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因具有全球最大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美国在信息战方面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和资源,是信息战的重要发起者和参与者,其信息战的能力备受关注。除了调整信息战的目标,以多种方式全面推进,整合国内各部门而统一行动外,美国政府还积极扩展信息战的同盟,通过吸纳更多国家以形成广泛的信息战联盟,增强信息战的效果,并进一步限制对手国家的活动环境。
【关键词】信息战 美国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美国国家战略上进一步加强了攻击性和针对性,这也使美国的信息战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了“一体化遏制”策略,信息战在外交、情报、经济和贸易等方面成为遏制对手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美国以网络为主要场域,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多种方式全面推进信息战,试图影响和改变目标国家的舆论风向和认知;此外,美国还大力扩展信息战同盟,将更多国家纳入其同盟体系以进一步限制竞争对手的活动环境。国内学界对美国信息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比如:从起源、方式、技术支持和装备等方面讨论美国信息战的发展,从美国信息安全战略角度分析信息战的实施基础,抑或探析美军信息战人才的培养。但对于近年来,特别是拜登政府治下美国信息战的新变化及其趋势,学界还缺少相关讨论,本文则聚焦于剖析美国信息战的新特征与新动向。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信息战的历史溯源
2023年5月4日,国家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披露了CIA在全球各地策划组织实施“颜色革命”事件的主要技术手段,其中包括一款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用于推动通过互联网连接的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长期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世界各地秘密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持续进行间谍窃密活动。信息通信和现场指挥是影响“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的通信技术及其媒体应用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这给美国情报部门对外发动“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信息传播的高速性、多样性和广泛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各地信息都能够实时共享和飞速传递。因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信息战的重要性: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控制来遏制对手并创造有利于本国的信息环境。另一方面,信息的流动性和不可控性会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信息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在信息战方面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和资源,是信息战的重要参与者和发起者,其信息战的能力备受关注。
在“911”恐怖事件后,美国在信息战方面主要是采用防御为主的态势,加强网络设施的建设和安全监控,以防止恐怖主义和对手的袭击。虽然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由防御逐渐走向主动进攻,提出对疑似网络攻击国进行“先发制人”的网络制裁。但从2023年3月发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来看,美国的重点主要放在网络威慑上,通过“向前防御”来防备对国家关键设施的攻击和侵害。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宣布“大赦”推特之际,美国另一家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公布了一份封禁账号名单,在名单中,有一批账号与美国军方有关。这表明美国在信息战上的目的、方式和特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网络防御和威慑进入到影响和塑造认知领域。
美军上校沙弗兰斯基(Szafranski)在1995年对信息战进行过界定,信息战是一种直接攻击信息系统以攻击对手知识或观念领域的冲突。信息战可以作为更大规模、更全面的敌对活动的组成部分(如网络战),或作为唯一的敌对形式进行。2021年,美国胡佛研究所专家菲尔德(Field)也做出了类似的定义:信息战旨在向目标受众传达信息,这些信息被挑选出来,以影响情感、动机、推理、态度、理解、信仰或行为,从而促进行动者的利益。这说明在美国精英中对于信息战的形式和目的有大体一致的认识,即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目标对象的认知系统。此前,美国虽然主要是采用网络防御和攻击,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手的网络设施,但随着国际环境和美国综合实力的变化,美国逐步将信息战的作战领域和目标转移到对象国的认知系统,以营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
信息战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战略调整而变化
信息战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和信息技术不仅决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同时也是影响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因素。国家依据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变化调整国家战略,而信息战的内容、特点、方式和领域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出台了名为《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的网络安全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创新和保护网络,预防网络犯罪,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增强国际合作与加强政府网络安全管理。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在信息战上主要是防范对手的网络袭击,保护自身的网络设施和安全。在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也颁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同样强调对网络设施的防护,并确保网络安全。但在这份战略中,特朗普提出了“向前防御”的概念,当认为有可能遭遇到袭击时,美国将率先攻击对方,这意味着美国信息战由防御转向了主动进攻。2023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了最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强调了进攻的态势,并极大地扩展了信息战的范围。在该战略中,提出了5项支柱,除了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建立国际伙伴关系外,还强调要打击和摧毁威胁行为体,并且扩展信息战的范围,扩大公私合作,通过公私部门间的合作来打击敌手,并塑造市场力量以推动安全和弹性。这说明在信息战上美国将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入私人领域,通过市场和投资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规则,以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环境。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家战略中也加入了更多的针对性和攻击性。在202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中提出:围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竞争,构建全球性战略;强化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和合作,同时加强与亚洲盟友和伙伴的合作,以应对所谓“中国的威胁”。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是明确提出实施“一体化遏制战略”,要求综合运用全面的国家安全工具,包括军事、外交、情报、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手段,以防止对美国和其盟友的任何潜在挑战。按照这一战略,信息战就不再仅仅是发挥防御对手网络攻击和保护国内基础设施的功能,信息战在“一体化遏制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承担着军事打击的功能,在外交、情报、经济和贸易等方面也将成为遏制对手的重要工具。
美国以认知系统为目标全面广泛推进信息战
有些学者认为海湾战争是信息战的开端,但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就对苏联进行过大规模的信息战。美国利用掌控的媒体对苏联民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虚假新闻宣传,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民众的认知。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决策者被认为对于战争的非物质元素的强调逐渐减少,因为已经战胜了其意识形态对手,在其后几十年中,关于信息作战,美国更倾向于在更狭窄的军事背景下框定这些活动。而拜登政府所提出的“一体化遏制战略”则表明仅依赖一种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可能已不足以限制竞争对手,美国意图在包括外交、经济和信息在内的所有国家实力领域去遏制对手。这一全面遏制方式侧重于在军事手段之外的竞争中调动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不仅要求能够协调美国各个重要机构,包括国防部、国务院、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并且除了常规军事能力——侧重于摧毁目标国并占领其领土,还要发展非常规军事能力——在各国民众中争夺影响力和合法性,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家民众的认知系统,增强美国的影响力,进而破坏对手的信息环境和决策能力。
信息市场假定人们会理性处理信息,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不会这样做。相反,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会影响其认知、决策和行为,而信息环境就是信息战的作战环境。近年来,美国国防部对信息环境采取了越来越全面的理解,在关于信息环境的界定更新中指出,它“包含和聚合了许多社会、文化、认知、技术和物理属性,这些属性对个人、群体、系统、社区或组织的知识、理解、信仰、世界观和最终行动产生影响”。信息战则是作用于对手的信息环境,通过分析对手的决策方法、心理优势和弱点,改变信息环境,进而影响认知系统这一“关键因素”,改变其国家行为以实现制胜目的。
在网络化时代,信息的传递、聚合与处理绝大部分经由网络,网络构成了最主要的信息环境,信息战的作战场域也集中在网络。美国不仅利用其全球性的媒体和文化传播力量,通过电视、电影、音乐、游戏等方式向全球传播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加强其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并且,美国政府和军方还大量使用如社交媒体、搜索引擎、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以及其他信息手段,并通过专业化和系统化的信息操作机构以及不同机构和部门的跨界合作,进行各种形式的信息战,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政治宣传、发起网络攻击、进行网络监听和监控、组织网络破坏活动等。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美国发起信息战的重要媒介。这是由于社交媒体平台以其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能够对庞大人群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又因为人们在认知上的非理性,使得社交媒体的大规模简单重复成为人们相信谬误的可靠方法。美国正大量地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投放虚假账号,广泛传播虚假信息、操纵信息、煽动情绪、制造舆论导向,误导对手的决策行为,并制定和传播战略大叙事,促使国家行为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
扩大信息战同盟并进一步限制竞争对手的环境
除了调整信息战的目标,以多种方式全面推进,整合国内各部门而统一行动外,美国政府还积极扩展信息战的同盟,通过吸纳更多国家以形成广泛的信息战联盟,增强信息战的效果,并进一步限制对手国家的活动环境。
在欧洲,美国不断强化与其北约盟友在信息战上的合作。2010年11月,北约更新了“里斯本战略概念”,强调需要更彻底地应对快速发展的21世纪的安全挑战,包括网络攻击。该政策的重点不仅仅是保护北约自身的网络,还包括建立商定的基准来保护盟国的国家网络。2014年的威尔士峰会提出了加强网络防御的政策,将网络领域作为其关键的政治和战略重点之一,强调成员国的合作与统一行动,把网络与联盟的集体防御联系起来。2016年华沙峰会上,北约承认网络空间是军事行动的一个新领域。2018年2月,北约成员国在北约军事指挥机构内设立了一个网络行动中心,该中心旨在加强北约成员国在网络空间的防御和应对能力,提升网络安全的整体水平。这些举措表明在美国主导下,北约在信息战上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网络合作平台。在这一平台的基础上,美国将更为全面和跨领域地实施信息战。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及其盟友就利用这一平台,为乌克兰提供网络防御,并实施大量的网络攻击,还利用互联网散播各种虚假信息,歪曲和塑造对俄罗斯不利的国家形象。
在亚洲,在原有的军事同盟基础上,美国为维持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不断深化其安全联盟,大力推动“美、日、印、澳”组成的四国机制,深化与印度的关系,努力促进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推广有利于美国的网络规则和扩展美国主导的同盟。这就使得美国可以更为便利地在同盟国家的网络中安插信息操作人员,在多个网络中散布有利于美国的信息,塑造美国主导的信息环境,以形成在信息环境上对竞争国家的排斥和限制。同时,这一跨国网络还在不断扩展,美国的网络标准和规范不断在其他国家得以实施,这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渗入这些网络并实施信息战提供了极大助益。美国还积极与东盟国家及其个别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进行接触,在网络扩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这些国家在治理体系和技术能力上存在差异,并且存在竞争性国内优先事项,但东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采用一致的电子商务法律框架的地区,他们采用了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的网络安全框架作为全球通用语言,以与不同行业部门和其他国家进行沟通。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出台了新的《印太战略》,这是拜登政府发布的首份,也是美国政府发布的第二份印太战略。该战略提出了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地区安全和繁荣等五大政策目标,也提出了“一体化遏制”策略。对于中国,《印太战略》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其运作的战略环境”。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和发布更加方便,我们更需要重视信息战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也可能需要更加精确地抓住群众的心理诉求和情感需求。以国家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为例,针对CIA对我国发起的高度体系化、智能化、隐蔽化的网络攻击,境内政府机构、科研院校、工业企业和商业机构如何快速“看见”并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尤为重要。报告建议,为有效应对迫在眉睫的网络和现实威胁,我们在采用自主可控国产化设备的同时,应尽快组织开展APT攻击的自检自查工作,并逐步建立起长效的防御体系,实现全面系统化防治,抵御高级威胁攻击。
随着美国信息战的不断推进,塑造环境的含义得以彰显,即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进行遏制,同时在网络和信息上也要“塑造”中国的活动环境。对中国而言,面对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冲击下更为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不断推进的信息战策略,应该做好以下应对:首先,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建设提高自身信息安全水平,防备对网络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警惕网络和媒体中的虚假信息传播,追溯传播源头,防范大规模虚假账号所进行的信息散播和有意识地对民众认知系统的引导。其次,继续推进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这是防范美国“一体化遏制”和信息战的最有效策略。在对外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了解中国,通过广泛交流和加强经济互赖,促进和其他国家的互信与合作。再次,坚持经济发展。发展经济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国家的核心任务。通过经济发展也可以让世界更清楚和形象地理解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进而更有效防御信息战中的虚假信息和信息扭曲。最后,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在守住底线、防止冲突的同时,也可以建立和恢复某些重要领域或重要团体的交往与合作,增加和积累信任,并进一步扩展合作,分化和缓解美国的一体化遏制战略。
(作者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山东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刘勃然、魏秀明:《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发展历程、演进特征与实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黄迎馨:《信息战及其发展》,《情报指挥控制系统与仿真技术》,2000年第6期。
③卢新德:《论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的扩张性》,《当代亚太》,2005年第7期。
④刘晓元、庞波:《美军信息战人才培养透视及其启示》,《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5年第3期。
⑤[日]小绳国雄,江新凤编译:《IT革命与美日海军发展》,《国际展望》,2001年第15期。
⑥吴非、李旋:《地缘政治博弈下俄美信息战中的媒体角色》,《对外传播》,2022年第6期。
⑦杨光斌等:《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2期。