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社会概念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研究的基本背景，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的研究焦点逐渐从是否使用的问题，转向使用何种技术的问题。人们的日常经济关系依赖于电商平台，与政府的互动通过各类政务小程序和App实现，人际关系则通过各类通信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展开和维持。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成为可被计算机程序编码化的社会现象。

编码化展现社会关系新面向

社会关系的编码化，是通过计算机语言重现或规制社会关系的展现形式，进而将一段社会关系维系的情境转化为一种技术—社会整合现象的过程。譬如，通过通信软件和社交媒体维持的社交关系，就兼具了人类行动自然演化出的社交方式和数字技术规制的社交方式的特征。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人类基本的社交逻辑仍旧存在，比如“关注”“成为好友”“社交达人”等基本表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构成了上述社会性行动的基本逻辑：必须点击“关注”才能看到对方的活动；必须经由他人同意“成为好友”，才能实现实时沟通；必须以符合社交平台的方式发言，才能获得平台给予的流量。

在理解社会关系的“编码化”问题上，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数字技术对社会关系的规制与重构已成为常态。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每周人均上网时长为26.7小时，平均每日上网接近4小时。若以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为标准计算的话，相当一部分人一半以上的空余时间都是在互联网中度过，也即当前人们社会关系的延展已经和数字技术深度捆绑。因此，未来对社会关系形态的讨论，应逐渐从有无数字技术介入的讨论，转向对何种数字技术介入的讨论，进而剖析数字技术对社会关系编码化的手段与方向。

第二，社会行动者对编码化社会关系的认可是讨论的前提。一段社会关系是否实现了编码化，并不是基于这段社会关系是否能够被数字技术转化为代码，而是基于这段被转化为代码的社会关系是否真的在多方行动者间发挥作用。譬如，一些地区尝试实现对乡村的数字化治理，通过数字技术在线上打造了一个孪生的数字乡村，但倘若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并无意愿使用上述系统，数字系统就成了悬浮工程。不同主体对社会关系编码化的认可程度不同，也会造成互动过程中对同一类社会关系的错位认知。比如，对“互联网原住民”群体来说，各类即时通信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构成了真实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演化出了繁杂的线上社交礼仪。但是，对成长于前数字社会的群体来说，线上社交活动更像是一种虚幻的社会关系，此类群体更偏好通过线下面对面的社交来维持社会关系，通常也更在意线下的社交礼仪而不是线上社交礼仪。因此，对社会关系编码化的讨论必须置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情境展开。

编码化拓展社会关系匹配和影响路径

社会关系编码化的后果之一，是使得社会关系转变为数字技术可以理解的行动模式，进而形成拓展社会关系匹配和影响力范围的路径。这种关系拓展路径通过以下三个机制实现。

首先，编码化带来的结构化使得各类型社会关系之间可以比较。与原先难以留痕的社会关系活动相比，借由数字平台展开的关系具有更加明显的标准化特征。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公众人物粉丝数、点击率、转发数等数据来比较公众人物的影响力；通过计量即时通信软件中的互动频率、聊天文件大小、是否置顶等指征衡量人际关系亲疏远近。虽然其中的每个指标都存在一定的信效度问题，但编码后形成的结构化数据总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新的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佐证。这种结构化趋势不仅提供了一种对社会关系的计量手段，更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共识，人们将其看作衡量一段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并根据上述指标进一步开展后续的社会交往活动。

其次，编码化带来的数据化使得社会关系形态可被快速传递。在数字平台中，所有社会互动和关系均可以被转化为数据流，这些数据流可以在瞬间传递并被存储、分析、处理和匹配。数据化的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地理位置或时间，进而实现了更广范围的人际关系匹配模式。原先囿于本地面对面社交中狭窄匹配空间的小众需求，通过数据的形态在线上形成了成规模的亚文化群体。近年来，随着青年群体观念的多元化，交友类软件、婚恋网站逐渐成为青年人发展浪漫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说明了多元价值取向更加需要编码化社会关系的技术形态予以支持。

最后，编码化带来的情境化使得社会关系能够被嵌入到更多的场景中。当社会关系被抽离为特定的代码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关系能够被置于更多同样被代码化的社会情境中。以促发公益参与行为为例，当社会关系主要在即时通信软件中展开时，平台方就可以通过鼓励用户转发公益信息的方式，促发用户线上社交网络中其他用户参与公益行动。平台方还可以创生有趣味的线上公益场景，激励用户保持对公益活动的持续关注。上述行为能够发挥效果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关系通过编码实现向数字世界的转移，一旦进入数字世界中，将社会关系再置于其他场景中则变得易于实现。

编码化带来的无实体人“社会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形态可被编码化，造成的另一个社会后果是实体人从社会关系中被逐渐剥离，越来越多的人无需通过和真实的人互动来体验“社会关系”。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后，通过数字技术自编码形成的虚拟“社会关系”的拟真程度进一步提高，加速了上述对实体人替代的进程，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虚拟“社会关系”呈现出优于平均人的社会亲和力。个体的社会化程度通常具有差异，通过各类社会化场所，人们通常仅能实现有限的社会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基于大量线上真实互动数据学习而编码形成的虚拟人，其呈现的社会化程度，或曰社会亲和力，可能将逐渐超过相当一部分真实人类。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人工智能存在的诸如歧视等社会风险后，产生的对模型持之以恒的调整，将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社会亲和力。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处在一段虚拟的“社会关系”中可能比面对实体人来得更加“舒适”。

第二，虚拟“社会关系”有更多的数据能力用于“社交”。与易于遗忘各类信息的人际互动相比，虚拟“社会关系”有能力记录下更多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微观信息，如消费者偏好、用户习惯设定等，通过对用户的痕迹数据分析，实现对社会关系互动方向的优化调整。20世纪60年代的聊天机器人Eliza已经能够通过程序员设定的提示词来选择对话内容，并让与其聊天的真人感受到它的共情能力。2022年6月，谷歌研发的LaMDA对话程序也已经具备了从聊天对象的语言中摘取信息来形成交互的能力，让一位工程师相信该程序是有灵魂的。在对互动对象信息的处理上，虚拟“社会关系”可能将全面超越真实人际关系互动。

第三，虚拟“社会关系”更容易产生超越当前社会认知的技术风险。基于上述能力优势，虚拟“社会关系”可以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互动、高度个性化的体验和丰富的社交场景，也能在互动过程中以互动对象为中心展开一系列行动。这种灵活性、多样性和支配性体验，加速了人们将情感依托于实体人向依托于虚拟人转变的进程。但是，这种虚拟“社会关系”会如何深刻影响几千年来围绕实体人展开的社会形态，其中隐含着怎样的社会解组风险，目前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还未能给出准确的回答。

诚然，数字技术还远未达到以人类的逻辑再造数字人的程度，但持续30年的社会关系编码化进程，使得数字技术已经有能力让相当一部分群体将与虚拟人的互动有意或无意看作真实的社会关系，人与机器已经走向“互生”。如何处理无实体人的社会关系形态，以及预测其衍生的社会风险和结构变迁，将是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设备应用中的健康观念塑造机制研究”（20CSH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