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思政”：见证“最大变量”成“最大增量”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成为当代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成长空间、“第六感官”。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作为“互联网+思政”的“最大变量”，必将成为推动思政工作发展的“最大增量”。“互联网+思政”亟须提升思想深度、理论厚度、技术维度、时代速度及应用效度，充分借助区块链、AloT(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重塑思政工作的时空环境，利用校园数字信息化系统的交互延伸实现主流价值的“涵濡至治”，通过深耕细作、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实现“最大变量”到“最大增量”的转化，以期达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隐性智慧化教育成效。
把握时代属性：锚定当前学校网络思政工作的新任务
新时代赋予新任务，“互联网+思政”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载体和抓手，叠加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属性和教育属性，体现跨界融合、创新驱动、交互共享、开放自由等特征的新型思政教育模式。这种互联网与思政工作的深层融合和紧密契合，能够让数字信息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发挥”，让思政工作“随时在线”，真正凝聚起网络社会正确价值观教育的群众基础。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思政”使传统思政工作在广阔的网络空间更加生动鲜活，也衍生出更多的工作场景：网络党建团建、网络理论宣讲、网络心理咨询、网络知识竞赛、网络舆情治理等。互联网的服务力、吸引力和成长力拓展了思政工作的全面性、兼容性与应用性，对于思政工作的理念、手段、基层工作都是全方位的优化革新。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可以大大缩小思政教育的地域性差异，减少青少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阻抗”，提升“传播覆盖率”和“信息抵达率”，从而实现思政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总结规律遵循：充分把握学校网络思政工作的内在矛盾
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思政”具有自身的矛盾与规律，新任务也正是由新矛盾所决定的。从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网络思政工作的基本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供给内容的泛在性与学生需求的精准性之间的矛盾。伴随数字信息化技术的更新迭代，网络思政工作成效越来越多地体现于学生用户用“参与度”“活跃度”“满意度”进行投票的评价结果。线上网络空间环境要求思政工作者充分运用自己的虚拟角色开展活动，克服角色适配错误，增强内容适配度，充分利用启发式、情境式、任务驱动式等方法激活思政空间生态。二是网络信息内容良莠不齐与网络空间内容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网络空间高度开放和包容，表达主体构成复杂，内容形态迭代较快，容易产生一系列信息传播失范现象。因此，在网络思政工作推进中需要实现从粗放式到集约精准化的转变，进行“定制化滴灌”。在话语体系构建中要建立灵动、科学的“中转”翻译机制，尽量避免过于文件化、政治化、宏大叙事化的倾向，努力贴合“00后”一代生活化与主体化的价值诉求。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网络文化多样化之间的矛盾。当前，网络空间信息多元化、舆论多样化，各种价值观念互相交流、交锋和交融，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的挑战日益凸显。同时，广大青少年学生正处在理想信念的塑造期、思维方式的培育期、心理成熟的成长期，由于政治敏锐性较弱、政治鉴别力较差、生活阅历较浅，价值观念更容易受到冲击和影响。
拓展工作格局：着力构建学校网络思政育人“同心圆”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思政”的工作应聚焦化解内在矛盾，不断守正创新，着力建构一体化网络育人共同体，深化体系化研究、功能化研究、专业化研究，着力拓展融合共生的工作格局。要进一步拓展创新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对象。消除当前学校思政工作中的“盲点”，力求实现各项工作内容之间的互动协同，融通各领域引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以最大程度实现优势互补。使用Vlog、知乎、微博超话、小红书等新媒介，打造网络话语交流室、主题网站、物联网应用场景等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校园思政阵地。要从实践层面上实现主体间性转向。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来分析，网络空间的思政教育不是单一、稳定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相互交往活动。传统思政工作主体（如思政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的主体权利在网络空间被弱化，制度性权威难以发挥作用。同时，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差”“技术差”不断缩小，甚至在特定领域，受教育者所掌握的网络信息和技术可能高于部分教育者。在此条件下，思政工作主体原有的专业权威也被显著消解。因此，只有在公平、信任、“润物无声”的话语沟通与交流中实现角色赋能，才能形成虚实相融的网络思政新生态，实现多维度、多层次的实践探索。
优化工作理念：以互联网思维重塑学校网络思政教育生态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思政”的态势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其落脚点在于以互联网思维重塑网络思政教育的环境、思维与方法，从战略定位、场景应用、组织建构三个层面，全面重建思政教育生态。从战略定位来看，要以战略思维把握发展大势，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教师利用网络开展思政教育，推动校园各类网络平台融入思政教育内容，不断深化“网络思政”的内涵。从场景应用来看，要注重网络思政媒介的纵深建设，在品牌化培育、系统化构建、分屏化设计的思路下，形成新型网络平台矩阵以及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根据“00后”学生的社交属性，积极增强网络互动应用的导向性。从组织建构来看，实践理念共享化、创作内容精细化、过程管理系统化的三重创新势在必行，要从思想引领、思路创意、思潮辨析三个方面，运用移动课堂、互动活动、交互体验轻应用等多种形式，制作推出“互联网+思政”系列精品内容，让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思、有感情的事情变得有感觉，打造网络育人新样态。
前瞻发展方向：深入探讨“互联网+思政”的未来走向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思政”的未来走向应当充分凸显时代性、政治性、人本性，着眼于培养时代新人的综合素质，对标对表打造深度人本化育人体系，借助数字信息化技术赋能思政教育。要探索更加科学的价值评价体系。在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法治观教育、生命观教育等方面不断拓展创新，更加着重探讨和反思在特殊时间节点上如何实现良性发展，在理论深度上进一步挖掘拓宽，在探索广度上研究得更系统、更全面，从而更好地对其价值进行科学评估和定位。要建构“互联网+思政”的体系化整体性研究。一是丰富和细化线上线下同构的理论体系。不断深化理论内涵、目标任务、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的体系化研究，以数字化学习、智能化管理、个性化服务不断推动创新变革。二是充分利用数字信息化技术进行学科改造。构建信息、知识和智慧等数据系统，着力提升“互联网+思政”工作成效。如运用大数据来提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精准度，做到因人而异的“精准画像”；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升思政教育的时间和空间效率。三是聚焦网络思政工作团队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素养提升。努力实现“话语自觉——话语能力——话语优势”的跃迁，增强专业培养与专题培训、岗前培训与岗位培训、知识讲授与实操训练，培养前瞻性和预判性。四是推动“互联网+思政”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走向深入。教育场域的流转化、“00后”教育对象的代际发展性、互联网教育载体的更新迭代，无一不在加剧“互联网+思政”的研究复杂性。因此，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思政”研究需要汲取相关学科的养分，在交叉融合中开辟思政教学新天地。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