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相关部门基于网络生态治理的特点和规律，通过重点强化专项整治和基础管理，遏制了部分网络顽疾恶化的势头，网络生态状况整体向好。但网络生态中的部分顽瘴痼疾仍然借助新的传播方式不断以新的表现形态出现，分布在网络内容、网络运营、网络黑产、网络道德等多个领域，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干扰我国网络空间秩序，仍需进一步强化治理。
网络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力量，并以其内在逻辑持续改造着人类的生产、消费与再生产过程，加速重构全球社会结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构建良好网络生态，对于维护公众权益，保障网络安全，提升网络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发展意义重大。2022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指出，网络生态日益向好，网络空间日益清朗，赢得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但同时，网络生态乱象极易反弹反复，一些顽瘴痼疾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也在不断出现。
网络社群的舆论表达与集体行动趋于圈层化，会助推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
作为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平台，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个体的思想方式与行动方式，而且也改变了社会思潮的传播路径与接受方式。社会思潮是特殊社会心理的系统化反映，在各类不同的舆情焦点事件中，社会思潮在孵化平台、传播路径以及催生的行动方式上总是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目前，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均在互联网上频频发声。值得注意的是，当热点事件发生后，不同思潮会通过链条式的扩散传播模式，形成特别的网络社群圈层。因此，当下网络生态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全民性与系统性，更在于移动互联和算法推荐技术助推下形成的群体细分。在网络舆论焦点事件的发展演化过程中，这些细分群体基于不同社会思潮的舆论表达与社会行动被激活，众多“大V”与大量网民参与其中，并进行激烈的议题博弈与话语竞争，形成明显的群体分化与舆论极化趋向。当这种网络社群圈层的舆论表达极端化、模式化之后，就形成了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Cyber balkanization）。一些话题成为众多社群关注的敏感点和话语权争夺的焦点，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火药桶”。比如，性别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领域，互联网上性别对立现象日益尖锐，家暴案、“普信论”“冠姓权”等频频引发舆论热议。
圈层化的网络群体已经成为各类网络谣言的集散地与观点的信息茧房，圈内舆论议题更是呈泛政治化、泛娱乐化趋势，且政治娱乐化趋势加强。在敏感议题上激烈的话语竞争，其本质是不同群体间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交锋，并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情感需求、思想愿望及政治经济情况。但也要看到，这种跨圈层的舆论交锋已突破区域限制，滋生了对立信息的二次传播与风险生成。特别是不同立场间的舆论表达虽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话语互动，但从其互动内容来看，却以批判攻击为主，而非理性讨论，其实质是通过激进的话语策略来抢占话语空间。这不仅会阻碍社会共识的达成，而且也会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挑战。
更重要的是，当下网络社群的影响力逻辑还往往将舆论表达与集体行动整合在一起，体现为“焦点事件—舆论表达—情感动员与价值动员—立场锚定与共同体建构—网络自组织—集体行动”的路径。特别是一些网络社群线上线下相结合，不断制造新热点与新冲突，助推热点事件持续升级。行动主义传播的核心要旨在于将行动与传播融为一体，通过策划大规模的行动来制造可供媒体报道的事件，以形成更广泛的舆论动员效果，近年来行动主义基于互联网进行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是所谓的线上行动主义，又称“懒人行动主义”，主要是指通过娱乐化、艺术化的方式，以表情包、漫画、歌曲、行为艺术等形式，吸引网民关注，并进行转发、评论、点赞等，从而策动大规模网络集体行动，制造舆论压力。线下行动主义则通过围观、探访、看望、纪念等形式，有的还同步进行网络直播，故意“碰瓷”，一方面逼迫相关部门采取行动，寻找漏洞，为后续炒作提前酝酿议题；另一方面则制造意见气候，动员围观群众。
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及“过滤气泡”现象更为隐匿化、极端化，暗藏舆论绑架决策的风险
当前，国内外环境的变迁给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各类自媒体平台开放更多内容接口和提供便捷的商业变现渠道，不断吸引巨量的个人和组织加入，自媒体时代的传播者身份因此变得空前多元。但是以几何倍数增长的传播者及其生产的庞杂信息所面对的仍是数量已经基本固定的受众及其有限的注意力，于是以“流量”为代名词的“受众注意力”成为所有传播者争夺的焦点。这样，在信息过剩但注意力稀缺的互联网上，流量就成了硬通货。在此过程中，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也因庞大的拥趸成为赚取眼球、猎取利益的“流量密码”。一些网络平台、商业机构和关键意见领袖（KOL）把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作为营销手段，来实现资本利益诉求，不断炒作社会热点事件，制造阶层对立和群体撕裂，为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滋长推波助澜。
数字空间中的民粹主义一旦被流量和资本掌控，就不再单纯停留于传统民粹主义抵制、抗争和解构精英文化的维度，而是会在数字资本的驱动下演化为一种可以带来资本增殖的文化生产方式和文化消费手段。特别是网络自媒体高度的灵活性和部落化倾向，让一些有相同观点的人同声相求，使得观点更加激进极端。另外，由于网络参与的便捷性和平民性，部分网民借助公共话题反映利益诉求，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成为民粹主义的“易感人群”。一些网络“大V”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会选取一些博眼球的新闻进行炒作，不断博下限、触底线，成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吹鼓手。
随着数字技术、移动互联和智能算法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用户群体和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和细分化，实现内容与用户的精准匹配才能增强用户黏性、提升传播效果。各类传播主体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准确刻画用户群像，深度把握用户特点，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在此背景之下，具有人工智能倾向的算法迅速渗透进社会各层面，并表现出强大的威力。数字媒体与算法技术的结合，致使其不但能够影响各类社会思潮的传播，还能够让传播模式趋于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从而给一些社会思潮通过营造“信息茧房”进而实现社会控制提供了契机。在如今的一些西方国家，资本操纵算法政治俘获社会的现象愈演愈烈，已成为一种政治传播景观。
在这种潮流驱动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在算法加持下，不断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例如，有学者提出了“算法民粹主义”的概念。所谓算法民粹主义，指的是网络平台或其他社会行为体，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然后利用算法技术将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账号或相关内容大规模、精准化地推荐给目标民众，进而增加流量的现象。作为一种策略与手段，算法民粹主义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智能推送实现了民粹动员与算法动员的有机结合，并通过数字媒体平台的广泛链接进一步助推网络圈层化，由此引发的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及“过滤气泡”现象也更为隐匿化、极端化，对舆论的塑造能力大大提升。
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塑造舆论能力的提升，也隐藏着绑架决策的风险。特别是近年来，国内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拥趸趋于融合，形成所谓的民族民粹主义。这种民族民粹主义可以看成是一种走向偏激的民族主义，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在对外关系上坚持民粹主义式的二元对立思维，用强硬程度来作为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评价标准，甚至试图通过绑架舆论引导决策走向。
境外势力利用计算宣传技术，持续升级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输出战略
计算宣传指的是使用算法、自动化和人工策划展示等手段进行的有目的地在社交平台上操控和发布虚假信息的传播行为。通过大数据与算法推荐技术，计算宣传实现了“信息投喂”的自动化和精准化以及社会情感的武器化，并通过复杂的内外联动实现了深层协同化。通过计算宣传，可以影响本国民众的国际问题认知，左右相关决策；可以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选举活动，发挥隐蔽政治影响力；也可以通过舆论操纵，以“舆论背刺”的方式完成意识形态渗透；还可以避开正面冲突，对目标国进行自主行动策划。综合已有案例来看，计算宣传通过使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技术提高了信息的曝光率，海量具有政治性目的的信息会大量充斥于社交媒体，很容易被网民误认为是“主流民意”，甚至让决策者产生误判。可以说，计算宣传强化了通过流量、流向和内容影响公众行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干扰。因此，相对于传统宣传而言，计算宣传不仅是一种隐蔽性极强的宣传方式，而且基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其效果可以远远超越传统宣传。
计算宣传目前已经成为国际舆论战的重要形式，一些国家和地区围绕将中国塑造为全球公敌的战略目标，频繁利用社交媒体制造事端。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开展多轮基于计算宣传的舆论攻势，其通过计算宣传扰乱我国网络空间的操作手法主要有：
第一，处心积虑研究我国网民特点，大规模制造并散播谣言。计算宣传可以根据多种渠道泄漏的用户数据，实现对我国网络受众的精准画像，然后批量生产或真实、或虚假、或专业、或通俗的内容产品，通过迎合用户的喜好而构造出一种封闭的传播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用户接收到的信息是经过“过滤”和“算法计算”后的信息，同时用户也非常愿意相信与他们认知和观点偏向于一致的信息，加上利用大量社交机器人在信息茧房内传播这些内容，形成统一的意见气候，进一步给用户造成内容真实的假象，从而加深用户的固有认知。
第二，境内境外联动“唱双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境外账号制造谣言，然后通过境内自媒体平台账号洗稿搬运，大规模散播谣言，激发民众不满、愤怒或恐惧情绪；另一方面在境内社交媒体平台策动部分自媒体账号顺应正能量宣传的逻辑，不断拉高舆论预期。通过这种“拉踩”的方式，既制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撕裂和对立，又吸引了更高的流量和关注度，意图压缩决策空间。
第三，通过深层协同机制，将局部问题全局化，将民生问题政治化，将个别问题阴谋论化。境外网军会针对焦点事件进行周密策划，通过不同类型KOL的介入和阐释，逐步转换该问题的建构框架，进而逐步将该问题政治化、国际化，同时通过社交机器人的扩大传播，将小事炒大、大事炒炸。这种舆论操纵手法在发起时，往往以民生问题为伪装，以提升话题的关注度，并造成管理者的麻痹大意。然而在KOL与社交机器人介入后，原本被忽视的小问题将持续发酵并迅速扩散，矛头迅速转向对社会治理、人权保障、体制改革等政治问题的抨击，并试图煽动线下的抗议行动。从境外网军对我国多起舆情事件的介入时机和操纵手法来看，其对我国舆论生态和管理措施了解较为深入，对舆情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极为娴熟，舆论攻击“爆点精准、节奏紧密、物料充足”，且与境内外敌对势力联动策应，其筹谋之细密、手段之卑劣、危害之深远，表明境外网军妖魔化中国的战略步步为营，已经成为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
网络水军攻击手段趋向视频化、智能化，网络黑公关潜滋暗长
基于自媒体平台，网络黑公关朝着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其组织严密，“打手”“擦手”“推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既可以传播垃圾信息干扰正常信息传播，也可以倾向性地攻击或支持某个话题或人物；他们规模庞大，掌握着丰富的自媒体账号资源和海量“僵尸粉”，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炮制大量“黑稿”和相关言论；他们精通网络传播规律，善于筹划预谋，常在突发事件发酵和蔓延的关键节点煽风点火、断章取义，或转移舆论焦点，或塑造公众认知。国家开展针对性专项行动后，网络生态持续向好，但网络黑公关向视频化、智能化、协同化转型，仍在潜滋暗长。
一方面，网络黑公关力量掌握的水军开始向抖音、快手、西瓜等短视频平台进行跨平台转移，短视频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抹黑手段。从内容生产上来看，这些短视频往往针对当下热点事件、名人和热门企业品牌，东拼西凑进行视频拼接，多采用机器人播报的形式，配以耸人听闻的标题。从运营方式来看，他们或剪辑历史视频，或搬运境外视频内容，且通过剪辑不同素材编撰同一内容获取原创标签，以获得更多提成奖励。这些短视频虽然大多质量低劣，但数量庞大，且熟练运用沸腾体、捧杀体、唱衰体等套路，再辅之以“正义”“正道”这些能够轻松激发人们道德感和情绪感的标题，并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和语言诱导的方式鼓动分享，容易形成大规模转发现象。例如，2021年8月，某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华为裁撤加拿大总部谣言，其首发来源是境外的YouTube账号，被搬运到境内后，近千余账号参与扩散，并广泛分布在娱乐类、军事类、资讯类、情感类等领域。
另一方面，网络黑公关使用的技术手段也愈加智能化。相比于真实流量，利用AI技术来装备“水军”，在社交媒体上刷关注度和点赞量，显然性价比更高。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进步，可以基于网上已有的大量真实评论为素材，使用循环神经网络（RSS）进行训练，用语言模型生成新的文本。这种技术生成的评论不是简单从已有素材中进行复制，所以难以被机器检测到。比如，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基于谷歌的变换语言模型训练与开发的GPT-3自回归语言模型，不仅可以写出无法与人类区别的文章与字串，还可以学习某个人的语言风格，基于该技术完成的文字评论应用到网络新闻和电商产品评论中让人难以分辨。不仅如此，从内容形式上看，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制造足以以假乱真的文字，还可以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对图片、声音、视频等各种媒介类型进行伪造。例如，Adobe公司开发的Project VoCo 软件，可以在一段声音里直接插入和改动某几个单词，将声音进行重构和创造；利用AI模型，可以直接将动态的视频进行唇形转换，输出与目标语音相匹配的视频结果，也就是说只需一段人物视频和一段目标语音，就能让其合二为一。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化发展，不仅提升了网络黑公关的效率与效能，而且为他们规避监管打开了方便之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营造良性网络生态还面临很多挑战。针对这些挑战，需要适应当前互联网发展圈层化、算法化、智能化的趋势，既发挥监管部门的主导作用，又发挥互联网平台方的主体作用，同时调动网民、媒体等监督力量，多措并举，多措共施，全方位、立体性地涵养网络生态，逐步实现网络生态治理由局部治理、分散治理、应急治理向全面治理、系统治理、日常治理转变，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危机中的风险沟通与效果评估研究”（项目编号：20AXW008）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项目经费支持】
【参考文献】
①贾立政、王妍卓：《网络民粹主义的形成机理和抬头原因》，《人民论坛》，2021年第35期。
②Woolley S C, Howard P N. Automation, algorithms, and politic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and
autonomous agents—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