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持续进化、迭代，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等形态，正在迈入智能社会这一最新形态。社会形态的变化，带来个体状态、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重大变迁。在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形式，个体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土地所定义。进入工业社会阶段，机器化大生产则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物质（资本）定义了个体的社会属性。进入信息社会，人类首次创造了可以进行“不在场”活动的社会场域，即PC互联网空间。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端手机与智能应用逐渐普及，个体可以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虚拟空间。由此，人类进入数字社会时代，数据定义了个体的属性。个体数据通过智能应用、柔性穿戴等技术进行数据上传、下载、加工。

纵观此历程，技术的发展给个体属性不断带来新的、更深层定义，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面的重大模式变迁。当前，我们正在从数字社会迈向智能社会，智能算法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智能社会是人机物高度耦合、深度融合的社会模态，为新时代国家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课题。因此，深入探索智能社会治理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网信办联合八部委公布了首批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意味着我国开启了“智能社会治理”探索的新纪元。作为最新社会形态，智能社会将赋予个体新的属性，揭示新的社会关系图景，并进行调节与优化。
智能社会的社会成员不再仅仅是人，而是人机物三种类属。在传统社会，人是社会成员的主体。而在智能社会的人，不仅包括单纯生物意义上的人，还包括深度嵌入智能芯片、智能算法的人；智能社会的物，不仅包括单纯意义上的物，还包括具有感知、数据、反馈、计算能力的社会基础设施；智能社会的机，是最大的增量成员。这种机具有给定规则并且在一定程度、规范之下具备智能决策、自主行为的能力。它既可以是一种可见的机器人形态，如各种服务机器人（Robotics），也可以是不可见的逻辑、算法、运算的形态，例如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在智能社会，人机物之间将产生绵密、持续、频繁、深度的互动，并涌现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图景。这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是类属内部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机与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类属际关系，包括人与物、人与机、机与物的关系。智能社会治理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要对上述六种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协同。我们需要对社会关系进行原则性约束，并使之成为智能社会的立法准则。这些治理原则，需要通过社会运行中的主体互动予以精准厘清、动态调整。当前，在全国开展的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将为我们提供丰富、生动的实验数据与实践经验。
新的社会关系图景呼唤新的治理理念，并催生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预见，社会科学将在智能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中，调整社会关系是核心问题面向。我们需要框定智能社会的社会关系、互动原则，并以此为基石，调整、规范智能社会成员的行为与互动。在人与人关系方面，应遵循“和谐相处”原则。这是任何社会发展形态都应当遵循的原则，但在智能社会也具有特殊性、时代性，需要设置类属互动与类属际互动的合法性边界、有效性边界、安全性边界。在机与机方面，需要遵循“群体智能”原则。大量承载算法的机器人之间，需要通过一种协议、联动、协同机制，使得机器人（蜂群）之间能够共同完成特定任务。在物与物关系方面，需要遵循“整体协同”原则。智能城市将构建一种基础性数据生态，支撑全网智能联动。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基础设施将具有边缘计算功能，赋予终端自主性、灵敏性、智能性。设施之间是数据联动、行为联动的。在人与机关系方面，总体应遵循“人指导机、机服务人”原则。个体（人）在工作、生活场景中发出指令，指导机器人行动，并动态反馈服务效果、效能。机器人不是单纯地按照人的明确指令行事，而是形成记忆、推断特征、智能预判，提供全方位精准服务。在人与物关系方面，应遵循“人维护物，物支撑人”原则。人对物进行状态维护、数据提供、边缘计算、动态管理，物在其设计功能之内对人与社会提供神经感知、状态汇算服务，并传输到城市神经中枢。在机与物关系方面，遵循“机嵌入物，物制约机”原则。在智能社会，部分基础智能算法（边缘计算）将会嵌入物（设施），使得城市设施可以在最初阶段、局部区域进行基本运作、数据传输，使得基本问题（例如道路积水）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反馈，从而缩短治理决策链条。同时，智能社会运行需要“踩刹车”机制。为此，我们需要用物（硬盘、电力、设置等）控制机器人与算法，使得智能社会状态随时可以暂停或关闭。这要求智能社会的物具备两种状态，既能运行智能社会治理，又能支撑常规城市建设、社会治理，二者高度兼容、灵活切换。

（作者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