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协同推进机制，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立足数字时代，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愈发成为一项紧迫课题。本期栏目对该话题进行理论问答。

主持人：王玥

嘉 宾：赵中源（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强化制度保障，实现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转变

主持人：目前我们在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还有哪些难点要突破？

赵中源：一是制度建设和机制保障问题。现阶段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不仅在立法层面存在缺失，在制度执行层面亦存在问题。同时，数字化协同方面的制度以及对于数字化平台、大数据治理等的监管规则也不完善。所以，应强化制度保障，实现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转变。同时，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还需构建一套科学、系统、合理的改革流程运行机制，如准入机制、监管机制、评估机制、标准化机制、退出机制等，确保改革执行不走样。

二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升数字能力，培育专业化数字人才。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通过切实有效的数字化能力培训，提升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的数字素养，树立数字治理理念，特别是运用数字分析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能力。此外，需要转变人才理念，通过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与改善人才成长环境，尽快解决专业化数字人才缺口问题，为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有效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与技术支撑。

三是跨部门协同与多元治理主体有效参与问题。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是一项涉及城市改革发展等方面的系统工程，首先需要通过科学设计，切实处理好科层间和部门间权责不清、认知不同、步调不一等问题。市域社会治理关涉多元治理主体的切身利益，促进各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需要在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科学设置各主体的权责利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提升各治理主体的数字认知与数字运用能力，这是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现代化新局面的根本所在。

要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互动治理格局

主持人：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方面，城市与乡村侧重点有哪些不同？

赵中源：就城市而言，城市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上要侧重于解决数字治理所主张的整体性、系统性治理与传统政府组织的科层制架构间的矛盾。城市数字化治理的难点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传统科层制中的条块分割架构、部门主义权力观念、政府组织架构及其职能设置与数字治理对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不契合。既有政府组织与技术的不匹配、不协调将阻碍城市社会治理数字化向前发展。并且，原有以单一的行政机制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所以，需要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高效协同、整体智治的协作互动治理格局。

就乡村而言，乡村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上要侧重于数字治理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调适与融合。传统乡村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传统乡村治理情境是以乡土人情关系为基础，遵循乡村人情治理规则。数字治理是以技术理性的逻辑，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思维进行过程治理，极力排除人情关系的影响，具有非人格化的治理特征。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数字治理规则与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都存在着张力，乡村熟人社会的乡土性容易导致数字治理规则在乡村社会失灵。所以，要在数字治理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调适与融合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数字化的良好治理效能。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主持人：让社会治理更高效，您有何建议？

赵中源：一是以社会需求和问题为导向提升治理效率。基层治理应该以社会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以本地民生服务为导向，基层社会建设项目要尽可能地吸纳社会民意。此外，在考核制度上，对基层治理绩效的考核应以解决本地突出问题和矛盾为主，将社会公众的评价纳入考核指标，让基层干部更能真正回应社会民众的需求，提升治理效率。

二是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运作提升治理效果。基层社会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中，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地位和特殊作用，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运作。

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效能。基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位。仅仅依靠政府治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的自我治理，需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能将群众性自治力量转换为强大的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构建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基层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