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现代化实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历史地看，传统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直接产物，而西方学科体系主要源于其主导的知识体系。当前，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智慧支持。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产物
现代化是由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由社会各层面变革和转型汇集而成的宏大发展潮流。随着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入，现代化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带来科学技术革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因应这种巨变，为变革实践进行理论解释和指导而兴起。从知识学视角看，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基本同步发展。
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几乎涉及每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18至19世纪，欧洲工业化伴随资本主义强势崛起，现代化理论处于萌芽阶段，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围绕西欧国家资本主义转型期的经验和问题展开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逐步由研究资本主义国家自身问题拓展至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同时，研究中心由西欧移至美国。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现代化理论学说。以社会学家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应注重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比较和转换；以经济学家罗斯托为代表的过程学派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强调应关注转变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变化规律；提出现代化“标准”的管理学和行为科学家英格尔斯，特别强调现代化过程中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改变；经济学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主张通过定量指标比较研究测度发展模式；提出“三次浪潮”理论的社会学者托夫勒开创了现代化研究的“未来学派”；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重点从文化与文明的视角讨论现代化道路；等等。以上由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广泛参与讨论的现代化理论集合构成了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其观点具有明显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峙、西方化一元模式的特征，隐含的逻辑就是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类似过程。照此理解，很容易陷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认识误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更加多元。例如，出现了解释欠发达国家现象的“依附理论”，着眼于劳动分工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现代化”，还有“反思性现代化”“后现代化”理论等，但这些理论整体影响并不很大。
不同民族现代化道路的实现进程取决于其具体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在西方知识体系基础上衍生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先行建构并广为推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主导了现代化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质上就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及人类社会的演化论。例如，帕森斯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西欧的“理性化”，而20世纪的美国已堪称现代社会的典范。他所强调的“理性化”即社会科学的“科学理性”，必然遵循价值中立原则，排除“非科学”的文化因素。类似观点在西方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然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其标榜的那样“科学理性”，其现代化模式以资本为中心，发展早期疯狂对外扩张、掠夺资源，并伴生物欲膨胀、两极分化、资本垄断、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后发的或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具备重复其道路的条件。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及其进程，取决于其所处的具体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尤其像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和庞大人口规模的国家，更不可能离开本土文化和国情谈现代转型。清末民初以来，在被动挨打的困局下，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探寻救国方案，但那些放弃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探索，都不能引导中国成功走向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今天我们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理支撑
在很多时候，人们常常混淆“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这两个概念，把既有的“学科体系”当作人类“知识体系”的全部。事实上，这两种“体系”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根本区别。
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指学术、文化或学问；学科则是按照学问的性质划分的门类。仔细辨析可知，知识体系是人类认知的总和，而学科体系则是知识体系的逻辑分类，是知识体系的系统化，是知识体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分类的需求。知识的产生和发展早于学科，一般意义上知识体系的内涵也要远大于学科体系。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已很宏大，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众多门类，每一学科门类还可进一步细分为更多层级的分支学科，但仍达不到对人类知识的全覆盖。人类知识体系则可以涵盖既有全部学科，还包括大量不能或难以纳入学科体系的地方性、个性化知识。
知识、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历史地理等因素紧密相关，并不断发展丰富。知识源于经验，又高于经验。就知识的产生过程和表达方式而言，知识和知识体系必然带有民族和地域色彩，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正如有学者所言，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因此，知识体系总体上属于文化范畴。学科体系则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形成，其更偏向于科学范畴。学科体系更具有普遍意义，知识体系则具有文化个性，其可以“自主”也应当“自主”。探寻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关系，需要深刻理解知识体系既是学科体系的母体，也是学科体系的文化根源这一重要特点。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也必须建立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我们提出了加快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建构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发展基于自主知识体系之上的学科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理论支撑，是我们这代学人肩负的历史使命。
（作者 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编辑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