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全球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政府部门、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和教育机构纷纷转战线上，人们的生活彻底被数字化改变。在外交领域，数字工具也成为保持世界事务“车轮”转动的关键，人类进入了一个数字外交的新时代。然而，数字外交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数字外交领域，南北差异会如何影响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有效传播？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数字外交概念辨析
在疫情发生前，数字化已成为当代外交转型最不容忽视的驱动力之一，探讨数字时代的外交成为外交学研究的热点。从科学技术嵌入外交的不同视角出发，学术界对数字时代的外交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如网络外交、数字外交、数据外交以及推特外交等，这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数字化时代外交转型本质的不同认识。

对此，牛津大学国际外交研究学副教授柯尔尼留·波约拉（Corneliu Bjola）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外交”一词最初是指各国外交部和大使馆使用数字平台，如社交媒体，为推进公共外交、打击数字虚假信息和宣传、处理领事危机以及在国际谈判中发出信号等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外交部门被迫对工作内容进行了调整。例如，网络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安全的国际规范和标准的谈判与实施；数据外交是数字外交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其主要任务是在不同国家管辖区搜集、存储和传输数据。如今，许多国家通过设立新的技术大使职位来展开科技外交，其工作任务不是处理与别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关系，而是处理国家与大型科技公司的关系。简言之，数字外交涵盖的范围最大，其核心概念基本上保持不变：各国外交部门使用数字技术来定义、支持和追求他们的外交政策目标。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讲师伊兰·马诺尔（Ilan Manor）认为，人们通常根据不同的侧重点，来命名数字外交领域的术语，有些术语更侧重于数字世界中的外交概念，如公共外交2.0；有些术语则集中在数字技术的特征上，如互联网外交、推特外交；有些术语甚至关注数字社会的属性，如自拍外交、实时外交。这些新概念的出现，反映了数字时代外交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奥卢布科拉·阿德西纳（Olubukola S. Adesina）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官网上撰文称，数字外交是指在外交活动中广泛使用互联网技术和其他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以获取即时信息和实现在线互动交流。互联网对外交关系有三大影响：扩大和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国际政策制定的声音与利益；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关于任何问题或事件的信息都被广泛传播，且不管信息准确与否；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展开传统外交活动。

“混合型外交”成常态
波约拉认为，虽然通过电话会议或Skype等聊天软件进行远程外交活动并非新鲜事物，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外交官们强烈倾向于面对面讨论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种观念被改变，几乎一夜之间，大多数国家的外交部门都将其活动转移到Zoom或Teams等线上聊天软件上。从2020年3月起，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门以及国际组织开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形式，“混合型外交”也因此得名。
波约拉表示，这些虚拟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外交官的工作效率，让他们能够更多、更快地参会，且不受地点限制。例如，北约、欧盟或七国集团此前已多次召开虚拟峰会。然而，虚拟的便利是有代价的：更多的会议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会议，外交官们经常因频繁的在线互动而感到疲惫。此外，虚拟接触几乎没有给非正式的场外对话留下空间，而此前，外交官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的场外对话，去解决问题或是在互动中寻找突破口。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今天，波约拉说，“混合外交将成为一种常态，而各国外交部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线上与线下的会议结合起来，以及探索在不同的情况下应用哪种交流效果会更好”。
阿德西纳介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洲各国政府、非洲联盟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多次虚拟的和平与安全会议，将数千名非洲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如2020年5月，非盟成功举办了为期3周的“消声枪响”网络会议。这些在线讨论不仅降低了将主要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的成本，还使决策更快，因为更多的参与者可以参加谈判，而他们原本可能无法出席线下会议。
这些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线上会议应取代面对面交流的传统，面对面互动和线上会议的混合形式是外交接触的最佳方式。阿德西纳解释到，实体会议很重要，因为谈判的关键节点往往发生在国际会议的间隙。通过在茶歇或午餐休息时进行的即兴讨论，或者在走廊及休息室等场所的偶遇，都为与会者提供了观察各方肢体语言和情绪的机会。另外，涉及需要高度保密等情况的会议则必须采用面对面的形式进行。

警惕新形式数字鸿沟
在数字外交领域，非洲国家表现积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及外交机构都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增强对外沟通、提升国家形象的窗口。例如，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上的粉丝数加起来超过了500万，是最受关注的非洲领导人。紧随其后的是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和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他们各自的粉丝数加起来都超过了400万。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的外交机构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海外公民保持联系，并为他们提供宝贵的领事协助。
波约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机构总体上很好地适应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数字工具（社交媒体、虚拟平台），并成功地将它们整合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这可以解释为适应成本相对较低，而这些工具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舆论影响力高于其实际外交影响力。目前，数字平台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均衡器。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可以更好地接触到他们的目标受众，实时对事件作出反应，更有效地塑造他们的国家形象，并相对容易地参加多边和双边论坛。
然而，波约拉强调，下一代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元宇宙）是否也会导致类似结果，还有待观察，因为采用这些技术的成本会高得多。在技术先进和技术落后的国家间，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形式的“数字鸿沟”。精通数字技术的国家的外交部门更有可能塑造多边议程，在国际谈判中表现更好，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定义新的数字治理国际标准及规范。因此，未来国际事务中的不平等将更少地出现在传统的“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而是出现在“数字北方”与“数字南方”之间。更重要的是，“数字北方”与“数字南方”的成员尚未明确，二者之间的界线很可能会有别于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界线。
元宇宙是一个创新的概念，虚拟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对公共外交、外交代表、外交培训甚至国际谈判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影响。波约拉认为，这个想法已吸引了一些国家的注意，如韩国政府2021年11月已经发布了元宇宙首尔五年计划，旨在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在民间主导下构建元宇宙生态系统，在现实和虚拟的多个领域构建开放型元宇宙平台。其他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门也正在积极学习元宇宙相关概念和技术，以便更好地了解元宇宙在推进数字外交战略方面的潜力。然而，与社交媒体或虚拟平台的情况不同，元宇宙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求更高，还需要创建和维护虚拟世界、执行良好的行为标准、教育培养相关受众等一系列配套措施。虽然在这个阶段，各国外交部门对元宇宙的前景还不确定，但国际组织似乎更热衷于通过各种项目和举措来试验和测试这一理念。联合国已经开始组织一系列的虚拟活动，以提高人们对气候可持续性问题的认识。由此可以预见，其他国际组织也会效仿，努力扩大议程、削减成本，开发更具吸引力的与受众互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