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交通银行首席信息官侯维栋仍然非常忙碌，因为交行的数据中心在春节期间要切换到位于上海张江园区的新数据中心。两年前，侯维栋和国内另一家大型银行同时签约购买了张江园区的地，准备兴建数据中心。如今，交行的数据中心乔迁在际，而那家银行的数据中心还在打桩。同行对“侯首席”的速度又一次发出了感慨。

2002年4月，侯维栋来到交行，担任电脑部总经理。当时，交行总行的信息化状况“非常可怜”，员工用的都是新浪、搜狐等私人邮箱，总行的邮件系统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办公系统也不行。这是由交行的历史传承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交通银行恢复时，各分行都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建立的，形成了国内银行界少有的多级法人体制，这使得交行的很多决策都是分行说了算，总行只是一个管理处，这种体制长期以来严重影响着交行的发展。现代商业银行要发展、防范风险、加强管理、提高竞争力，就必需采用集约化管理模式，上收分散在分行的权利。交行通过调整管理体制，实现了一级法人，但是由于IT系统落后，总行依旧很难掌握分行的真实信息，所以在经营、管理上，困难很多。

　　2002年，交行大量的信息系统都是基于分行的，总行的信息系统非常薄弱。当时，交行分行处长到总行和侯维栋谈工作，就有底气对他说：“有项工作，我和你协调一下。”侯维栋说：“当时确实是分行强、总行弱，他确实认为自己比总行强得多。”

　　侯维栋首先从制定全行的信息化整体规划入手，“为了满足集约化经营和管理的要求，必须实行数据集中。”于是，交行的“大集中”项目被提上了日程。当时，交行明白数据集中的人为数不多，而侯维栋并没有大把的时间培养人、悠哉地搭建系统。从那时开始，他将交行信息化整体规划化为胸中的丘壑，精当地把握着建设节奏，将交行的信息化建设带进了多头并进的快行道上。

　　整体规划敲定后，侯维栋就开始着手培养技术队伍。他马上从分支行抽调技术高手，再加上刚毕业的学生，将这70个人集中到北戴河交行的培训中心，封闭3个月做大型机平台的系统培训；与此同时，他从总行的业务部门抽调出部分业务人员开始研究面向数据集中的业务需求。待集中培训的技术人员回来后，业务需求已经摆到了他们的案头，他们马上就投入了系统架构的设计中。前后不过1年多，2004年7月，交行面向公司业务的数据集中系统上线，开始逐个分行推广；2005年6月24日，交行所有公司客户的业务数据全部集中到总行。至此，交行对公业务的数据集中项目完成。

　　在交行数据集中项目建设过程中，任何一个子项目还在进行中，其下游项目就已投入了准备阶段。待这个项目完成，等待“东风”的关联项目便趁势启航，这就是侯维栋创造速度的最大诀窍。

　　在交行启动数据大集中项目时，管理会计项目便开始准备。“管理会计如果没有数据集中的平台支撑，它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在建设基础数据平台时，对管理会计进行了一些准备。2005年6月，我们完成了对公业务集中，年底就在各省级分行推出了管理会计项目，实现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2005年6月，交行对私系统一期推广完毕；2005年9月18日，对私系统二期就推出，开始逐个分行上线。今年8月，交行对私业务将完成数据集中。那时，侯维栋初来时制定整体IT规划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交行下一步信息化规划又一次先动了——已于2005年底启动。

　　3年来，交通银行——这个国内第五大银行不仅在信息化上发展速度惊人，在公司治理、股份制改造上也是国内银行业的一匹“黑马”：2004年6月30日，完成财务重组；2004年8月18日，引进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合作伙伴；2005年6月23日，交行在香港上市，成为内地首家境外上市的大型商业银行。

　　2004年，交行在公司治理上还有一个大动作——率先在国内银行界设置了CIO、CFO两个高级管理层职位，侯维栋成为国内银行界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首席信息官，进入了企业的管理决策层。作为对IT依赖度很深的金融企业，交行设置CIO职位从更高层面认可了IT与金融核心业务之间的关系。因此，当有人沿用旧习称侯维栋为“侯总”时，资深金融专家黎江总是很认真地说：“他是侯首席”，尽管侯维栋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称呼他。

　　在侯维栋创造交行的信息化速度记录的过程中，CIO身份给了他非常好的支持，“在这个位置上，我可以协调很多资源，如果我是IT部门总经理，可能还不行。”他可以根据整体规划，协调交行各个业务条线，控制进度、把握节奏，“这是交行IT建设比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侯维栋说。

　　在这个过程中，侯维栋还在交行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这个山东大汉做起事来有魄力而不乏缜密，不过，评价起自己来却有些“保守”——“比起别人来，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但我有一个特点——对银行业务比较熟。”侯维栋在银行工作了20多年，担任过基层行的行长，对业务非常了解。深厚的业务背景加上对IT技术的透彻理解，让他在和业务部门沟通时，“第一我会替业务部门着想；第二他们向我提问题时，我很容易理解，这样他们慢慢地就会把相关的事交给我来考虑。”

　　2005年底，交行完成了香港、纽约、东京、汉城、新加坡等5家海外分行的数据集中项目，这让交行在打通境内外业务上占得先机。喜欢考虑“如何联动”的侯维栋早在2005年中就开始研究，如何透过交行设在香港的海外数据中心，透过其战略合作伙伴——汇丰在香港的网络，双方在业务上进行互补。“汇丰在境内的营业机构少，而我们在国内有2700个营业机构，我们在境外机构少，可汇丰在境外有9000个营业机构。这样通过信息系统的支撑，会给两个行在经营、合作上，提供一个桥梁。”

　　CIO的位置给了侯维栋更开阔的视野，“我能够看到全行的战略层面。”这才是“侯总”和“侯首席”背后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