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美国智库以其数量多、影响力大而闻名。目前，美国智库数量占全球智库总数的28%以上，在全球排名前20位的智库中美国占有10家。作为解决工业化与海外扩张活动衍生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智库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在组织运作、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但美国智库无法摆脱资本这一智库存活的物质基础。美国智库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在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资本控制下，在对华关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市场化的组织、筹资机制强化了智库维持发展的能力。美国智库采用私人或慈善机构出资捐助、智库非营利定位和智库业务市场化经营的运作机制维持发展。从起始阶段，为实现政府决策与政治分肥的制度隔离，同时应对现代治理日趋复杂的局面，并改善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美国智库在筹资运作、组织方面，实现财产与捐助者的分离，捐助者得到政府税收优惠，非营利定位的智库通过委托第三方经营某些享受税收减免待遇的盈利业务，以维持自身发展。这种筹资运作和组织机制提高了捐助者的积极性，有效地防止了智库逐利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保证智库能够获得运营、发展必需的丰沛资源。今天，美国智库资金虽然存在政府拨款、企业捐助、个人捐赠等多种来源，但捐赠、捐助始终是其资金的主要来源。例如，新美国基金会主要接受谷歌公司资助，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是阿斯彭研究所重要的资助者。
市场化研究机制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社会效能。美国政府、团体“订单”采买、市场细分与智库的市场营销构成了智库市场化研究机制的重要维度。政府、政党、大企业、重要公共团体和国际组织是智库产品最主要的购买者，它们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化作合同招标课题，引导智库研究工作始终围绕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布鲁金斯学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的结构、重点、操作方法提出的详细建议，成为该计划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政府对于智库产品的采买种类也从单一领域发展到多领域综合。为满足这一需要，智库在接受政府“订单”的同时，非常注重通过倡导“概念实验室”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提供预案“储备”，主动“塑造”市场。例如，智库运用“概念实验室”方式专门预测了未来几十年美国人肥胖指数变化趋势与公共卫生投入的对应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公共卫生解决预案。
市场化研究机制导致市场细分，种类多样。综合性智库、特定议题智库、平台型智库和调查型智库成为主要类型。其中，平台型智库本身不对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而是通过组织研讨会，在智库与需求方之间充当中介，提供平台。例如，阿斯彭研究所每年搭建平台组织的各种论坛数量多达上千次，这些论坛的举办对于明确需求内容，减少供需之间的交易成本起到了促进作用。调查型智库则专注于发现、挖掘事实，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在政府管理、外交政策、经济发展、全球化、大都市圈及城市发展、地区冲突、贫富差距等多领域为政策决策提供了翔实的数据。竞争导致了极致的市场细分，同时满足了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方面需求。
市场化推广机制提升了竞争力。美国智库宣传推广工作不仅有整套成熟的标准和流程，其宣传推广人员的数量亦接近智库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造成宣传推广工作力度超过议题研究本身的现象。通过公开发表论文、出版学术专著，为国会、政府、大企业、重要公共团体和国际组织提供咨询研究报告，以及通过大众传媒、自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等形式进行宣传推广，智库的竞争力得到强化。
智库人才的选拔、储备、使用方式适应了社会治理高度市场化的需要。在美国社会治理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智库研究成果具有高度可操作性是智库成功的前提。为此，美国智库采用“旋转门”和外派任职制度，不断吸纳高端智库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性人才，以适应市场化社会治理的要求。就“旋转门”而言，一方面，智库是政府要员储备库。历次选举过后，智库中有参政渠道、能够影响决策的高端智库人才获得执政党认可，被送入政府机构出任官职影响决策。另一方面，智库通过接收具有知名学者身份和政策影响力的前政府高官作为高端智库人才，利用他们在政府机构中的任职经验提高智库产品的市场适用性。外派任职制度是选拔、使用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性人才的另一种形式。由于被选拔人员大多具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学历，具有多领域综合研究视野，对历史、人文、哲学、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涉猎广泛，或具有大型公司或政界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为保证这部分人才能独立主导和参与大型课题研究，在相关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提供最佳研究成果，他们往往被派往相关机构充当顾问、助手，利用机构优越的条件最大限度地整合人才与机构平台的优势。通过“旋转门”和外派任职制度，人才有效地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同时提高了智库的市场影响力。
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
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是美国智库发达的重要推手。但智库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具体的、历史的产物，无法摆脱资本这一智库存活的物质基础，当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资本所掌控的智库占据了政治博弈的上风，智库市场化运作机制就会迅速地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每当中美关系缓和或紧张时，市场化的组织、筹资运作机制就会为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至今，伴随着中美关系的演化，价值中立性的政策研究被意识形态取向强烈的倡导性政策研究取代，几乎所有美国智库都在不遗余力地推销宣传特定理念与政策建议，智库陷入了“谁更意识形态化”的恶性竞争，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治理方案的选择理性作用不仅被削弱而且陷入偏执，这就是当发生“谁丢失了中国”的政治争议时，主张对华全面冷战的智库研究成果就会大行其道的原因。但由于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无法实现全面的政治垄断，具有不同主张的智库得以存活，其主张被对手吸纳，造成无论对华缓和或强硬，智库间的相互质疑与补充有力地强化了政策效能。另一方面，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离不开专业方案的支持，但解决方案最终取决于政治决策的价值取向。因此，专业解决方案如果不符合采买方的意识形态取向，就可能被拒绝采用或缩水采用。可见，市场化的研究机制在加剧了意识形态取向的同时，其带来的专业性也保证着意识形态实现的可能性。
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事务上，市场化的研究与人才机制从研究内容、人才、市场细分和推广宣传等方面，分工合作、默契协调，将智库研究意识形态倾向具体化。从研究方面看，在对华政策出台前，平台型智库及推广部门会举办研讨会、广发研究报告和论文；调查型智库则通过选择性标准收集、公布相关数据、发布民意调查为对华政策出台制造氛围；研究性智库据此提出强烈的倡导性政策建议。在市场化研究机制下，智库能够成熟老练地从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角度寻找契合点，提供方案。
从人才方面看，美国政府对华关系决策的价值取向，与智库“旋转门”和外派任职制度的存在密不可分。例如，传统基金会不仅“密切跟随国会山的举动，而且一半的研究员在国会山工作过”。中美建交前后至今，在起伏不定的双边关系中，一些知名智库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无论和缓或强硬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对华关系方面，智库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的作用。归纳起来，就是资本控制下智库在保证美国霸权利益根本一致的前提下，能够随着意识形态的摆动，及时调整研究的价值取向，同时通过智库间的竞争相互指正与补充，最大限度地保证对华决策建议的效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