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李 毅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请问，如何正确理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解读：翟 云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由此，如何正确理解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就显得尤为重要。破解了这个难题，就等于掌握了开启数据要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之门的“金钥匙”。
数据要素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要素涵盖了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环境条件，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坚实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事实上，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集中体现在这个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上。而生产要素又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范畴，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演变不同阶段的生产要素不断发生着分化和重塑，彼时的生产要素地位也在不断更迭变化。农业经济时代，恰如威廉·配第提出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那样，传统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主要取决于土地和劳力这两种资源。待到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诞生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机械化”时代的大规模机器生产迅速取代了人力，土地和劳力这两种主要生产要素逐渐让位于机器和资本。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爆发了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管理体系快速成为独立于资本之外的生产要素。20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技术知识上升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悄然而至，数据量和算力呈爆炸性增长，数据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正如量子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认为的，“万物源于比特”“信息（数据）是宇宙存在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可以说，数据正日益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已经来临。
数据要素呈现独特新特征。与土地、劳动力、管理、技术、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无疑是生产要素大家庭的“新面孔”。然而，它超越了传统要素的基本属性、作用形态和增值方式，一跃成为数据时代抢占领先跑道的战略资源。数据要素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数据要素具有非稀缺性特征。稀缺性是指资源因无法满足人类社会不断扩大的需求以及无法实现空间上的均匀分布而呈现出稀缺状态。然而对于知识、信息、数据等无形资产来说，它们因累积迅速且不占有空间而具有非稀缺的性质。数据要素的这种非稀缺性特征并非意味着数据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是有两重特定含义：一方面，数据在共享过程中可以实现指数级增长。数据传播链条越长，它的增量便如滚雪球般越发庞大。另一方面，数据可以在储存允许的前提下重复使用、循环使用乃至无穷尽开发，因而它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倍增效应。第二，数据要素具有强劲的流动性。流动性是生产要素产生价值的基本前提，不同生产要素的流程性程度存在天壤之别。土地流动性最弱，劳动力流动性次之，技术流动性适度，资本流动性较强，而数据流动性最强劲。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生产要素在流动过程中会呈现出形态迥异的特征。具体而言，劳动力流动和土地流转既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民在限定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技术能够作为商品流通的前提是它具有先进性，如此方能在不同国家、地域、行业内部（或之间）输出与输入。投机性和逐利性是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而资本在流动的同时常常会和其他要素裹挟在一起发生裂变，因此它对经济社会推动作用更加显著。作为21世纪的国家战略资源，数据要素的流动呈现出速度更快、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特点，这也让它成为了生产要素大家庭中最富有增长价值的“潜力股”。第三，数据要素具有非排他性。排他性指一事物在一定范围内排斥另一事物的性质，而经济学视角下的排他性则指在技术上排斥他人使用的可能性，比如某人使用或消费一种物品时便阻止了其他人使用或消费该物品。由此观之，资本和劳动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技术虽具有非排他性特征，但与数据相比则逊色三分。理由显而易见，数据本身具备的非常强大的复用效率使其可以按照既有模式在一定范围按照一定权限重复使用，这无疑彻底颠覆了传统要素的使用局限。第四，数据要素具有时效性。数据的重要程度与时间成反比，如超过规定时限，数据可能就变成没有意义的数据了。比如，马歇尔曾用森林中树木与企业的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周期作比较，“岁月或迟或早都要对它们产生影响，他们逐渐失去活力”，当企业死亡（注销）后，再对该企业相关的数据作分析就毫无意义了。
数据要素催生经济社会新模态。数据要素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动能，更重要的是，它还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是数据要素加快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据统计，2012年到2021年10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12万亿元增长到45.5万亿元，在整个GDP中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我国坚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充分激发企业在市场分析、个性定制、算法推荐、智能制造、精准营销、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在管理方法、生产模式、组织形态等领域进行深刻变革，不断优化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链，进而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新零售”“新制造”“直播带货”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流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标配”。二是数据要素成为保障社会安全高效运转的动力源。数字时代给创造精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迸发空间。如“杭州城市大脑2.0”汇集了交通管理、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的数百亿级数据，展现出全国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窗口”的“头雁风采”。健康码则更是成为抓实抓细疫情防控、顺利实现“动态清零”的重要基础。三是数据要素有助于增强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政府治理目标。“无证明城市”让循环证明、奇葩证明成为历史，“一网通办”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变成现实。“跨省通办”推动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通畅运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此走上快车道。“数据经纪人”则架起了政府、企业之间的桥梁，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着“催化师”的作用。
数据要素引发国家治理新挑战。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它在对传统生产力的内涵进行拓展和延伸的同时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急需高度关注。一是数据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数据是互联网的DNA和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安全既是网络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数据泄露问题突出，数据无序流动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日益成为影响隐私保护、社会稳定、产业发展、网络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这要求我们必须拉起数据安全绳，筑牢数据安全防线。二是数据共享开放问题。一方面，要消解政务部门内部数据共享中的“要数据比要饭难”困境，加快破除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三座大山”，清除制约数据共享的“拦路虎”，建立起按需共享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充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已然成为数字化改革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要奏响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乐曲仍需破解多重困境，让沉睡的公共数据“活”起来是摆在各级政务部门面前的重要议题。三是数据垄断问题。这实际上是发展和规范之间的矛盾之源。近年来，一系列案例映射出数据垄断正由传统的经济学概念演变为攸关国家主权的政治学范畴内的关键指征。四是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是充分激发数据要素潜能的“牛鼻子”。近年来，伴随着数据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兴起，数据交易所逐渐成为市场宠儿，不少城市竞先抢滩数据交易新赛道，成为这条赛道上的领跑者。但此时一些问题亦逐渐浮出水面：如何消解数据定价难这个世界级难题？除数据交易外有无其他激活数据潜能之路？能否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破题口，从数据要素生产、流通、配置、消费的全流程齐发力，重构新型数据生产关系？这些问题需加快逐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