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习时报 更新时间:2022-06-29
城市治理智能化要抓一些“牛鼻子”工作,重点就是要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坚持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出发,把分散式信息系统整合起来,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近年来,广州通过需求驱动、制度统领、平台牵引、先行先试以及多元协作等方式积极部署和推进城市治理,着力构建更具时代感召力和前瞻性的超大城市整体智治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智慧城市群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坚持需求驱动,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立场。一是推出“穗好办”移动端服务总门户,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积极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城通办”“跨域通办”。二是以破解基层一线和人民群众反映大、迫切需要解决的治理难点堵点问题为旨向,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积极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并不断完善全流程闭环处置机制,切实实现了数字赋能从“单向治理”向“多向激活”的转变。三是依托12345热线和线上互动小程序,围绕“人民城市人民建”,及时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群众诉求,将市民作为发现、应对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力量,全力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实现了“善智”与“善治”共生。
坚持制度统领,始终把完善顶层设计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2021年5月,广州“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明确提出未来5年,广州将加快建成国际一流智慧城市。同月印发《广州市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全面推进数字化发展工作方案》,明确未来3年在信息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的重点建设任务,为立足高标准建设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智慧之城”作出了部署。2021年12月,广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再次强调,要着力推动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引领型城市和国际一流智慧城市。与此同时,为深入推进对全市公共数据资源进行统一、集约、安全、高效管理,印发《广州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2022年1月,发布的《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成为全国首个出台数字经济立法的省会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为建设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数治之都提供了强大支撑。
坚持平台牵引,始终把构建整体智治体系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工程。一是建成市级政务信息共享平台,作为全市统一的政务信息共享交换枢纽。目前,已横向接入单位154家,纵向连通省和11个区,建立信息资源主题4056个,汇集数据超过170亿条,日均交换数据超过4900万条,为优化服务、协同监管、业务协同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二是建成市级“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作为全市城市运行管理的总枢纽和总入口。通过对接35个部门、11个行政区,共115个业务系统,接入全市8.4万个物联感知设备终端、36.4万路高清视频,归集超33.6亿条城市运行数据,基本实现城市运行态势“一屏统揽”和城市运行状态的全域感知。与此同时,全面启动和推进11个区级城运平台建设,实现了市区两级城市管理事件数据的双向反馈。
坚持先行先试,始终把激发数据活力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使命。为统筹全市数据战略推进,2021年7月,发布《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正式启动政府首席数据官试点工作。市首席数据官由分管政务数据管理的市领导担任,同时增设首席数据执行官一职。各区、部门分别设立区属、部属首席数据官,海珠区还在街道层面率先设立数据联络专员,由此形成了四级联动的首席数据官队伍。各试点单位积极发挥首席数据官的职责作用,以数据驱动业务变革,实现了诸多富于特色的数据应用。其中,海珠区聚焦“经济”“人口”两大核心关键数据资源,在广东省率先打造经济大数据平台和人口大数据平台,实现了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数据在平台上的融合汇聚。与此同时,推动建立数据经纪人制度,对全省乃至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工作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南沙区积极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要素跨境合作试点工作,编制了数据合作试验区发展规划,并深入研究科研数据跨境流动和深入融合的最优路径,为充分发挥数据的倍增效应作出了有益尝试。
坚持多元协作,始终把打造数治平台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强大支撑。一是广泛吸纳社会参与,全力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力量的整合。成立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国内电子政务、新一代信息技术、行政法规等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才的智力支持作用。组织企业、高校等科研力量和社会资源,打造数字政府创新应用平台,为政企双方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等。二是积极组建项目团队,全力开发智慧广州“拳头产品”。2020年,成立广州数字政府运营中心,通过打造“穗好办”“穗智管”“穗康”等“穗”系列政务品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为民服务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越秀区政数局则通过项目制的方式统筹协调多家科技公司力量汇集,利用不同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积极开发基层特色应用,打造“越秀人家”“越秀先锋”等基层政务品牌,有效化解了基层需求响应慢、缺乏技术经验以及应用集约化不足等问题。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