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部分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部分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未来五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杆，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是展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确保大国基业长青的生命线，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书，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创概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核心是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聚焦“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而展开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与国之间最根本的竞争，“依靠谁”“为了谁”是判断一个制度优劣的关键。我国国家治理的成功实践至少证实三点：一是西方有些人低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两大奇迹”，彻底粉碎了“中国崩溃论”；二是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一套完整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制度文明新形态；三是打破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治理迷思，“治理现代化≠西方化”，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坚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优势的根本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是因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苏联亡党亡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好，必须固本培元，以伟大思想撬动大变局，以巨椽绘就治国理政新篇章。
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需求样态、需要品质、空间意识、环保意识、文化需求，以及产品供给方式与渠道时效要求都在发生变化，这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对优美生态环境和基本民生保障、对表达意见、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都在不断升级，如果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不能满足人民对生活质量和其他方面的需求，人民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可和支持度就会下降，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就会降低。良治造就和谐，只有顺应人民的需要不断推进治理创新，高度契合并满足人民的新要求，充分尊重并发挥各社会群体的创造力，充分吸纳和凝聚各社会群体的民意，才能实现有效和良好的治理。必须在14亿多人口大国的治理实践中，不断创造治理奇迹，促成国家治理的宏观战略与制度安排和社会微观治理的充分参与相结合，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中激发人民爱党爱国的热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二、“中国之治”是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的充分彰显
“中国之治”饱含中国之理，内蕴中国之路。只有优化治理效能，不断创造治理奇迹，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薪火相传，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的真理力量才能穿越时空。
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往往体现为治理的效能，“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创造的伟大奇迹，不断筑牢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过艰辛探索得来的，中华文明的治理精华铸就其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治理观激发其雄浑伟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高度统一。我国在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均形成了科学制度。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大都写着人民的苦难。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私利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没有私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隐藏在背后的是制度的竞争和优劣。制度与治理能否呈现正相关状态，关键看制度本质及其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贯通的“总开关”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控制着中枢，确保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统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把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运用到具体的治理体系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确保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中枢地位，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一国两制”等重要制度。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三、开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治理文明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文明。
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从“大一统”到郡县制度，从阶层秩序到科举升迁制度，从监察制度到家族治理的乡风民约，从大国诸侯到中央地方关系，从八股取士到文官制度，从天下为公到小康大同，从以邻为伴到协和万邦，这些遗产对当代中国治理方式选择与制度设计都有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有历史传承、文化传统、沿袭惯性，内蕴“政道”理念、“治道”经验，直到今天，在很多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族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影子。
中国礼制传统博大精深，蕴含许多跨越时空的精华。例如，“德主刑辅”“为政以德”“正己修身”“政得其民”等思想，都主张“仁礼相济”“王霸合用”“恩威并施”的治理之道。宗教传统中也强调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诸恶莫做等思想。对传统规则的尊重与继承，要放到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3000多年的国家治理文明史，近代以来180多年治理实践，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治理创新，改革开放40多年的深化变革中来审视，在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将中华文明和中国制度的治理精要、治理风格、治理气派传承光大。
中华民族历史上没有侵略他人的先例。葡萄牙人航海探险与中国郑和下西洋相比较，西方大航海既具有冒险的精神，又暴露掠夺的本性。与西方的冒险文明、征服掠夺性文明相比，中国以友好对待异邦，西方以强权主宰世界。西方文明认为，所有人都能够在西方支配下获益。他们自居文明之巅，将文明分为开化、半开化与野蛮诸种形态，以“牧羊人”与驯服者的姿态拯救“落后文明”，俯视所谓的“弱小”文明。中国的治理文明主张，文明是多彩而平等的，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扩大中华治理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为缔造自由人联合体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