论、宣传的方式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但在实施层面仍然依托行政人员的行为。因此，由于组织管理制度不同，欧美智库的思想是否可以成为具有创造性的政策，以及是否能得到公众的认同，面临艰巨的挑战。
二是精英主导的行为逻辑导致欧美智库缺少落地研究。在职业选择上，欧美智库确实具有较高的吸引力，但其人才招聘也极其严苛，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招聘门槛并不低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类世界名校对教职工的要求。因而，这也带来了人才结构过度精英化的狭隘性。智库研究强调数据、分析框架、技术主义，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极端精英主义。回溯智库创立的目的，是通过对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解决当前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这就要求智库在思考尺度上要下沉到社区。但从目前来看，似乎并没有看到哪一所智库在研究逻辑中着重强调受众的参与，缺乏自下而上的基础成为大量研究成果的共性缺陷。在西方普遍强调公众参与的当下，欧美智库本应成为政府与公众连接的纽带，但事实上，其在大众政治生活中是缺位的，最终造成公民不认可智库、智库无法获得公民视角的双输局面。
三是倾向显著的成果产出导致欧美智库缺少社会认同。前文已述，欧美智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资金的投入。随着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国对智力产业的愈发重视，各国智库数量迅速攀升，然而，社会资金对于智库的投资体量和需求量是相对有限的，这也导致了智库之间的竞争。无论是接受基金会资助还是与企业合作，是否愿意接受外部资金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成为能否获得资金的原因之一。而现实中，欧美智库的人员聘用、硬件设施、宣传营销都存在较高的运营成本，部分智库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生产追随或支持某些特定主张的成果。而部分极具盛名的基金会也难逃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因此，欧美智库所强调的独立的、不含意识形态的研究是难以实现的，其成果的社会认可度也值得推敲。

（作者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