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意味着智库拥有新的思想观念和形式结构，其包含的知识体系与体制机制呈现出系统性转变。无论新型智库被赋予了怎样的内涵和发展方向，鉴于其产生的根源、存续方式和发挥功用，都必须确保其与政策科学和学科技术的紧密结合。从我国社会现状、时代发展趋势和国际智库发展形势来看，数字赋能是新型智库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赋能是大势所趋
我国社会结构体系庞大，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大多跨区域、跨学科、跨技术，且涉及错综交织的关联体。面对这一复杂系统性工程的衍生性问题，各类新型智库的建设和研究需要覆盖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智库还要在发展过程中把握社会发展形势，融入数字化发展潮流，激发产出活力，以其优良产品发挥启迪民智、咨政建言的作用。

虽然过去智库在成果产出方面确保了“量”的供应，但实际上“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数据获取的手段方式单一、数据的可触及范围狭窄、信息获取的不对称等均是影响当前智库质量的障碍，也是产出成果未得到认可的重要因素。例如，智库产品的产出过程，缺少长期专题性的数据追踪，导致在面临决策咨询时，往往处于信息匮乏的状态。而信息越是匮乏，越有可能形成偏差性的方案。与此同时，当智库面对过量信息时，冗余的信息又成为难题之一。如果仅利用人工测算而不依靠数字技术对其进行处理，则难以满足时效性的要求。
如今，数字化时代带来了诸多领域的革新变化，数字赋能智库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但从目前来看，我国依托数字技术运作的智库较少。由于缺乏数据支撑、全流程数字技术模式的支持和数字化信息技术运行的维护，智库要想在传统单一的智库管理和发展模式基础上寻求突破，就显得举步维艰。另外，国外一系列优秀智库通过运用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日渐处于领先地位。由此可见，掌握数据与数字化技术，有利于智库充分争夺话语权，而在建立起品牌知名度后，也能为传播智库成果增添不少筹码。
从新型智库的功能定位来看，数字赋能有利于搭建智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实现知识与功能的协同。一方面，互联网将“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连接起来，使在线决策咨询、建言启民成为可能。打造数据空间以及畅通网络数据渠道，有利于智库快速便捷地获得研究资源，提高其通过系统性数据分析进行决策咨询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在智库评估过程中，数字赋能可以帮助智库建立多元评价机制来进行科学研判，例如动态跟踪研究决策，把握政策变化趋势，根据研究成果采纳情况判断决策者对决策咨询模式的影响，以及分析不同类型智库的宣传效果和不同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对智库产品的影响。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谋”与“断”
从智库研究成果的水平来看，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优点，是助推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的钥匙。在数据的获取量与具体决策产生冲突的时候，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做到定量配给、精准预测研判，从而提高智库产品的可靠性。
在对接政府部门需要和各类组织需求、引导民众的过程中，智库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拓宽建言、引导、评估等渠道，需要采取党建引领机制，助力智库转变评估方式，让智库理论成果有效发挥应用价值。党建引领是新型智库的内涵之一，有利于提高智库的资源获取力度和整体运营能力。一方面，党建引领机制可以使不同类型的智库紧靠民生事项、围绕时政热点，致力于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囊团，产出更贴合政府决策需要的成果，从而赋予智库更丰富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党建引领可以促使政府部门发挥信息优势，开放更多数据库资源，为智库开展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从而推进智库信息化建设进程，引导智库向前发展。
关于数字赋能智库高质量发展，实现科学决策的“谋”与“断”，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完善理性逻辑。智库产出要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此确立智库产品的定位导向。其中，工具理性在于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运用，需要以数字技术手段作为重要支柱。例如，实际操作过程中，对研究问题分门别类形成“框架问题”后，再进行有序规整，借助大数据算法及时提供匹配性方案。价值理性在于创造新的价值以及进行价值判断，推出政府、市场更需要的产品。二是凭借数字技术构建空间上动态且多样的智库，即通过网络空间实现智库竞技或联盟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依靠智库间的竞争进行产品竞争，或成立智库联盟，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知识分工，合力打造智库产品，以此激发新的观点和思路。三是有针对性地开放数据库，实现数据资源多方共享。空间数据在智库产品供给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敏感类数据，可以将获取权限分配给专门的研究人员，由其进行数据分析，提供最优的政策方案。
数字技术变革引领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不仅能减少数据流通时间和决策等待时间，极大提升智库产品生产效率，也能为个性化数字产品的创造提供动力。毫无疑问，数字赋能将会使智库产出成果更好。与此同时，在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应根据实际场景合理使用数字化工具，防止过度量化。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