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回应性理论
数字政府之所以能够弥合公共服务鸿沟，是因为其在公众需求的满足方面实现了较大的突破。为了更好地探究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对公众互动和需求满足的逻辑，需要从众多有关政府治理模式的理论中，选择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理论，旨在为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对社会需求的锚定提供理论基础。
1. 政府回应性理论的起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我国的治理领域也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由此衍生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模式，推动着我国的治理水平不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改造和升级。一方面，政府治理理论体现了时代变迁后社会公众需求的转变，即深入强调“公众在政府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加强政府与公众间的交流与沟通”、“多主体参与”，这与信息时代下社会民众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具有较高的适配性。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政府治理理论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变迁过程中，这些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不止于实践，很大程度上可以真实有效地反映出政府职能转型的发展和变迁历程，有利于进一步理清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过程。
这些理论既构成了本研究研究的重要基础与思路来源，也为报告分析框架的构建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材料基础。因此，这一系列的治理理论是数字政府改革的理论指导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依靠数字时代的先进技术条件，许多符合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却由于技术限制无法实现的治理理论，在数字时代均能得到较好的实践和应用。
在数字政府改革实践中，融入了较多的政府治理理论，政府回应性理论就是构成现代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他的政府治理理论还包括公共服务理论、“政府即平台”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均是指导政府进行改革，不断完善自身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参考指南。这些理论体现了全球化治理变革和创新的进程，对政府数字化治理发展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2. 政府回应性理论的适用性
相较于其他的政府治理理论，政府回应性理论更侧重于对公众需求的满足。我们可以在其与其他现代政府治理理论比较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政府回应性理论的内涵和特征。第一类是以公共服务理论为代表的宗旨转换类理论，这一类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完善和调整。新公共管理理论最早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西方国家中出现。
针对由政府存在的管理危机带来的行政改革需要，以奥斯本和盖勒布为代表的学者团体，提出了转变政府形象的理念，从“结果导向”转变为“顾客导向”。具体而言，表现为借助私营部门的目标管理、绩效管理等技术，转变政府现有的管理职能为服务职能、注重社会各主体的参与和协作、进行政务服务创新等，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进程。
然而，由于其过渡强调私营部门秉持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观念，重视“效率”和“结果”而忽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差异，导致了自身的局限性。为建立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以罗伯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重新定位了政府的角色是“服务”而非“掌舵”，并深化了优化公共服务、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政民互动和倡导人本主义等措施。
由此可见，政府回应性理论是在公共服务理论所蕴含的“顾客导向”理念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第二类是以“政府即平台”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代表的治理主体类理论。此类理论侧重于探讨到底“谁来进行治理”的问题。
其次，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需要借助先进的网络计算机技术，不断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社会各主体如政府、民众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可以就政府推出的项目，通过协商、交流等方式达成一致，从而达到打破信息壁垒，共同改善公共服务的目的。最后，在实践层面，此过程的建设共分为十个步骤，形成层层递进的关系。
一是将政府的构建理念进行公开发布；二是打造便于公众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的数据公开设施；三是创建政府部门对外交流的窗口，如网站和应用程序等；四是将政府的信息公开端口与公众的使用服务端口进行对接，保证信息能够在二者间顺畅流动；
五是注重信息的开放和共享，提高与其他部门、其他城市和国外各主体间的经验分享、交流频率；六是在借鉴他人成功经验的同时，还需要结合本国的现实情境和特点，不能够全盘否定原有的运作方式；七是增强政府职员对“政府即平台”理念的认同感，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训和免费的使用端口；八是有必要建设一个软件存量丰富且颇具特色的应用商店，让公众有范围地选择自己满意的应用；
九是提倡开放包容的社会交流氛围，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十是降低公众参与治理的门槛，采取举办活动的方式引导社会各主体逐渐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目前我国搭建了相应的“数字平台”，大力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以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社会公众满意度水平。
多中心治理理论则是全球化治理变革和创新中的又一重要理论。它的提出者迈克尔·博兰尼认为“单中心的政府干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而且这种管理方式的效率通常不高，不符合更多依赖于自发的多中心市场秩序的现代工业体系”。虽然该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的重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就是其中的杰出学者，他们成功地将这一概念引入公共管理领域，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认为利维坦和私有化均不是有效的公共治理办法，人们彼此间通过相互信赖、彼此沟通建立的自主治理模式，是能够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主要方法，这也是多中心治理理论兴起并实现平等、合作、信任为关键要素的标志。
区别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找到了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平衡点。对于其应用作用的探讨，学界普遍认为它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少“搭便车”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还可以有效避免“集体行动困境”，为社会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更好的公共服务形式。另外，奥斯特罗姆为确保多中心治理模式运转的有效性，还预设了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以及相互监督问题。若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将会陷入“无中心治理”的困境。
为保障该治理模式不至于失灵，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需要建立各参与主体间相互信任的机制和社群观念，解决新制度供给问题；二是即使在缺少外部约束的前提下，处于治理模式中的每个个体，也可以遵守承诺，树立自我激励并监督他人行为是否违背组织规则的意识；
三是建立与可信承诺相匹配的相互监督，在实现自主治理的群体中，相互监督必须与可信承诺共同存在。换言之，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者缺一不可，共同保障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现。
综上，这一类理论重点在于协调社会多方力量，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虽然涉及了社会需求部分的内容，但并未很好地探讨政府改革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变革。由此，运用政府回应性理论无疑是研究政府与社会需求互动关系的最佳选择。（AB财经社）
就该理论的具体内涵和特征而言，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方式展开了热烈讨论。政府回应性理论一方面正是为了顺应社会日益高涨的呼声而产生的理论探讨；
另一方面，则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因过于追求市场的利益权衡模式，在政府运用的过程中忽视了公共性，在处理政府和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时过于理性化，欠缺了灵活性等问题的回应和理论弥补。
政府回应性问题主张政府需要对社会进行有效回应，将社会的诉求放在公共治理考虑要素的首位，也即处理政府和社会其他主体的关系问题。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的同时，还需要平衡其服务职能的供给。在该理念的倡导下，政府的工作重心从注重自身行政效率的提高，转移到关注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评价上来。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人们自主参与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民众选择运用互联网等平台表达自己的反馈意见，为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提出建议。学术界也发展了许多关于运用有关技术提高政府回应性的做法，就如何打造回应性强的网络平台建设、以及在这个完善过程中需要哪些配套设施进行保障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期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