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在这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中，人通过对象化活动构筑了一个属于人的、可以使人全面发展的世界，于是我们不再能找到一个中心化的媒介，人从而能够自由地选择暂时接受某种环境的媒介化，而最终的目标仍然是自我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盲目的占有活动。
■ 石润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深度媒介化是数字时代的标签之一。当今天我们说“媒介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再仅仅指称作为传播节点的公共媒体，而是数字时代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深度媒介化空间，被纳入到这个空间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构成了媒介化的参与方。当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深度媒介化现象实际上将每一个人纳入到了这个过程之中，例如：淘宝、京东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媒介化了原本的产销关系；微信号这样数字身份媒介化了原本的肉身交往；增强现实游戏、VR眼镜这样的新影像设备媒介化了社会精神……
在理解数字时代的深度媒介化时，我们应当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其视为广义媒介化的一种最新阶段，从而透视数字时代深度媒介化的历史性本质。我们不仅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对媒介化问题的深刻思考，而且需要通过马克思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资源，考察数字时代媒介化的线索，进而对此提出理论上的批判与研究。
数字时代特征之一：身体虚体化
可以说，身体的虚体化已经成为了当下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身体的最新表现。在数字时代，尽管工厂中的生产流水线仍然发生着马克思所讨论的身体被机器媒介化的状况，但是在工厂之外的社会空间中，身体已经从被一个可见的机器系统直接中介变成了被一个更加虚拟的数字空间间接中介了。比如，在数字平台中介下的外卖骑手、快递员都具有一个虚体化的维度，判定他们工作是否优秀的指标是那个作为虚体的账户的接单量、收到评价状况等。在沉浸式的游戏空间中，真正的感受是通过一具在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虚体而得到呈现的。因此，在数字时代发生的身体虚体化，不是简单的在镜像空间复制出了一个数字之我，而是作为身体媒介化的最新阶段，通过在庞大的数字平台之下构造的一个又一个虚体完成了对每个人身体的数字媒介化。
面对数字时代的身体虚体化现象，我们无需刻意将这种时代情境渲染为数字时代的魔法，而仍然应当将其还原为历史性的广义媒介化过程进行考察。毫无疑问，从马克思以来的身体媒介化批判实际上对理解与批判数字时代的身体虚体化现象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有效性。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批判中，工人身体成为机器系统的附庸，那么在今天的数字时代，用户的虚体无疑成为了数字空间中的新型附庸。
数字时代特征之二：交往数字化
今天，当依托于数字平台进行交往时，我们交往活动已经被数字平台媒介化了。这就使得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提问：作为媒介化交往最新形式的数字交往是否意味着一种交往异化的新形式？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平台通过数字界面将可数字化的社会交往活动尽可能地数字化。在这种普遍数字化的过程中，具体的社会交往活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交往活动日益被转换为数据。可以说，交往数字化的过程与马克思所指认的交往媒介化过程十分相像，只不过马克思发现的那个异化交往的媒介是货币，而今天的媒介已经成为了数字平台背后的数据。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作为异化媒介的货币中介了社会交往，通过货币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已经丧失了交往本身的意义，而使得交往成为了以货币这个媒介本身为目的的异化交往。在数字时代，马克思从媒介角度意义上的媒介对交往活动的异化的批判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相当有力的批判力度。在数字平台之上，社会交往的中介不是货币，而是数据。数字平台将可数据化社会交往活动尽可能的数据化的后果是，具体的社会交往活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从社会交往活动中获得的关注、阅读、点赞和评论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进而分析自己是否具有高社交价值。如果说马克思批判的是以货币媒介为中心的现实交往异化，那么数字时代发生的就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交往异化。
数字平台并非是一个工具性的中介，当数字交往发生时，数字平台的背后仍然有一个不可见的大他者在凝视着每一个用户。例如，曾经的饮食行业依靠的口碑，今天已经转化为美团或大众点评上的评分数据。当消费者选择光顾商家的时候，数字平台上的评分状况已经成为了选择的重要依据。类似的数据化的评分评级方式也发生在企业内部的绩效考核与排名中。当直接性的交往被取代，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真实的物，而是一个数字界面，这就使得精神的媒介化以界面化的形式发生了。
数字时代特征之三：精神界面化
作为一个数字时代的人，我们最熟悉的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物，而是作为界面的屏幕，尤其是点亮的屏幕，无论它呈现了何种具体内容，屏幕的亮光就始终吸引着数字时代的人投入其中。于是，界面就像一个现代洞穴，已经使得数字时代的人失去了看到真实世界的能力。
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意识到，通过被资本赋予魔魅的物，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精神的媒介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已经被表面神秘的物媒介化了。
如果说在前数字时代，精神媒介化还是通过技术景观的方式呈现，那么数字时代的精神媒介化就是以全方位的界面化为特征，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为深度的景观，并且制造了一种虚拟介入的表象。实际上，从马克思的拜物教到数字时代的界面化具有一贯的精神政治学逻辑。在马克思那里，精神的媒介化依托于被赋予了魔魅的物，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具有魔魅的物逐步演化为了魔魅的景观与空间，到了数字时代，这种魔魅之物就通过数字界面获得了新的形态，每个人的精神都成为了数字母体包裹之下的存在，从而呈现出马克思意义上的拜物教的极端形式。因此可以说，数字时代的精神媒介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压迫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通过一种技术药理学，才能从这种沉浸式的情境中解脱出来，进而生成解放的潜能。

观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内参观（2022年7月30日摄）。新华社发
马克思早就开过了药方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如动物一样沉浸于数字媒介制造的环境之中，失去了一种通过媒介获得解放的可能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虽然否定了感性异化，但是他正面肯定了人的对象化活动。这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在这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中，人通过对象化活动构筑了一个属于人的、可以使人全面发展的世界，于是我们不再能找到一个中心化的媒介，人从而能够自由地选择暂时接受某种环境的媒介化，而最终的目标仍然是自我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盲目的占有活动。
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一种技术药理学的路径。任何的技术都是一种药，但是这种药的效果是由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状况所决定的。当人们怀揣着推动社会进步的渴望开始服用技术之药时，常常会被技术之药蕴含的毒性所影响，陷入技术影响之下的休克状态，但是随着人对特定技术的深度认识与不断调适，技术便可能转化为一种良药，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中起到积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最早提出这样一种通过技术药理学路径实现人类解放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本人。
从媒介化的角度说，技术媒介的最初出现就是一种毒药。人类先祖最初使用技术媒介构筑自身的存在环境之时，技术媒介与人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充分协调的，他们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与技术媒介相适应。然而，人类终归消化了最初的技术媒介带来的震惊，并且逐渐对媒介获得了一种共通性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栖居于媒介构筑的生存之景中。技术媒介的单方面进展常常忽视了历史性的人类活动，而更多地沦为新奇幻景，而真正的解放运动固然离不开技术媒介的推动作用，更离不开大众通过劳动与生活形成的对媒介的深度理解与合理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